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通史》是由甘肃省政协、兰州大学、武威市共同策划，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共同实施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凉州文化工程项目，旨在探究两千年来凉州的历史地位，梳理凉州历史脉络。凉州在历史发展中已成为武威的代名词，是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乃至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孔道。贯通式梳理凉州历史，展现凉州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将有力促进凉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遣霍去病两征河西，迫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归汉，金城河西至盐泽空无匈奴，随即河西被纳入汉朝版图。西汉政府置武威等河西四郡以隔断羌与胡通之路，连通西域，在武威构筑边塞，兴修水利，移民屯田，设置驿站，当时自长安出发的南、北两条驿道总凑于武威，后合为一路向西连接河西张掖、酒泉、敦煌诸郡并通往西域，武威由此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之地。新莽时期，西域局势恶化，焉耆起兵杀西域都护，王莽多次抽调武威等河西四郡精兵前往征伐。新莽覆灭，中原大乱，窦融率武威等河西五郡保据一方，并派遣使者归顺东汉。东汉时期，武威郡继西汉之余脉，发挥其北接匈奴、西通西域的地缘优势。尤其在长期的对匈奴战和及百年羌乱中，武威的外交与军事地位日益提高。汉末兴平元年（194），在武威新置雍州，武威的凉州军政中心地位初步形成。经过两汉的经营，至东汉商贾云集、市日四合，武威郡不仅仅是河西政治军事重镇，而且是对外交流交往的都会城市。

魏晋十六国时期是凉州发展的重要阶段，曹魏置凉州以姑臧为治所，武威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中心。西晋咸宁年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一度占领凉州，马隆奉命出征，恢复了西晋在凉州的统治。西晋末年，凉州再度陷入乱战，逐渐沦为各个地方势力角逐的战场。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拉开了张氏家族经营凉州的序幕。对应于凉州稳定，中原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入华，大量中原地区的居民避乱凉州，将中原文化带到武威，促进了武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前凉、后凉和北凉政权，相继以姑臧为都城，特别是前秦苻坚派遣吕光出征西域，将龟兹乐带到武威，正逢淝水之战苻坚失败，吕光遂在武威建立了后凉政权，龟兹乐与西晋的汉乐在凉州融汇形成西凉乐，成为隋唐燕乐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凉依托武威，在与西凉、南凉的角逐中成功取得河西地区的控制权，武威地区社会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五凉时期的武威科教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姿态，既保存了中原文明精髓，又吸纳游牧与西域文化，最终通过北魏统一重新注入中华文明主流，成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样本。另外凉州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天梯山石窟的兴造、鸠摩罗什在河西传法、凉州官寺的修建，无不体现佛教在当地的深厚影响。北魏灭北凉，北魏太武帝迁徙凉州三万余户于平城，破坏凉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从割据政权的都城，变成地方重镇，但是却对北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北魏先后设凉州镇、凉州，稳固北魏统治秩序。西魏于武威分置西凉州，北周置凉州总管，随着中原北方局势的稳定及丝绸之路的繁荣，凉州经济得以昌盛发展，其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力再度上升，发挥着“上承汉魏、下启隋唐”的关键作用。

隋文帝继承北周置凉州总管府，统辖凉、甘、瓜等州，这里是隋朝治理河西的核心。隋炀帝改凉州为武威郡。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张掖成为隋经营西域的政治重镇和国际商贸都会，凉州的地位有所下降。唐初置凉州都督府，是管理河西诸郡军政事务的重要机构。景云二年（711）置河西节度使，治所武威郡，管辖河西诸郡的政治军事事务，而凉州境内的赤水、大斗、建康等军及张掖、白亭等守捉的设立，构建起防御突厥、吐蕃，保障丝路的军事屏障。魏晋以来生活在凉州的粟特人部落影响整个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唐朝长安地区的粟特人多数都是来自凉州地区，唐初收复凉州就是依靠这里粟特人安氏的力量。彼时唐朝的西部强邻吐蕃，自贞观八年（634）遣使朝贡以来，与唐在河陇、西域一带始终有所争夺。凉州作为唐蕃争夺的重点区域之一，很多战事即发生于此，如唐前期著名的洪源谷大战，其战场就在天梯山石窟南边；发生于开元十五年（727）的唐蕃大战正是以河西节度使为中心展开的。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中央紧急抽调大批河陇驻军赴中原平叛，致使凉州一带的防御力量突然空虚，吐蕃遂得以乘虚而入，于广德二年（764）攻陷凉州，并在此设置凉州节度衙（mkhar tsan khrom）。节度衙内部，有以茹本、乞利本、节儿、千户长等组成的职官体系，以及以大、中、小防御使为主构筑的城镇警备系统。通过这种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吐蕃实现了对凉州地区长达近百年的统治。会昌二年（842），吐蕃的末代赞普朗达玛因灭佛招致杀身之祸，吐蕃国内陷入混乱，其在河西一带的统治随之松动，为誓心归国的敦煌豪族张议潮提供了契机。张议潮首先收复瓜沙二州，咸通二年（861）收复凉州，恢复凉州节度使建置，凉州属归义军管辖，形成东至灵武、西到伊吾的疆域范围。咸通八年张议潮归阙，凉州很快就归属唐朝管辖，乾符三年（876），唐王朝改河西都防御辖区为凉、甘、肃三州，天佑三年（906）唐朝灭亡，河西统治随之瓦解。

五代凉州为诸种势力盘踞，政治形势复杂，控制着中原与河西之间的交流往来的交通道路，名义上归属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割据政权，中原政权仍以泾原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设置凉州留后等方式实施行政管辖，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北宋建立后，经河西而西行求法僧人逐渐增多，客观上展现出丝绸之路的畅通。此时的凉州为六谷蕃部所控制，他们通过朝贡等方式，不断加强与宋朝之间的交往，至道二年（996）殿直丁惟清被朝廷任命为西凉府知府，凉州地区名义上获得宋朝的管辖，开创了该区域“蕃汉共治”的新局面。明道元年（1032），李元昊率兵攻取甘州和凉州，党项势力开始实际掌控凉州，并开启了凉州的西夏时代。凉州升级为区域核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共同塑造了凉州作为丝路枢纽、佛教圣地与多民族交汇之地的独特身份。

元代时期的凉州，其行政建置呈现出“军事控制——宗王出镇——行省统辖”的阶段性演进特征。阔端依托凉州东连关中、西接西域、南控吐蕃的地缘优势，构建以王府为核心的统治网络，完善驿站体系，并通过“凉州会盟”实现对藏区的间接羁縻，使凉州成为西北边疆的政治与文化辐射中心。蒙哥汗时期通过“削藩限权”压缩阔端系宗王的权力范围。元世祖时期设立永昌府，标志着凉州被正式纳入“行省——路——府——州”的层级化行政体系。经济上依托军民屯田、驿站制度等推动农业、畜牧业与丝路商贸的发展，凉州重新成为东西物资流通的枢纽。民族与文化方面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通过宗教与制度双重机制推动，促进了语言、习俗、艺术的相互融合，共同塑造出开放而包容的社会文化生态。

明代凉州是西北边防的战略要地，自洪武九年（1376）至正统三年（1438），明朝在凉州地区先后设置了凉州卫、永昌卫、镇番卫、古浪守御千户所等三卫一所，扼守河西走廊东部门户，成为维护河西稳定的重要基地。军事层面，明朝在凉州地区逐步修筑军事设施，逐渐构筑了以长城为代表的城、堡、寨、关一体化边防体系。经济层面，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凉州地区人口稀少，田野荒芜。移民实边、发展屯田、建设驿传体系以保障军队后勤和军需供给始终是明朝在凉州地区的重要任务。文化层面，明朝逐渐构建起国家正祀体系，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宗教政策，使得凉州在多民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格局。

清代凉州辖区广阔，是“甘肃咽喉，通省关键”。甘肃西路驿道穿过凉州境内，是内地与新疆政治、经济、军事往来的孔道。清朝雍正三年（1725）设立凉州府，治武威县，领五县一厅：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及庄浪厅。乾隆初年，设立凉州将军、庄浪副都统，修筑凉州、庄浪满城，驻扎八旗兵，同时驻扎凉州镇绿营兵，后裁撤凉州将军，设凉州专城副都统。清代凉州人口增长较快，水利设施和水利制度完善，农牧业及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儒学教育成效显著。清代凉州在平定青海、统一新疆、管理西藏事务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清廷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依托。凉州在平定历次甘、青、宁、新地区错综复杂的战乱中发挥了军镇和“砥柱”的作用，维护了清朝西北地区的统一局面，见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作者简介：郑炳林，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来源：武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