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武威古城的残垣上回望，十六国的风沙仍在诉说一段被低估的文明往事。当张轨的学堂响起《诗》《书》诵读，当谦光殿的胡汉使者举杯共饮，当市集里的译语人穿梭于梵音与汉语之间，凉州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这片被祁连雪水滋养的土地，用三百年的多元共生，为鸠摩罗什的到来铺就了文化地毯，让文明交融在此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拉开了“五凉”历史的序幕。这位出身中原士族的政治家深知：“天下将乱，河西独安”的地理优势若不与文化建设结合，终将沦为昙花一现的割据。于是，他推行“课农桑，兴学校”的治国方略，在姑臧城（凉州治所）“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晋书・张轨传》）。这一举措将中原文化的核心载体——学校教育完整移植到河西大地，为文明交融筑牢了根基。

张轨的文化远见在其子张骏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史载张骏“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殿内分设“宜阳青轩、朱紫画室、宾遐堂、玄武堂”，分别接待中原、西域、北方草原等不同地区的使者。宜阳青轩陈设《诗》《书》礼乐接待中原士族，宾遐堂展示琉璃珊瑚迎接西域使者，玄武堂备有穹庐酪浆款待草原部族，一座宫殿便是一幅浓缩的文化地图。

这样的文化政策催生了惊人的文化集聚效应。当时的姑臧城 “街衢纵横，市井林立”，中原士族带来的礼乐典籍与西域胡商传来的异域文化在此碰撞交融。敦煌学者李正宇统计，仅前凉时期涌入河西的中原学者就有郭瑀、刘昞等数十位，他们“教授弟子数百人”，使河西地区“儒风不坠”。与此同时，西域僧人竺法护在凉州翻译佛经、建立寺院；龟兹乐师带来的琵琶、箜篌与中原的琴瑟箫笛同台演奏，形成“儒释并存、胡汉共舞” 的文化氛围。

凉州的文化融合在艺术领域尤为显著。前凉墓葬壁画中，既有展现中原农耕场景的牛耕、扬场画面，印证着张骏《东门行》“嘉苗布原野”的景象，体现中原农业文明与本地实际的结合；又有融合佛教莲花纹样与中原青龙白虎图案的“佛兽镜”，两种文化元素和谐共生，直观展现了艺术融合的特征。到鸠摩罗什到来时，凉州已“寺塔林立，僧众数千”，宏藏寺、海藏寺等著名寺院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场所，前凉奠定的文化繁荣为其弘法准备了“文化温床”。

凉州“左据黄河，右阻祁连，襟带西陲，翼蔽秦陇”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不可替代的枢纽。汉、匈奴、鲜卑、羌、氐等多个民族在此长期聚居，汉语与各种胡语形成了“言语颇与华夏同，又杂羌胡方言”（《魏书・西域传》）的共生状态。

前凉政权推行的“双语并行”政策强化了这种包容性。官方文书虽以汉语为主，但不排斥胡语使用。出土的前凉“买驼契”文书中，既有“汉民王二狗从鲜卑部人乞伏某买驼一头”的汉文记录，末尾又附有鲜卑语的“交易确认”短语。这种日常化的语言接触，让凉州成为天然的 “语言实验室”。

对于初到凉州的鸠摩罗什而言，这种语言环境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他初到姑臧时“能通胡语而汉语生涩”，想表达“佛法如灯，照破无明”却说成“佛道如炬，烧尽黑障”。但凉州的语言包容性让他未陷入孤立：在官学听中原雅言诵读，在市集学鲜活凉州方言，在寺院与西域僧人用梵语交流。这种多层次刺激契合语言习得理论，加速了他的汉语掌握进程。

凉州的“翻译群体” 传统尤为珍贵。前凉时期已有专门的“译语人”群体，他们“通胡汉之语”且熟悉双方文化。鸠摩罗什曾向他们请教，记录下“汉言‘空’者，非胡语‘无’义，乃‘无自性’之谓”等笔记（敦煌文书 P.2048 残卷）。这种专业支持不仅助其学好汉语，更让他理解了汉语背后的思维方式，为日后译经奠定了基础。

五凉时期的凉州社会呈现“胡汉杂糅、士庶共融”的独特结构。中原士族的宗法制度与西域部族的部落传统并存，儒家“仁义礼智” 与佛教“慈悲平等”相互渗透，形成弹性十足的社会秩序。

宗教领域的多元共生尤为突出。前凉君主张祚“起谦光殿，画以佛教图像”，将佛教艺术纳入宫廷文化；普通百姓则“初一祭孔，十五礼佛”，形成独特生活习惯。出土的前凉墓葬中，既有儒家《孝经》抄本，又有佛教“阿弥陀佛”铭文，甚至出现“左手持《论语》，右手握佛经”的陶俑，这种“多元信仰不冲突”的心态为鸠摩罗什弘法减少了阻力。

经济层面的互补性强化了文化融合。中原移民带来的农耕技术与西域胡商的商贸网络结合，让凉州成为“农桑兴旺，商旅不绝”的富庶之地。姑臧城“胡商区”内，波斯香料、印度宝石与中原丝绸、茶叶交易频繁，交易双方“用汉语讨价，用胡语清点”，日常互动促进了语言文化交融。鸠摩罗什在《大智度论》中记载：“凉州贾人，汉胡杂居，言虽异而心相通，利虽争而义共存”，正是这种融合的生动写照。

建筑领域也体现文化创新。前凉张轨大规模营建姑臧城至七城规模，城门依汉制用阴阳五行命名，却打破传统宫南市北布局，创造出宫北市南的新格局，对后世都城规划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文化融合的独特范例。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说，真正的文化融合发生在 “共同体” 的日常互动中。五凉时期的凉州社会正是这样的文化共同体——不同民族在田间地头、市集茶馆、寺庙学堂的日常接触，培育了“和而不同” 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成为鸠摩罗什文化转型的社会基础，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凉州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间，书写出一幅生动的多元生活画卷。

作者：徐兆宝，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武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