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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墓志通考

发布时间:2023-04-04      

 自20世纪以来,在今河南洛阳、陕西西安、甘肃武威、河北磁县、宁夏同心等地,先后出土了一批吐谷浑人墓志,约20方。学者们相继撰文研讨,多有创获。这批墓志不仅补证了历史文献所记西北民族吐谷浑的历史,而且对于中国中古时期西北民族关系及历史也多有补证和匡益。本文希冀在梳理这批吐谷浑墓志研究史的基础上,对墓志中的一些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考释,最后对墓志作一总的评述。

 一、吐谷浑墓志出土及研究概况

 据传在民国初年,武威南山首次出土了两方吐谷浑墓志,即《大周西平公主(即原弘化公主)墓志》(以下简称《弘化公主墓志》)及《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以下简称《慕容明墓志》)。1927年武威大地震,又出土《大周故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即慕容忠)墓志》(以下简称《慕容忠墓志》)和《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宣彻墓志》(即《慕容神威迁奉墓志》)。接着,杜光简撰《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考释》(载《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3期)、甘肃的学者慕寿祺撰《唐弘化公主墓志铭跋》(载《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4期),对弘化公主及其子慕容忠志作了考释。似上四志,又著录于张维编《陇右金石录》(1943年铅印本)中。以上4方墓志现均存武威文庙。

 1944年,夏鼐先生在武威南山喇嘛湾进行考古发掘,又获《大唐金城县主(妻慕容忠)墓志》和《慕容曦光墓志》两方墓志,并于1948年发表《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①该文对新获两志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并结合上述出土的四志及文献,详细列出贞观十四年( 640)至贞元十四年(798)入唐后吐谷浑历史“年表”。

 1956年赵万里先生出版了其编著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著录了洛阳出土的《魏故直寝奉车都尉侯吐谷浑玑墓志》(图版二二O)和《魏故武昌王(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图版七一)两方北魏时吐谷浑贵族墓志,并作了初步的考释。

 1958年在武威南山喇嘛湾又出土《大唐陇西郡夫人李氏(名深,适吐谷浑元王慕容若)墓志》一方。①1981年在武威南山与喇嘛湾相邻之青嘴湾又出土一方《大唐故武氏(适慕容曦光)墓志》,甘肃武威宁笃学撰《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一文,发表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此年7月,适逢笔者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考察了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的吐谷浑先茔墓地,并见到藏于武威文庙的《大唐故武氏墓志》。考察结束后,笔者撰《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一文,载于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文集中(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中考证墓主武氏(武则天侄孙女)所适之吐谷浑燕王“慕容公”,志记其子为慕容兆。据两唐书之《吐谷浑传》记。宣赵(新书作“宣超”)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的记载,笔者提出,此慕容公应即曦皓;夏鼐先生上述论文所云:“或疑曦光即曦皓,然《志》(曦光墓志)不应漏载袭封‘青海国王’事,当为两人”,两人为昆仲也;认为曦光、曦皓可能是同一人,并引上述两唐书文,作详细考证。

 1983年,宁夏考古学学者钟侃公布了在宁夏同心县韦州出土的《大唐故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即慕容神威)墓志》,并撰文作了考释,题为《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载于《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1984年《文物》第4期刊载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的发掘简报,出土的三方墓志中,有《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羌县开国侯尧公妻吐谷浑(静媚)墓志》(以下简称《吐谷浑静媚墓志》)。次年,笔者撰《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一文(《文物》1985年第5期)。文中结合上述赵万里书中的两方墓志及《吐谷浑静媚墓志》,对投归北魏的吐谷浑王族的一支世系作了梳理和考证。

 1985年,笔者撰《吐谷浑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结合吐谷浑历史,对上述出土墓志(除《吐谷浑静媚墓志》外)作了论述。②至1992年笔者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一书(肯海人民出版社),则著录以上出土的吐谷浑墓志共13方,并作了一些考释。

 1994年甘肃榆中县孙永乐、李维贵撰文,披露1973年在榆中朱家湾清理的一唐墓中,出土一方题为《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残墓志,先后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和1995年第1期。后笔者撰《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考释》一文(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提出残志记慕容氏(名“仪”)先人系“……可汗、青海国……超”,并非两文所释此志的“慕容氏”系十六国南燕慕容德兄纳子慕容超,而是吐谷浑青海国王慕容宣超;交河郡夫人也非“交河郡王(高昌王麴崇裕)”的夫人,并考证志记夫人葬地“薄寒山”,即在今甘肃兰州东南兴隆山一带。

 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公布了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今西安长安区杜城一带的《唐故大同军使云麾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宁朔县开国伯慕容公(曦皓)墓志》(以下简称《慕容曦皓墓志》)。①接着有靳翠萍撰《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杜林渊撰《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考古》2002年第8期)、孙瑜撰《唐慕容曦皓墓志考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3期)、李鸿宾撰《慕容曦光墓志铭反映的若干问题》(《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文发表。上述诸文均因曦皓志的出土,而认为两唐书《吐谷浑传》记载有误,笔者考证曦光、曦皓为同一人之谬,并对吐谷浑王族与唐朝和亲作了进一步研究。

 1998年上述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还著录一方有关陕北吐谷浑人墓志,即曾任“行延州刺史”的《陇西李府君(即李良仅)墓志》。先后有姬乃军和范建国撰《唐李良仅墓志铭考释》(《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陈根远撰《李良仅墓志考释质疑》(《文博》1999年第3期)、韩香撰《唐代吐谷浑的迁徒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土(李良仅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21世纪又有一批吐谷浑贵族墓志出土。2013年吴敏霞主编《长安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著录了出土于今西安长安区郭杜(唐代高阳原)的一方《唐朔方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瑰墓志》。次年,陈玮发表了《新出唐吐谷浑王族慕容环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结合唐安史之乱前后吐谷浑历史,对此志作了详细考证。2013年,濮仲远撰《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墓志研究述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评述了出土的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十一方墓志的研究概况,提出从墓志研究吐谷浑世系、与唐和亲及入侍宿卫等专题及研究概况。

 2014年至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郭新村一座北朝墓葬,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茹茹骠骑大将军俟利莫何度支尚书金城王乞伏孝达妻晖华公主吐谷浑氏墓志》(简称《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另一方为公主丈夫《乞伏孝达墓志》,因《乞伏孝达墓志》系用朱砂书写,且字迹脱落,故已难辨识。由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关于墓葬发掘筒报或报告至今未曾发表,故未有公开发表之论著问世。②

 2018年,先后又有两方重要的吐谷浑墓志问世:一为李浩撰《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一文(《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著录了《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口氏墓志》,并作了详细考证。另一方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的《唐故中郎将开国伯慕容府君(慕容曦轮)墓志》  (以下简称《慕容曦轮墓志》),系由王国玉、王河松撰《唐(慕容曦轮墓志)考辨》一文(《书法丛刊》2018年第4期)刊布,并作了考释。

 以上是目前笔者所知关于吐谷浑墓志出土及研究概况,共有墓志20方。除近几年出土或著录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口氏墓志》及《唐慕容曦轮墓志》3方之外,其余17方墓志均在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笔者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中有著录及简单的注释。而其余国内出版的相关石刻、碑铭、墓志汇编,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新编》等也多有上述吐谷浑墓志的著录。

 二、21世纪新出土吐谷浑墓志补考之一

 上述21世纪新出土吐谷浑墓志共四方,内除《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因考古发掘简报未正式公布外,其余3方墓志于吐谷浑历史的诸多方面,均已有学者进行过考释和研究,多有创获,但仍有增补和辨正的必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1.关于吐谷浑世系及封爵问题

 首先,李浩撰《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一文云:“《弘化公主墓志》提及‘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成月公主志》谓其为慕容钵(即诺曷钵)第二女,则诺曷钵的子嗣至少应有五男二女,但目前史传及学者的研究仅提及他有三子,则新文献的出土和研究,仍有补史的功用。”此说是,但“成月公主”之封号,并非唐朝所封敕,正如前述诸志所记“政乐王”、“辅国王”、“代乐王”封号一样,均为吐谷浑本藩所自封。

 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的《唐朔万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瑰墓志》(以下简称《慕容壤墓志》),陈玮文作“慕容环”误,应为“慕容壤”。①此志追述其先世云:“高祖志烈,字诺曷钵,唐使尚书唐俭册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妣西平大长公主。曾祖忠,字大海,嗣可汗、青海国王、工部尚书。妣金城县主。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卿唐休璩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妣姑臧县主。父相,字千寻,改就字。”内宣超为慕容壤祖、慕容相父,则宣超除曦光、曦皓两子外还有慕容相一子。新出土的《慕容曦轮墓志》还记“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如此,宣超至少有四子,如据四子墓志,大致可考出四子的昆仲关系。

 慕容曦光,卒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49,则其生于唐调露二年(680)

 慕容曦轮,卒于唐天宝八年(749),年43,则其生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

 慕容曦皓,卒于唐宝应元年(762),年55,则其生于景龙二年(708)

 慕容相,《慕容壤墓志》仅记其“广德年( 763 -764)遇疾,终原州(治今宁夏固原)”。

 如上推算,曦光为兄,次为曦轮。如相卒时在57岁以后,则相为长,曦皓为第四子;如相卒时在55岁前,则曦皓为长,相为第四子。曦轮与哦皓仅差一岁,且《慕容曦皓墓志》云其为“姑臧县主(宣超妻)次子”,则曦轮非姑臧县主所生,为庶出。②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志所记其先世之名、字及官爵名号,如《慕容壤墓志》记:“高祖志烈,字诺曷钵,唐使尚书唐俭册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曾祖忠,字大海,嗣可汗、青海国王、工部尚书”,“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唐休璩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慕容曦轮墓志》所记,“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等。其中“志烈”、“大海”、“上仙”等汉式姓名或字,均不见于史籍或其墓志。是其先世早已有此汉名、字呢?还是撰写《壤志》时所追加?现已很难确定。无论如何,均说明吐谷浑王族自入居内地后,逐渐汉化的事实。

 关于“唐使尚书唐俭册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诺曷钵一事,前引陈玮文作了考释,认为唐封诺曷钵可汗、青海国王,是在贞观十五年(641)唐俭、马周出使持节抚慰吐谷浑时。又引《西平大长公主(弘化公主)墓志》所记,“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贺豆钵”为证,从而认为《新唐书·吐谷浑传》所记“乾封初(666),更封青海国王”,“在时间上有误”。此说不确,因志是笼统叙述诺曷钵封号,正如陈玮所说,以上封号“无疑是按照唐廷册封诺曷钵官爵的时间先后顺序而记载”。而《西平大长公主(弘化公主)墓志》撰于武周圣历二年( 699),时诺曷钵已更封为青海国王,故志有此记载。

 又《册府元龟·封册二》记此事更详确:“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郡王诺曷钵为青海王。”总之,唐朝初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乾封初才更封为青海国王。上引《新唐书·吐谷浑传》及《册府元龟》卷964记载可信从。

 《慕容壤墓志》又记其曾祖忠官职有“工部尚书”一职,不兄史籍及《慕容忠墓志》的记载,是卒后追赠,还是漏记?不明。记其“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唐休璩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史籍所记宣超袭父忠官爵,而未见有封“青海国王”事,此可补史之阙。至于《慕容曦轮墓志》所记,“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官爵,则显系其卒后之追赠。

 2. 关于出土吐谷浑两位公主的墓志,即上述西魏时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及唐弘化公主女《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口氏墓志》(以下简称《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前者因考古发掘简报未发表,暂且不论,后者已有上述李浩文发表。李浩文对弘化公主女成月公主的身世及与唐朝的关系,从成月公主出家为尼,看唐兴圣寺及贵族妇女崇佛现象等,多有新见。但是,也提出了一些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对此墓志的释读问题。如李浩文录释志文云:“成月公主讳口口,吐溶(裕)浑可汗海国王慕容钵第二女也。”内“吐溶(裕)浑”,即吐谷浑,此处“谷”应如《金壶字考》所云,读作浴或鹿;在北朝造像碑的供养人题名中,也有“吐浴浑”的姓氏。①“溶”与“浴”或“裕”音近,故志作“吐溶浑”。又志内“海国王”,显系脱一“青”字。李浩文引《新唐书·吐谷浑传》说:“乾封元年( 666).高宗封诺曷钵为青海郡王,也就是墓志所谓‘海国王’。”此说不确。按,查上引《新唐书》文,高宗封诺曷钵非“青海郡王”,而系“青海国王”。唐官制,王爵为正一品,郡王爵为从一品,②故志“海国王”,当为“青海国王”或“青海王”,而非“青海郡王”。与此相关的是,李浩文录释下文一句“祖及父并嫡嫡相承,海国王并,褥情爽秀,风局清敞”,是否应断为“祖及父并嫡嫡相承(青)海国王,并褥情爽秀,风局清敞”?(图1

 其次,李浩文讨论了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诺曷钵的时间,引过去学者有分歧的观点,结论是:“传世文献对弘化公主下嫁诺曷钵的时间(贞观十四年)与出土的《弘化公主墓志》不同(贞观十七年),学界多采传世文献的说法,笔者以为,如无更直接有力的文献支持,应以墓志为准,至少交待分歧,两说并存。”按,关于弘化公主出降诺曷钵的时间,文献记载均云在贞观f1四年,除《旧唐书·吐谷浑传》外,还有《旧唐书·太宗纪下》、《新唐书·宗室道玄传》、《资治通鉴》卷196贞观_f1四年四月丁巳条等。①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代王钦若编撰的类书《册府元龟》,此书唐代部分多引自唐代诸帝《实录》,故可信度颇高。此书卷978《外臣部·和亲一》明确记:“(贞观)1一四年,吐谷浑乌也拔勤豆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至是,遂以弘化公主妻诺曷钵,资送甚厚。”

 

更为重要的是,《册府元龟·将帅部·立功一一》内记:“贞观十五年,(席君买)率精骑袭击吐谷浑之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专其国权,阴谋作难,诈言祭山神,乃结人仗,将袭弘化公主,劫其诰(诺)曷钵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诰(诺)曷钵知而大惧,率轻骑走鄯城(今青海西宁),所部咸(威)信王以兵迎之……”(李浩文后附表内也记此事件)如果是贞观十四年,弘化公主还未出降吐谷浑诺曷钵,而是如《弘化公主墓志》所记,是在贞观十七年才出降,那么上述贞观十五年宣王作乱时,就不会有弘化公主与诺曷钵逃至鄯城的记载。因此,《弘化公主墓志》记载其贞观十七年出降诺曷钵,误。

 又李浩文云,“唐代除了弘化公主下嫁诺曷钵外,还有金城县主下嫁慕容忠、金明县主下嫁闼卢模末,后面两位公主的许婚与迎娶,弘化公主在其间确实起了重要作用”。除上述唐宗室女与吐谷浑王族通婚外,还有姑臧县主下嫁慕容宣超。而以上县主,非如李浩文所云是与唐以宗室女封弘化公主下嫁一样,为所封公主,而仅封为“县主”。按唐官制,“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孙官员:皇姑为大长公主(如弘化公主后封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封国亲,视正一品。太子女为郡主,封郡,视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封县,视正二品”。①以上与吐谷浑和亲之“县主”,当系诸宗室亲王女,封县主者,县主前地名为其所封县名。

 从吐谷浑诺曷钵始,其王族与唐乏和亲,从公主,到诺曷钵第二代(慕容忠、闼卢摸末)及第三代(慕容宣超)尚亲王女“县主”,②再到第四代尚外戚女武氏(慕容神威、慕容曦光),再到第五代娶高门第大姓之女(元王慕容若娶陇右成纪李氏、慕容壤娶河南穆氏)等。可见其与唐之和亲规格是各代均有所下降。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吐谷浑政权灭亡后,入居内地的吐谷浑王族地位逐渐下降,以至于与汉族贵族官吏处于同等地位,这也是其汉化过程的反映。

 李浩文还引《大唐故兴圣寺主法澄塔铭并序》,讨论了吐谷浑成月公主为何幼年出家为尼的问题。结论是,当时弘化公主及诺曷钵与唐朝关系良好,成月公主不会像法澄一样,因家族获罪而出家,“故成月公主的入寺要么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要么就是一种处罚。因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故也不再详细地推测了。”笔者不揣冒昧,欲对成月公主幼年出家为尼作一个推测:吐谷浑王族早在慕利延在位时( 436-452),就开始接触并信奉佛教。③而公主生于贞观二十年(646),卒于总章元年(668),时唐朝无论是属灵州的安乐州或京师长安佛教均十分盛行,寺庙林立。这是成月公主出家的佛教氛围大环境的影响。又可能因公主自幼体弱多病,其父母为其健康祈福而送其入寺为尼。这县要从公主二十三岁早卒可推知。当然,这也仅是一种推测。

 最后,《成月公主墓志》记公主葬于“明堂县少陵原”,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京兆府万年县条记:“武德元年,复为万年。乾封元年(666),分置明堂县,理永乐坊,长安三年(703)废。天宝七年,改为咸宁,乾元元年(758)复为万年县。”公主卒于总章元年(668),故志记为“明堂县少陵原”,而实为京兆府万年县之少陵原,地在今西安长安区韦曲大兆一带。

 三、21世纪新出土吐谷浑墓志补考之二

 由于王国玉、王河松撰《唐(慕容曦轮墓志)考辨》一文(以下简称“王国玉文”),对最新公布此方墓志的考释,多有未解决的疑难及一些可讨论的问题,故引墓志全文,再作补考。参照志文拓片(图2)及王国玉文录文,重录志全文如下:

 唐故中郎将、开国伯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轮,字曦轮,昌黎棘城人也。燕文明皇帝鱿之后。紫蒙之野,始其邑焉;鲜卑之山,发其原也。家承簪绂,姓氏因冠,门习干戈,英威勋晋,备乎国史,可得而详。

 祖忠,右卫大将军,列在王庭,则人臣之首,退居河朔,为异方至尊。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出自高峰,偏当秀气,恭承玉册,保寿金章。公竺桂之下,芳香自然,纫志夙成,风神早慧。年十一,则治兵闺门,横行瀚海,留情三略,独运六奇,遂得宠入勋司,位高勇将。开元七载,解褐左武卫郎将,兼闺门府都督,借紫金鱼袋。甘罗上卿之岁,然在青襟,张强侍中之年,虽无弱冠,方之早仕,彼而有惭。公以明略佐时,雄图务赞,参谋武帐,洞晤兵机,事君荣君,则为官族,将门有将,还入公臣。廿二载,迁左武卫中郎将。其少也,以智谋见拔;其壮也,以雄才入选。伏石为虎,无以拟其弯弧;竹杖逢猿,不足当萁舞剑。加以铸鼎世袭,廊庙相传,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廿七载,有诏册封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吐谷浑使。命将用于昭阳,欲苞卷于六合,登坛取于韩信,拟清平于天下,公之此授,君有心焉。实深抚御之能,不无身手之用。西山盗贼,秋尘不飞,北塞匈胡,不敢论战。所部偏僻地,实多不训之人,有无君之政。公示之以德,威之以刑,莫不向日而倾,从风而偃。名振四海,声闻六夷。公往岁在桑乾用兵,与王忠嗣同为裨将,朋交契洽,忽尔开怀,聚石图营,浇沙结垒,加临向背,一时尽申。彼惭谋短智穷,不能屈色下问,恶居其上,苞藏祸心,及秉节制,飞言害德。天宝元载,贬授播川郡群舸镇将。江东八千从项藉不归;海岛五百军人为田横而俱死。公麾下亡叛,拟于其伦。达人知命,曾无愠色。背阙怀楚,扁舟入吴,镇山静江,乐得其性。诗礼化俗,歌咏犹传。君子至之,名不朽也。天子上凌烟之阁,先忆旧臣,闻鞲鼓之音,实思良将。八载,除房陵郡志成府别将。既备边鄙之才,委爪牙之任。霸陵渐近,词气逾高,朝端有期,冲冠弥勇。直以鸱入其舍,桑生井中,不遂夙心,奋然过喋。其载八月十七日遘疾暴增,薨于房陵郡之宾馆,春秋卅有三。荆衡流涕,如祠武侯之庙;老幼掩泣,似望羊公乏碑。十载辛卯岁二月十九日,寄瘗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之礼也。迸魂羁旅,足伤温序之心;玄夜思归,终有苏韶之梦。抚孤修葬,同气尽心;训子承家,孀妻克意。胤子政等至性居丧,泪久松枯,声哀乌集。式旌泉壤,乃述铭云:

 鲜山别岭,余水分流。率部归汉,拥骑凌周。幽赵二国,传誉千秋。山川雄壮,美丽优柔。乃祖乃父,为王为侯。其一

晋初度陇,唐元入宠。婚纳帝系,卓荦龙种。金柯唪晔,王叶森耸。海内振威,河朔贾勇。灵武十将,异方一统。其二

迁镇大江,名留越乡。房陵萎命,宾馆停丧。栋梁摧折,志士沦亡。明主痛惜,亲友哀伤。柩归北里,魂往西凉。其三

风光催促,旌旒引速。衰柳寒亭,残花官谷。周勃口悲,田横歌哭。孀妻誓寡,胤子继族。封土植柏,刻石铭德。其四

 志开首叙其先世与原居地,大致与史籍及以上诸墓志相同,仅内云其为“燕文明皇帝戥之后”,则很有意思。按以上所述唐代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墓志,一般追述其先世,多从唐封王的诺曷钵始,仅《慕容威(神威)墓志》,云其为“前燕高祖魔(慕容魔)之后”。事实上,出自辽东慕容鲜卑一支的吐谷浑部,原为慕容魔的庶兄吐谷浑所分领的部分,后两迁西北青海等地,以吐谷浑为姓氏和国名。其后吐谷浑子孙理应以吐谷浑为其先世,但因吐谷浑为庶出,故北方民族也称吐谷浑为“野虏”,①地位较低。因此,在唐代崇尚门第、攀附之风极为盛行的时代,上述诸吐谷浑墓志撰者在追述其先世时,多避开其最早先祖吐谷浑而不提;或以地位显赫的继统慕容鲜卑部、吐谷浑弟慕容魔为其先祖。而《慕容曦轮墓志》所记,实为攀附慕容魔第三子、建立前燕的文明皇帝慕容鼽为其先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志文又云,曦轮“年十一,则治兵罔门,横行瀚海,留情三略,独运六奇,遂得宠入勋司,位高勇将。开元七载,解褐左武卫郎将,兼罔门府都督,借紫金鱼袋”。其十一岁,当系唐开元六年( 718),“治兵罔门”,此罔门,王国玉文释为“‘宫中小门’或‘中央官署之门”’,故云墓主“是因门荫入仕,作为宫中护门士卫,亦属常情”。此说误。此罔门,应指唐于凉州所置吐谷浑羁縻府州“罔门州”或称“罔门府”。①《新唐书·地理志七》记,“吐谷浑州一。罔门州。右隶凉州都督府”。又《旧唐书·地理志三》也记:“凉州中都督府……吐浑(即吐谷浑)部落、兴昔部落、罔门府、皋兰州、卢山府、金水州、蹄林州、贺兰州已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蓝、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罔门府当设于罔门川,即今青海门源一带。这只要从次年(开元七年),唐廷任其为“左武卫郎将,兼罔门府都督”可证。

 事实上,其父宣超在位时,有几批原沦为吐蕃役属之青海吐谷浑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武后时,凉州都督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建议将凉、甘、肃、瓜、沙州降者,于各州左侧(即近今甘南河西祁连山北麓)安置,并云:“所置之处,仍请简取当处强明官人,于当处镇遇之……兼每使达蕃情、识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岁往巡按,以抚育之。”②“诏可。”③因此,属凉州都督府属之罔门府(时已升为府)自然在宣超的治下。④宣超派遣年仅十一的庶出子曦轮先于罔门从军,次年被任为罔门府都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与曦轮年龄相近且为宣超正室姑臧县主次子曦皓,则作为质子,入朝京师长安为侍子。这在《曦皓墓志》中得到证实:志云其“少以强荫补千牛备身,授尚舍直长”,后又“超拜尚衣奉御”。“千牛备身”,北魏置,掌执千牛刀,宿卫侍从,唐代因之,或改名奉御,中宗时又复名,皆以高荫(强荫)子弟任之,正六品。而“尚舍直长”(正七品下)为唐殿中省属尚舍局置次于尚舍奉御(从五品)之官名,掌供御及殿中张设之事。“尚衣奉御”,则为尚衣局官吏,从五品上,掌供天子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而供具进御。⑤这就是解开作为庶出的曦轮,不能作为质子,入朝待卫,只有到罔门府任职的原因。

 《曦轮墓志》记述了其任“罔门府都督”的事迹:“公以明略佐时,雄图务赞,参谋武帐,洞晤兵机,事君荣君,则为官族,将门有将,还入公臣。”至“开元廿二载(734).迁左武卫中郎将。其少也,以智谋见拔;其壮也,以雄才入选。伏石为虎,无以拟其弯弧;竹杖逢猿,不足当其舞剑。加以铸鼎世袭,廊庙相传,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则在其二十七岁之时,因任职有功,迁左武卫中郎将,此职为杂号中郎将之号,约从四品。⑥接着,志记:“廿七载(739),有诏册封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吐谷浑使。”王国玉文分析此段后,提出了一些疑问:开元二十七年为何敕封庶出之曦轮“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如此重要的职位和称号?又为何宣超嫡子曦光、曦皓无袭此职?“其中疑窦仍需研讨。”原来正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曦光卒(见《慕容曦光墓志》),原安乐州的吐谷浑部群龙无首,作为嫡子的曦皓一直在长安为侍子,长期脱离安乐州吐谷浑本部。在这种形势下,唐朝最佳的选择就是任命长期统御吐谷浑部、罔门府都督、宣超庶子曦轮,以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的名号,以绥抚安乐州吐谷浑本部部众,而仅予以“吐谷浑使”之名。至于曦轮何时免去此重要职位,改由年长的曦光子慕容兆袭其官爵?则志以下记其在“天宝元年,贬授播川郡群舸镇将”。可能正是此时,唐朝方令兆袭父宣超官爵。

 《曦轮墓志》接着叙述其任此重要职位的原委及功绩:“命将用于昭阳,欲苞卷于六合,登坛取于韩信,拟清平于天下,公之此授,君有心焉。实深抚御之能,不无身手之用。西山盗贼,秋尘不飞,北塞匈胡,不敢论战。所部偏僻地,实多不训之人,有无君之政。公示之以德,威之以刑,莫不向日而倾,从凤而偃。名振四海,声闻六夷。”内多有为其溢美之词,但也反映其统御安乐州吐谷浑本部的事迹。

 志以下记:“公往岁在桑乾用兵,与王忠嗣同为裨将,朋交契洽,忽尔开怀,聚石图营,浇沙结垒,加临向背,一时尽申。彼惭谋短智穷,不能屈色下问,恶居其上,苞藏祸心,及隶节制,飞言害德。天宝元载,贬授播川郡群舸镇将。”此乃墓主宦途及命运转折的事件,王国玉文引两《唐书》的《王忠嗣传》,首先介绍了王忠嗣的生平,然后考释曦轮与王忠嗣“往岁在桑乾用兵”的史实,云“唐史记载‘桑乾用兵’,涉及王忠嗣参战的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伐契丹,出雁门关,战于桑乾河畔,致使奚、契丹联军全军覆没;天宝元年(742),王忠嗣兼任灵州都督。王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次将他打败,俘获其大量人马,耀武漠北,得胜而归,授予左武卫大将军。这两次战役在《新唐书·玄宗本纪》中均有明确记载”。笔者查阅《新唐书·玄宗本纪》,仅见有天宝元年十二月庚子,记“朔方军节度使王忠嗣及奚战于紫乾河,败之,遂伐突厥”。内并无开元二十六年王忠嗣参战北伐契丹,战于桑乾之事。另有两唐书的《王忠嗣传》记其在“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萁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①查《资治通鉴》卷215唐天宝元年八月条,仅记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征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盛兵碛口以威之”。下胡三省注引《资治通鉴考异》日:“新、旧书忠嗣传皆日:‘是岁,忠嗣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又日‘明年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与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今阙之。”即是说,《资治通鉴》撰者,对王忠嗣桑乾之战的记载持怀疑态度,故而不记载此事。

 如果两唐书的《王忠嗣传》等记其天宝元年桑乾河之战确系事实,②桑乾河在今河北,在今安乐州(治今宁夏中卫鸣沙)的曦轮也不可能参与此役。两唐书的《王忠嗣传》及《玄宗本纪》等仅记开元二十六年,王忠嗣贬为东阳府左果毅时,河西节度使杜希望为夺取吐蕃新城(在鄯州,今青海乐都一带),诏招忠嗣赴河西,“进拔其城,忠嗣录多,授左威卫郎将,专知兵马”。①或许时任吐谷浑安乐府都督的曦轮也参与此战役,与忠嗣发生矛盾也即在此役,而非志云“在桑乾用兵”之时。墓志所云曦轮时“与王忠嗣同为裨将,朋交契洽,忽尔开怀,聚石图营,浇沙结垒,加临向背,一时尽申”。这一记载也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至于墓志记,“彼(王忠嗣)惭谋短智穷,不能屈色下问,恶居其上,苞藏祸心,及隶节制(即忠嗣开元二十九年因功升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飞言害德”。此事是否确实?已难以取证。从王忠嗣多次立战功,后又为节镇,是否还“惭谋短智穷”及“恶居其上”,从而“飞言害德”?笔者以为不太可能。墓志一般皆为墓主人歌功颂德之作,撰者轻信墓主或后人的推测或饰非之言,也有可能。笔者对曦轮的贬官有一个推测,即唐朝为削弱、分化安乐州吐谷浑的势力,故找一借口,将其调离本部,让青年的曦光裔子兆袭爵。故志有“江东八千从项藉不归;海岛五百军人为田横而俱死。公麾下亡叛,拟于其伦”的记述。总之,这桩公案因史籍阙载,成了冤案或迷案,只能仍由后人去评说。

 无论如何,天宝元年( 742),曦轮最终被贬为“播川郡群舸镆将”。据《新唐书·地理志一》记,开元十一年(723),于十道外又增设“黔中道”,下领有“播州”。而播州原为隋群舸郡,贞观十三年(639)始置播州,天宝元年,改为播川郡,下辖遵义、芙蓉、带水三县,而无群舸县。②而群舸县为武德二年( 619)以隋群舸旧县为名,旋改为建安县,属群州。③曦轮所任之“播川郡群舸镇将”,当为播川郡(治今贵州遵义)所置之“镇”之镇将。按,唐代兵制,“兵之戍边者,大日军,小日守捉,日城,日镇,而总之者日道”。④而播川郡所设之“镇”,系借隋以来该地“群舸”为名。该地区为少数民族(蛮夷)聚居之地,故志云其任内,“达人知命,曾无愠色。背阙怀楚,扁舟入吴,镇山静江,乐得其性。诗礼化俗,歌咏犹传。君子至之,名不朽也”。

 墓志接着记:“天子上凌烟之阁,先忆旧臣,闻鞯鼓之音,实思良将。八载,除房陵郡志成府别将。”天子思旧臣、良将云云,可能为墓志撰者溢美之词,因墓主于天宝八年(749)并未被朝廷升调回安乐州或京师长安,仅“除为房陵郡志成府别将”。房陵郡,即隋房陵郡,唐初改为迁州,贞观十年废迁州移房州治于废州城。天宝元年改为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乾元元年( 758)复为房州,下领房陵、永浦、竹山、上庸四县。⑤曦轮所任之“房陵郡志成府别将”,当为设于房陵郡之府兵制下的折冲府,名“志成”。唐制,折冲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⑥尽管墓志撰者在志文中云其所任系“既备边鄙之才,委爪牙之任”,但作为房陵郡志成府中一员中下级武官(“别将”),实为降贬。可以想见,曦轮调任后不得志的郁郁寡欢心情及精神上的打击。故如志文所记,到房陵郡后,“其载八月十七日遘疾暴增,薨于房陵郡之宾馆,春秋册有三”。也就是在天宝八年( 749),仅43岁病卒于房陵郡之宾馆。有意思的是,尽管曦轮到任也许才几个月,志文仍然不忘以“荆衡流涕,如祠武侯(诸葛亮)之庙;老幼掩泣,似望羊公(西晋羊裙)之碑”之誉,加以溢美。

 志文紧接下记:“十载辛卯岁二月十九日,寄瘗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之礼也。”即在曦轮卒后两年(751),迁葬寄瘗于京兆府长安县高阳原(今西安长安区郭杜)。之所以其能寄葬于京师长安,可能与其弟曦皓(卒于762年,即葬于高阳原)等协助有关。志文以下即叙述曦轮遗孀及胤子政等居丧哀痛之情,不赘述。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古时期出土的历朝墓志(墓志铭)均十分重视。学者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相关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墓志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起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推进和创新的作用。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作基础研究,或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永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总的说来,无论基础研究或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的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是大有裨益,是缺一不可的。

 从上述出土的有关吐谷浑人墓志的学术研究史,也可证明上述的认识。下面对已发现和公布的20方出土吐谷浑墓志作一综合的考述:

  (1)从已知20方吐谷浑墓志了解墓志主的身份及墓志的时空分布。在已知的20方墓志中,作为吐谷浑王族吐谷浑氏和慕容氏的有①:北魏时的《吐谷浑玑墓志》,唐代《慕容明墓志》、《慕容忠墓志》、《慕容宣昌墓志》、《慕容宣彻墓志》、《慕容威(神威)墓志》、《慕容曦光墓志》、《慕容曦皓墓志》、《慕容曦轮墓志》、《慕容壤墓志》,共10方。加上作为吐谷浑“大族”的《李府君(良仅)墓志》共11方,约为20方墓志的一半以上。

 作为吐谷浑王族女与本部贵族或北朝、唐朝贵戚联姻的墓志有:北魏时的《魏故武昌王(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北齐时的《吐谷浑静媚墓志》、西魏时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唐代的《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共4方。另有唐朝宗室或贵戚女嫁与吐谷浑王族的墓志有:《大周西平公主(弘化公主)墓志》、《大唐金城县主墓志》、《大唐故武氏墓志》、《大唐陇西郡夫人李氏c名深)墓志》,共4方。

 以上19方,再加上唐代出家为尼的吐谷浑公主《成月公主墓志》,总共20方墓志。从墓志时代看,北朝时(北魏、西魏、北齐)的墓志共有4方,唐代共有16方。关于墓志的出土地,北朝时出于北魏京师洛阳有2方,北齐都城邺城附近1方,西魏都城长安1方,共4方。唐代出土于吐谷浑先茔凉州神鸟县阳晖谷(今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的最多,9方,其次唐京师长安(今西安长安区)4方,唐吐谷浑长乐州(今宁夏同心韦州一带)1方,①唐延州(治今陕北延安)1方,唐金城郡薄寒山(今甘肃兰州兴龙山)1方,共16方。

 从北朝吐谷浑墓志出土于各朝都城附近来看,时投归内地王朝的吐谷浑贵戚,或多在朝廷中央任职,或出嫁与王公贵族。至唐代,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亡于吐蕃至安史之乱前,吐谷浑的先茔地,即今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是吐谷浑王族的主要墓葬地,出土了9墓志,今后可能还有墓志出土(包括慕容诺曷钵墓志)。②时在内地卒后的吐谷浑王族如慕容神威、曦光,也迁葬于其先茔。然而,在安史之乱后,吐谷浑先茔及安乐等州先后为吐蕃所据有,此时吐谷浑王族的葬地,则稍集于京师长安。③

 从以上20方墓志的葬地分布,可大致反映北朝至唐代,迁入内地吐谷浑王族贵戚分布及活动的地区。然而,史籍所载唐代吐谷浑政权亡后,吐谷浑王族及部众人居内地的情况更为复杂,分布更广,在今甘肃河陇、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均有。笔者相信,在今后,不仅上述20方墓志出土地,就是在其活动的广大地区,都有可能不断发现和出土有关吐谷浑人的墓志。

 (2) 20方墓志增补了吐谷浑世系及官爵名号。作为墓志,其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一般较为详细地记述家族的来源及世系以及官爵名号。这孰是学者们研究墓志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可以增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可从一个方面反映唐朝对吐谷浑王族贵戚的态度和政策及其变化、吐谷浑王族汉化之轨迹等。如从北魏洛阳出土的两方吐谷浑墓志,理出了投魏一支吐谷浑王族的世系。④又如上述据墓志考证宣超四子的情况。出土两方吐谷浑公主墓志,补知吐谷浑王族女等。

 墓志记载之历朝对吐谷浑王族的封号及变化,如关于可汗、青海国王、大同军使、朔方军节度副使、朔方副元帅等,反映唐朝对其政策及变化以及与朔方等边镇的关系。⑤又墓志所记吐谷浑的汉姓,以及包括墓志本身在内的汉族葬俗,均反映了迁入内地的吐谷浑王族贵戚汉化之轨迹。

 (3)墓志较为详细记述吐谷浑王族与他族的婚姻关系。作为墓志,其另一个主要的特点之一,即是一般都较为详确记载墓主或其亲属的婚姻情况,其中往往多为史籍所阙载。这也是学者们研究墓志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如北朝4方吐谷浑王族墓志,就记载了北魏时与武昌王元鉴(拓跋鲜卑)联姻的原吐谷浑主阿柴后裔吐谷浑氏;吐谷浑王伏连筹(卒后谥号“明元”)第四女库罗伏(晖华公主)嫁与西秦亡后入吐谷浑、任车骑大将军的乞伏孝达(乞伏鲜卑),其姊嫁与漠北柔然阿那壤可汗,为其可敦;⑥扎齐时吐谷浑阿柴后裔吐谷浑玑(字龙宝)弟仲宝女吐谷浑静媚之嫁与北齐骠骑大将军尧峻(汉族)等。这种复杂的各族联姻关系,反映了北朝时北方各民族融合的趋势。至于唐代的十余方墓志反映吐谷浑慕容氏与唐宗室、外戚武则天侄孙女及门第高的士家大族(如博陵崔氏、河南穆氏)联姻情况,前引诸多学者均有研究成果发表。特别是有的研究论文,还对7世纪至8世纪唐与吐谷浑姻亲关系作整体研究,从中可见唐对吐谷浑政策之变化及作用。①

 (4)墓志对增补、纠正史籍记载以及历朝政治、军事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均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慕容曦光墓志》增补其曾参加开元九年(721)唐平定六胡州的“康待宾之乱”;②《慕容曦轮墓志》增补了唐于凉州所置吐谷浑羁縻州“罔门州”的史实;由《慕容威墓志》云其曾任“长乐州游奕副使”,而研究唐代吐谷浑羁縻府州安乐州与长乐州的建置及地理位置问题;③《慕容曦皓墓志》纠正了两唐书中《吐谷浑传》关于将曦光、曦皓误为一人。又如上面提到,从吐谷浑王族墓志反映出唐代对四夷的“入侍”制度及“童年入侍,以其军功和考绩,逐步超迁”的民族政策。又如从墓志的婚姻关系、官爵名号、籍贯郡望等方面反映的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及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制度,甚至民族的迁移与融合,等等。当然,对墓志的记载也决不能完全的信从,因为古代墓志本来就是为墓主歌功颂德之作,多有溢美和对墓主饰非的成分在内。因此,对墓志的记述,还应作具体的分析,方毹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5) 20方墓志对于墓志本身的文体、格式、典故的应用以及书法艺术,与谱牒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对此,过去学者涉及不多,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研究。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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