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古称凉州，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战略重地之称。2000多年前，一条绵亘万里、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方文明交流发展的恢宏篇章。从那时起，武威如一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这条古老的通道上，光彩夺目，魅力四射。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惊艳世界，“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名传千年，“凉州会盟”历史见证地彪炳史册，“陇右学宫之冠”武威文庙斯文鼎盛。东西方文化杂糅荟萃、融汇贯通；多民族聚居交流融合、互学互鉴，书写了天马故乡、书城不夜的灿烂辉煌，造就了五凉京华、河西都会的繁荣富庶，孕育了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凉州文化。凉州文化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凉州文化的概念

     古代的凉州，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舞台、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博大的凉州文化。关于凉州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吸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整理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即凉州文化是以武威为中心，在河西、陇右一带长期形成的以“凉州”为象征或意象的边塞文化的泛称。涵盖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商贸、文学、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是古代丝绸之路甘肃段上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精华，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文脉赓续的典范。

二、凉州文化形成的历史脉络

    （一）史前时期

       武威历史悠久，早在5000多年前，凉州先民就在这里生活繁衍，创造了马家窑、齐家、沙井等璀璨夺目的史前文化。在已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器物。武威皇娘娘台属于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器物反映了当时原始农业经济、原始畜牧业十分发达，为人们整理研究齐家文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出土的玉石器多达83件，说明此地曾是“西玉东输”的必经之地。民勤沙井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既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罐石斧，也有青铜器时代的铜刀铜镞，还有大量的金耳环、绿松石、贝壳、蚌珠等饰品。

（二）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时期，乌孙、月支、匈奴等游牧民族先后在河西驻牧。姑臧城与休屠城的修筑，开启了武威城市发展史上新的篇章。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武威开始设置郡县，为凸显汉朝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武威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和商埠重镇。西汉时设十三州刺史部，武威属凉州刺史部。两汉时期的凉州，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隔绝羌胡”的战略要地，是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垒，是守护长安的天然屏障，又是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中西交流的重要驿站。汉武帝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来自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及儒学文化等先后在包括武威在内的河西地区推广开来，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仪礼简》《医药简》《王杖简》为代表的“武威三简”及“白马作”汉笔等在武威境内出土，证明先进的中原文化已经在河西得到长足发展，凉州成为儒学西进过程中的重要地区。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显示了汉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铜奔马以其巨大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三）魏晋时期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即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历史上称之为“五凉”。河西地区自张轨始，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开始振兴文化教育。此后，五凉政权普遍敦崇儒学、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倡导私学，从而使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得以保存延续，出现了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张轨在姑臧城建立学校，并征召河西各地的贵族子弟五百人入学就读。前凉在西域设置高昌郡，首次把郡县制度推广到西域。前凉时期姑臧城建筑格局，影响了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城营建。后凉期间，鸠摩罗什留驻十七年。海藏寺灵钧台，大云寺、天梯山石窟、鸠摩罗什寺等都是五凉时期的文化遗存，所有这些都见证了凉州在佛教东渐中的历史地位。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在武威先后设置凉州总管府、都督府、河西节度使，武威成为河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唐玄奘路过凉州时赞叹道:“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岑参“凉州七里十万家”等诗词，足可见唐初凉州城经济贸易繁荣发展的盛况。五凉时期流传的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以及从中原地区传入河西的清商乐等交汇融合，后流传至中原地区，广受喜爱，并在隋唐时代被定为官方正乐；王维、岑参、高适、张籍等许多边塞诗人，他们来到武威，创作了大量以《凉州词》《凉州曲》为名的诗篇，以“凉州词”或以凉州为背景的唐诗有一百四十多首。大云寺之名源于唐代，古钟楼悬挂之钟为唐钟。武威也是吐谷浑文化的摇篮，663年，吐蕃攻灭占据青海的吐谷浑王国，吐谷浑首领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率领王族几千帐来到凉州南山，留驻了9年。

（五）西夏时期

       西夏时，凉州为西夏辅郡，西夏政权对凉州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西夏碑》记载:“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生动描绘了凉州作为西夏西部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况。西夏政权把凉州大云寺改为护国寺。1092年冬天，武威地震导致护国寺佛塔倾斜。西夏梁太后及国王李乾顺下诏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于1093年6月动工，重新修建装饰了感通塔及寺庙，次年正月十五工程完毕后，遂立碑刻铭，即《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

（六）元朝时期

       1247年，蒙古皇子、西凉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首领萨班举行了“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奠定了基础，为西藏地方赢得了和平与安宁，推动了西藏地方的发展，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萨班在凉州还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完成了凉州四部寺（白塔寺、金塔寺、海藏寺、莲花寺）的扩建，使凉州佛教寺院得到了恢复和保存，成为了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在凉州生活了八年的萨班的侄子八思巴后来被尊为帝师，并创立了蒙古文字。凉州区永昌镇出土的《高昌王碑》《西宁王碑》等刻有蒙文、回鹘文的双语碑铭是武威金石的又一大特色，对于研究民族史、西北地区历史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历来被西夏史、元史及西北边疆史的专家学者所重视。

（七）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武威文化又迎来一个黄金阶段。1439年戍守凉州的兵部右侍郞徐晞倡导主持扩建了文庙、办起了儒学。1548年，参政江东在凉州卫设立凉州书院，这也是武威地区书院的肇始。清代先后在武威地区创建了成章书院、天梯书院、北溟书院、雍凉书院、云川书院、苏山书院、龙山书院，武威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书城不夜”浓郁的文化氛围。明清几百年间，武威“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考中进士的就有57人，清代武威人张澍，是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清代的武威是河西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各地设立陕西、山西会馆，负责商业经营。各地的庙会、集市活动规模宏大。

三、凉州文化的独特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融合互鉴、包容开放，使凉州文化内涵独特。以武威文庙、雷台、鸠摩罗什寺、大云寺、海藏寺、白塔寺、天堂寺、天梯山石窟等为代表的名胜古迹，和以东汉铜奔马、汉代简牍、西夏碑等大量高等级文物，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州贤孝、武威宝卷、凉州攻鼓子、华锐藏族民歌、天祝土族格萨尔、民勤曲子戏等，都是凉州文化辉煌灿烂的历史见证。

      按照文化形态及空间分布，凉州文化囊括丝路文化、天马文化、简牍文化、佛教文化（石窟文化）、乐舞文化、边塞文化（长城文化、凉州边塞诗、移民屯戍文化）、建筑文化、著姓文化、地名文化、酒文化、金石文化、五凉文化、吐谷浑文化、西夏文化、儒学文化、文献典籍文化、匾额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凉州方言）等等。

（一）天马文化

       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以汉代天马为原型铸造。天马特有的蓬勃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彰显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豪迈气概。武威自古以来马文化十分厚重。河西地区在汉初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故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赞誉。前凉时期，张轨麾下的凉州名将北宫纯及其所率凉州铁骑，曾有两次将“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表现到极致。隋唐时期凉州是征讨突厥、吐蕃的重要基地；元、西夏时期有发达的养马业；明代在这里抵御蒙古残余势力，设立茶马互市；清代是对付准噶尔部叛乱、重新统一西北边疆重要的军马供应基地；清末到民国凉州城乡遍布20多处马神庙……武威的马文化传承了两千多年，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幅雄壮威武的历史画卷。

（二）长城文化

      西汉设置河西四郡后，为隔绝匈奴与羌族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开始修筑长城。明代中期，朝廷为了抵御残元势力的侵扰，十分重视对武威地区的经略，又在原来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明长城。直到今天，武威境内汉长城遗址犹存，明长城大部分完好。汉、明长城蜿蜒并行，成为一大奇观。武威是长城资源大市，天祝县、凉州区、古浪县、民勤县均有长城遗址分布，共计629公里，被国务院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威境内的汉长城修筑于西汉时期。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西汉下令修筑了自令居（永登）经武威至酒泉的长城。武威境内的明边墙修筑于明朝中后期，历时上百年，有“旧边”和“新边”之分。武威“旧边”修筑于明朝中叶。武威“新边”指筑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靖远至古浪的边墙。

（三）简牍文化

       武威汉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以及其他大量的汉简，反映了汉代儒家思想文化、养老制度和中医药学在河西得以推广。除汉简外，武威还出土了《三国魏青龙四年左长衣物疏》等大量的魏晋时期的简牍。武威汉晋简牍，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等独有的特点构成了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了汉晋时期的经学、医药学、政治与法律、社会管理、风俗习惯等，是研究汉晋时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四）五凉文化

       东晋十六国时期，来自中原各地的文人学者汇聚在包括武威在内的河西各地，吸收了西域外来文化，保存和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多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河西不断交流，持续融合，共同发展，创造了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北凉国王沮渠蒙逊统治时期开凿的天梯山石窟，是云冈、龙门等中原石窟的艺术源头，被著名石窟寺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命名为“凉州模式。”“凉州模式”为不同地区的石窟造像模提供了先例。此外，五凉文化在经学、玄学、史学、文学、佛教、天文历算、自然科学、建筑、艺术等方面成果显著，对后来中原地区的文化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述道，五凉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是隋唐制度的源头之一。

（五）吐谷浑文化

       武威市凉州区、天祝县是吐谷浑文化的富集区。凉州区青咀湾是吐谷浑王族的先茔，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唐代吐谷浑的墓志铭９方。2019年，武威市发现唐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800余件，2021年度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吐谷浑墓葬及其出土文物对于研究吐谷浑史、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唐代军事建制及吐谷浑墓葬形制、葬俗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典型实例。

（六）西凉乐舞

       乐舞文化，是隋唐时代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凉州文化。从五凉时期开始，龟兹乐等西域乐舞源源不断地传入凉州，并和当地流传的传统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杂以羌胡”的西凉乐。在流传过程中，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以及从中原地区传入河西的清商乐等数乐盛行，争鸣于世。后凉吕光对龟兹乐加以改造，号为《秦汉伎》，也叫《秦汉乐》。北凉沮渠蒙逊继续进行加工，使其逐渐完善。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河西得到《秦汉乐》，正式定名叫做《西凉乐》，并在隋唐时期被定为官方正乐，对中原音乐文化发生了重要影响。大唐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郭知运进献“凉州大曲”，所填之词就是“凉州词”。从此凉州词风行天下。唐玄宗又结合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上的“婆罗门曲”，加工整理并将其改编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

（七）西夏文化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的政权。1804年，回到家乡养病的武威学者张澍到凉州清应寺游玩，无意之中发现“西夏碑”，从此西夏学进入人们的视野。1989年出土于武威亥母洞石窟的泥活字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共54面，有6400多个西夏文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泥活字印本。此外，武威还出土了的大量的西夏文官府文书、医方、历日、契约等珍贵资料，以及木缘塔、彩绘木板画、各类瓷器等珍贵文物，使武威成为保存西夏文化遗存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为了解和研究西夏时期的经济、社会等相关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八）边塞文化

       武威现存的古长城、烽火台、堡寨、烽燧、古道、古战场等众多的边塞遗迹，见证了厚重的边塞文化。王维、岑参、高适、王之涣、王翰等诗人留下了关于凉州的许多诗篇，呈现出边塞特有的风情，为凉州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唐代形成的“凉州词”成为了边塞文化的典型代表。凉州边塞文化承载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展示着壮阔苍凉边塞气象，蕴含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成为凉州文化中一张靓丽的名片。

（九）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独领风骚、千古绝唱的《凉州词》。凉州词是千年历史陶冶下的不朽遗存，是汉风唐韵洗礼过的文字精粹，是古城武威悠久灿烂的文化见证。流传盛广的凉州词（曲）是唐代民族乐府第一曲调，《旧唐书·音乐志》载，《西凉》（即《凉州词》，又称《凉州曲》，唐代乐府曲调名）“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凉州词》正是西域龟兹乐传入凉州后，兼收并蓄，融合中原及其他地区音乐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曲调。凉州词代代诵读、流传千古，是唐代边塞诗歌中的代表作，在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精华。

四、凉州文化的地位影响

       凉州文化，是丝绸之路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互相碰撞而诞生的美丽火花，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凉州文化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三者结合的特点，发达的农业与畜牧业，多样的经济结构与丝绸之路商贸通道地位，为古代凉州繁荣的商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为凉州带来了纵深的文化交融。中亚、印度及其他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凉州文化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动与生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思想观念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互鉴，决定了凉州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创新性。

        气势磅礴的天马文化，承前启后的五凉文化，高雅绝伦的乐舞文化，浑厚博大的西夏文化，神秘诱人的吐谷浑文化，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独具特色的边塞文化、千古绝唱凉州词等，绘就了一幅幅流韵焕彩的历史画卷，形成了一张张璀璨靓丽的文化名片。凉州文化已超越了今天武威这个地理范畴，涵盖河西走廊地区甚至辐射中国西部地区，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历史文化的价值和影响来看，凉州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文化，而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多元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凉州作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作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互鉴的生动历史标本，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元素，均可在凉州文化中找到，从凉州文化能够透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凉州文化资源，既是“五个突出特性”形成的丰厚滋养，也是“五个突出特性”的缩影之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实证。

（一）凉州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凉州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经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战略要地，也使凉州成为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在欧亚文明互动和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中西交通上具有独特贡献，在佛教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在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史上留下了交相辉映的精彩华章。尤其汉唐时期，中西交往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社会生活场景以及艺术的流传，在这里留下丰厚见证。

      汉唐时期的武威郡，不仅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成为中亚外来民族商贸活动的中心。公元前二世纪，占据河西的月氏人一路西迁，建立起贵霜帝国，乌孙也从河西迁往伊犁河流域，月氏和乌孙是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文化交流的重要国家。两汉时期，凉州连接东西，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中西交流的重要驿站，来自中亚、西域的使者络绎不绝，凉州成为重要的商贸、文化汇集中心和中转站。魏晋时期的凉州刺史兼任西域长史、戊已校尉，兼管西域事宜。唐朝在武威设立河西节度使，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凉州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和文明互鉴，谱写了一首“胡商贩客，日款塞下”的丝路长歌，创造了“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的汉唐气象，充分彰显了凉州在欧亚文明交往交流中的枢纽地位。

       乌孙、月氏、匈奴、党项、蒙古等多民族先后在凉州居住生活，来自中亚、西域的粟特“昭武九姓”、辽东鲜卑的吐谷浑、青藏高原的吐蕃、蒙古草原的突厥等各民族在凉州长期杂居相处、友好往来，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化，构成了一幅幅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多元融合的典范图景。

       凉州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公元4世纪初写成的粟特文古信札，记录着丝绸之路上一个粟特商团的商贸活动情况，他们以姑臧为大本营，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撒马尔汗，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与中亚的香料、药材在凉州进行中转贸易。萨宝作为粟特商队的政教首领，文献记载，自北朝、隋唐有萨保（宝）这一称呼的人物有十五位，其中四位是“凉州萨保”，在诸“萨保”中级别最高，证明了凉州从3世纪至7世纪在丝绸之路国际都会的重要地位。

       汉唐时期，来自天竺、印度、波斯以及中原等地的佛教僧侣汇聚河西，他们在凉州驻锡停留、译经宣教，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凉州在佛教东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凉州在中华文明中占有独特地位。以铜奔马为核心的天马文化，是龙马精神的象征；武威简牍承载着中华文明礼仪风范、道德风尚、医学发展的时代成就，勾勒出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脉络；五凉文化在中华文明嬗变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重要作用；西凉乐舞融歌、舞、音乐为一体，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中华乐舞的独特魅力；丰富多彩的吐谷浑文化，见证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五个认同”的重要“实物教材”；以《凉州词》为代表的边塞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创造了中国佛教石窟的“凉州模式”，承载着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演进历程，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夏碑》《西宁王碑》《高昌王碑》等刻有西夏文、蒙文、回鹘文的双语碑铭是武威金石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对于研究民族史、西北地区历史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凉州会盟”见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扩建于明代的武威文庙是凉州儒学发展的见证，也是千年文脉赓续传承的缩影和象征。一幅幅流韵焕彩的凉州文化历史画卷，形成了一张张璀璨靓丽的凉州文化名片，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文明焕发出崭新活力。

       凉州文化脉络清晰，内涵独特，地位重要，应在“一带一路”的视域下，深入挖掘凉州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历史底蕴，进一步梳理人文资源优势，深化文化遗产研究阐释工作，揭示其在中华文化谱系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阐述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凉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凉州文化品牌知名度，努力把凉州文化培育成文化传承发展的“甘肃品牌”，打造成中华文明传播展示的“甘肃文化名片”，服务支撑文化强省建设和“一带一路”文化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