丝绸之路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运河，古代河西走廊则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不仅是商路，更是文明交融的血脉。其遗迹、文献与艺术共同构成了古代欧亚大陆商贸交流的历史见证。

一、河西走廊的地理枢纽与战略地位及商贸兴衰见证

（一）地理枢纽与战略地位：古代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龙首山与合黎山之间，形成一条天然走廊。占据河西走廊近可攻退可守。其特殊地理位置不仅使其成为中原与西域的咽喉通道，还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

（二）商贸兴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朝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汉武帝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将烽燧与驿站体系深入到阳关、玉门关，打通河西走廊，保障商路安全。唐朝设安西都护府，推行“过所”（通行证）制度，粟特商人、波斯商队频繁往来。敦煌文书《沙州图经》记录了商路驿站、水渠及贸易细节。河西走廊成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商旅资助开凿石窟（如莫高窟等），商队首领形象常现于壁画。 随着海运兴起和西北战乱，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但河西走廊仍通过茶马贸易维系中原与藏区的联系。

（三）商贸交流的实物见证：敦煌莫高窟 壁画中描绘商队、胡商、骆驼驮运场景（如第45窟“胡商遇盗图”），以及西域服饰、乐器等元素，直观反映贸易与文化交融。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粟特文信件等文献，记录了商品种类、关税制度。嘉峪关与长城遗址 明代嘉峪关不仅是军事要塞，也是商旅通关的枢纽，关城出土的“关照”（古代护照）印证了贸易管理机制。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瓜敦公路甜水井南侧，是汉代驿站遗址，曾出土2万余枚简牍，记载了西域使团接待、货物转运（如苜蓿、葡萄传入中原）及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往来。黑水国古城与骆驼城 黑水国古城与骆驼城遗址中发现中亚钱币（如萨珊波斯银币）、玻璃器皿、西域织物残片，证明当时多元商品流通。

（四）商品与技术的双向传播：河西走廊不仅加速了商品流通，还促进了技术文化交流，城市也随之兴起。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漆器、造纸术、冶铁技术、凿井技术经此西传，西域的良马（汗血宝马）、玉石、香料（如胡椒、乳香）及葡萄、苜蓿、佛教造像艺术、乐舞（如琵琶、箜篌）、伊斯兰教艺术、中亚的玻璃、金银器传入中原。河西走廊几乎同时也成为军事防御与文化交流的前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商队、使节、僧侣在此往来不绝。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凉州）等城市因贸易繁荣，成为国际商埠和文化交融中心。

二、山陕会馆与商贸文化形成

（一）山陕会馆背景与功能

随着经济繁荣，城市兴起，贸易形式也形成了官方贸易和民间商帮两类。官方贸易是以汉唐的“朝贡贸易”和明代的“茶马互市”均以河西走廊为据点。民间商帮是晋商、陕商（合称“山陕商人”）活跃于西北，利用河西走廊将内地货物运往新疆、蒙古，甚至远达俄国。但是商帮也遇到极大的挑战，如商队需穿越戈壁、荒漠，面临匪患、恶劣气候和语言障碍。为保障安全与利益，商人结成商帮，建立会馆、镖局等组织。

山陕会馆是商帮文化的载体，主要功能一是同乡互助：为山西、陕西商人提供住宿、仓储、议事场所，调解商业纠纷。二是信仰凝聚：多供奉关公（晋商信仰的财神与义气象征），强化群体认同。三是信息枢纽：传递市场行情、政策变动，助力商业决策。会馆不仅通过组织贸易、规范行规，促进了河西走廊与内地、西域的物资流通，同时也推动了金融业（如票号）在西北的发展。十里繁华地，百年古会馆。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就是古代河西走廊商贸交流的一座节点城镇,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的古镇。位于古浪县土门镇漪泉村的山陕会馆是河西走廊商贸交流的历史见证，是山西、陕西商贾联乡谊、祀神明、敬神庥、办义园的处所。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文化与商贸川流不息，土门镇山陕会馆反映了陕西、山西商人在土门做生意的历史，是丝绸之路商贸交流的历史缩影。2005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山陕会馆的历史沿革

食盐开中制度，开中法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以盐、茶为中介，招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方法。山、陕商人在明洪武时期，替朝廷向九边防御体系后勤补给。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即食盐开中制度)。两省商人励精图治，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河西走廊进行商贸交易，赚取了巨额利润，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山陕会馆的修建，山陕商人从盐业起步，逐步发展到药材、粮、油、皮毛、棉、布、茶、金融等各个行业,将商贸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出于商业信息交流和资金往来的需要，晋商陕贾联手出资，在各地修建了山陕会馆。古镇土门的山陕会馆就是其中之一，据《古浪县土门镇山陕会馆修缮碑记》记载：土门古镇，汉唐辟疆，屯垦戍边，农牧并举。塞上商埠，贸易市廛，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晋商陕贾，贸易兴盛，祀神明, 联桑梓。自山陕会馆建成就为武威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山陕会馆精湛的建筑艺术

结构和外观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岁月变迁、繁华隐去、风貌尚存。古浪县土门镇山陕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元年(1661)，后于道光年间（1821）重修，占地面积737.04平米，由大殿、马王殿、厢房、钟鼓楼组成。坐北朝南，大门朝南，呈长方形，以正堂大殿为中心，殿前有东西钟楼和鼓楼。西侧为马神庙，东西有厢房各一座。正堂大殿为单檐硬山顶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前卷后脊，雕梁画栋。东西演义厅、两廊厢房及钟鼓二楼对峙。清道光元年又建马祖庙，内塑马祖，壁绘天马腾飞图，栩栩如生。整体构筑匠思独运，构思奇巧，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宏伟壮观、气势恢宏。建筑错落有致,布局紧凑，将精湛的雕刻艺术与精巧的建筑结构和二为一，典雅大方、保存完整，建筑结构和装饰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

殿内绘画、雕塑、雕刻艺术精美。古浪县土门镇山陕会馆是商业会馆建筑与关帝庙建筑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是儒家“义”文化传承体现的典范。殿内塑奉武圣关羽，构图精妙，神采奕奕。大殿东西两侧残存《三国演义》故事壁画,如东壁之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煮酒论英雄；西壁之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以及龙马驮图、梅兰竹菊等，绘画人物众多且形象传神。西侧为马神庙，面阔一间，两侧厢房对称，各面阔三间。山陕会馆的建筑艺术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工艺技术。会馆的建筑装饰汲取了宫廷建筑和民居建筑的特点，展现了多样性、地域性、独特性的艺术风格。山陕会馆不仅是武威古代建筑的瑰宝，而且是研究建筑史、商业史、经济史、戏剧史以及书法、绘画、雕刻艺术史的珍贵资料。

（四）山陕会馆厚重的文化内涵

山陕会馆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诚信经营。山陕商人创家立业、兴宗耀祖是他们鏖战商海的精神动力。山陕会馆供奉的神像是关公，关羽以其忠诚和义气著称，山陕商人就把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商业活动中强调诚信为本，遵守商业道德，建立长期稳定的商业关系。“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会馆的匾额、楹联写满了对关公的赞颂之词,极力推崇关羽的忠义思想。据《古浪县土门镇山陕会馆修缮碑记》记载：前廊卷棚下悬挂武威进士张美如题写“天地同流”、牛鉴题写“日在天之上”匾额。山门内是四面带彩的悬山式戏台，正面悬挂“碧落云横”、北面悬挂“韵叶宫商”匾额。……山门内是四面带彩的悬山式戏台，正面悬挂“碧落云横”、北面悬挂“韵叶宫商”匾额。匾额上所刻文字、楹联、行书、正楷兼备，为书法家所称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山陕商人的经商规则,他们认为明义理、讲义气、遵义方、兴义举、尽义务，才能结交更多的同行，使生意兴隆。

团结协作。途径古浪县土门镇的山陕商人大多从事的是远途贩运，商人们面临商旅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和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出于纳言、求财、避凶的心理需要，希望求得神灵的庇护，抱团取暖，携手并进。关羽与刘备、张飞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关羽以“忠义”著称，他的故事和精神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楷模的代表。在会馆中祭祀关羽，不仅是对个人英雄的纪念，更是对忠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鼓励商人和从业者秉持诚信、正义的商业道德。而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又与山西相邻，故两省商人认为有乡亲之情的关公会尽力庇护自己，保佑自己生意兴隆。会馆不仅是商人聚会的地方也是文化传播的场所。这就展现出两地商人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地域自豪感，陕西和山西两省商人联合起来，经常在山陕会馆聚会, 共谋发展、荣辱与共、团结协作、行商天下。山陕会馆逐渐成为接待官府人员的重要场所，山陕商人的商业发展也由此受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自此商业活动也融入了主流社会。山陕商人的贸易活动，极大丰富了河西走廊的商业文化，把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积善行德。山陕会馆大力兴办义举，为同乡商人在异地提供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山陕会馆兴办义举体现了对中国“义”文化的尊崇与弘扬。对生者的服务主要以济贫义捐为主, 如救济灾民、修筑道路、修建城墙等,使同乡商人幼有所教，伤有所疗，老有所养。对死者的服务主要是办有“义园”、“墓地”，主要有施棺、寄柩、设义冢和运灵柩回乡,以使同乡能够落叶归根，体现了对商人生命的最终关怀。  

三、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河西走廊的商贸网络与山陕会馆的运作，既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又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存会馆建筑、壁画、碑刻等是研究商帮文化、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河西走廊与山陕会馆的历史商贸遗产不仅是古代全球化雏形的见证，更揭示了文明互鉴的规律，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历史参照，作为历史缩影，凸显了商贸通道在文明互鉴中的持久价值和河西走廊的开放精神与跨文化合作模式的现实意义。

作者：王丽霞，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2025年第7期《炎黄地理》，注释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