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是一定地域的标志。地名不仅表明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还常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从文化学的角度上看，地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既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具有相对稳定性，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对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应包括对该地域地名的文化研究。同时，地名也是一个地域整体形象中重要的品牌形象辨识元素，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或设计一个地区形象，离不开对该地区地名的研究与设计。

西汉初年，匈奴利用楚汉相争、中原大乱的机会，南越长城，不断侵扰河套地区和河陇地区，并占领了许多地方，对汉朝西部和北部构成严重威胁。西汉王朝经历长期的战争，国力空虚，无力抵御匈奴入侵，被迫采用和亲、进贡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安宁。至汉武帝时，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剧增、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武帝又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一方面了解掌握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另一方面联络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当汉武帝了解到西域各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匈奴又隔断了河西通往西域交通的情况后，毅然决定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1万多人发兵河西。汉军出陇西，越过焉支山，深入匈奴领地千余里，一路势如破竹，大败匈奴休屠王，占领了河西走廊东部，获得了匈奴的祭天金人，送交长安，史称“河西之战”。为纪念这战役的胜利、彰显大汉武功军威，汉武帝就把这块地方命名为“武威”。同年夏天，霍去病率兵数万再次进军河西，直扑匈奴主力，歼灭匈奴3万余人，打败了匈奴昆邪王，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同年秋，损兵失地的昆邪王率众4万余人降汉。强盛一时的匈奴从此失去了河西这块赖以生存的膏腴之地。匈奴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充分说明了匈奴受到的沉重打击和河西之战的重大影响。

河西战役胜利后，边患威胁基本解除，汉朝开始在这里置都设县，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先设武威、酒泉二郡，后又从一部中分设张掖郡、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汉昭帝时又置金城郡，故又称河西五郡）。武威等河西四郡的建立及河西防务的加强，是我国政治、军事和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利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通畅。丝绸之路不仅对发展河西经济、文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加强民族融合、促进国家统一、沟通亚欧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自此以后西域方物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大宛马、石榴、胡桃等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西域音乐舞蹈、绘画也为中国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佛教的传入，则对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的丝织品以更大的规模向西输出，丝绸之路上成百上千的驼队络绎不绝。随着驼队的西去，中国的丝织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传入中亚及西方，这无疑对中亚乃至西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经济文化交流中，武威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驿站，并逐渐发展成为长安以西的通都大邑。汉置河西四郡，也奠定了河西地区自汉以来城镇分布和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相传尧时禹平洪水，将天下分为九州，西北属雍州；汉武帝时将雍州改为凉州，以地处西方、气候寒凉而得名。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刺史郡，每郡置刺史1名。河西四郡及西北地区属凉州郡管辖，“凉州”之名自此始。当时的凉州治所在冀城一带（今甘肃天水境内），辖东至长安附近、西到玉门关一带的广大地区。

西汉政府为进一步巩固河西的统治，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开始大规模修筑边防塞障。从秦长城到敦煌，修筑了一条坚固的长城，每隔一段设置城堡和烽燧，用来驻军和报警。今天的武威境内，东起天祝县，西至民勤县约有20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并有多处汉代烽燧遗址。凉州区长城镇和黄羊河农场境内还有一段保存相当完整的长城及多座烽燧，这些都反映了当时长城的规模和夯筑技术的成熟。在军事进攻和防御的同时，发展生产，解决边防军务之需，增强经济实力是当务之急。西汉政府采取了徙民实边和屯田两大措施，屯田的开发者主要是戍卒，徙民主要是中原贫民、戍卒家属和罪徒。他们是大规模开发武威的先驱，也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军垦战士。汉政府给他们发放生产工具，还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住所、粮食和衣物，让他们进行农业生产。

屯田制是汉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士兵和无地农民垦种荒地的制度，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屯田始于汉武帝时期，以军队戍边屯田，既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又便于阻止匈奴等游牧民族侵扰。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曾建议“徙民实边”。汉武帝时，赵充国建议屯田于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此方法既可使军民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之下自力更生，又可使兵力在守防时不白废人力，是一举两得的构想。但是直到东汉末年，所有屯田的构想与实施都只限于避免从异地长途运输粮食，解决边境守备军队之需，并不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

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以罪犯、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边陲，主要方式为军屯，且规模不大。军屯是驻守在边塞要地和长城沿线的戍卒，一边戍边，一边耕田。军屯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现役军人屯田，这是沿袭汉代的做法，随宜开垦，且耕且守。另一种类型是士家屯田，用于屯田生产的士家包括从征将士的家属和尚未抽调的后备役兵士民屯移民进行的耕田种植。

为发展农牧业生产，戍卒和移民兴修水利，开渠凿井，引用祁连山雪水和地下水浇灌农田，解决人畜饮用难题。在这样大规模移民和屯田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农事经验在西北得到推广和应用，品目繁多的粮食、蔬菜、瓜果得到栽培和种植，加上重视水利设施建设，当时武威一带的粮食产量较高，接近中原地区。屯田制不仅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先例，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仿效，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逐步到武威定居，并与当地汉族等民族融合，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这一时期的武威经济繁荣、人口增多，是当时比较富庶的地区之一。

（本文节选自《武威地名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内涵演变》，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