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是武威，又称凉州。汉时称姑臧，乃匈奴语，意为城。明时又称“书城不夜”。光听听这称谓，就是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命名武威者应为汉武帝，其意为“以武扬威”。汉匈战争，武威的位置至关重要。凉州，“盖因此地寒凉故也”，此为县志上的说法。畜丰粮茂，“凉州畜牧为天下饶”，不是想象，也非虚构。汉唐时的凉州，是中国的“旱码头”，是那条贯穿中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明珠。驼铃声声，商旅不断，各种文化都会在这里融汇，然后向中原传输。因而这里又是经济、文化的“中转站”。历代诗人眼里的凉州都是慷慨激振、建功立业之地，王维、高适、岑参等诸多的诗人或驻留凉州或途经凉州，大多被凉州风土人情所感，留下了大美的诗词，尤以“凉州词”更为人称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凉”在凉州建国，或长或短，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轻的一笔，譬如鸠摩罗什，譬如凉州古城，不一而足。有论家说在凉州，随便一脚踢出一块瓦，不是汉瓦，就是西夏瓷。马步升老师称“把手深入中国历史，一抓就能抓出一大把凉州来”。雷达老师亦称凉州古城，有“浓得化不开的文化气息”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凉州城小巷颇多，大多还保留完整。因我姨妈住在仓巷，我的初、高中也在凉州城度过。凉州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我过多的足迹，但那时我的志向并不是以后要当一位作家，而是如何努力，做一个城里人。而且我对改换身份的欲望远远大过了对历史掌故的探寻。丁酉年腊月，在兰州与弋舟兄等小坐，餐厅最后上了一碗臊子面。那种久违了的味道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凉州城里的味道。我拍了照片，对我来说，因就餐时心存感激拍了照片的就是这碗臊子面。

　　我对凉州城里的风物怀有刻骨怀想大多来自于我的祖父。我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凉州城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期的凉州老城的面貌依稀还在，被誉为拥有300多座庙寺庵观的凉州城每日烟火缭绕，该是一种何等壮观的气象。我祖父在马神庙里做过饭，给我不止一次讲过马王神的故事。在我小时候，每遇冬夜，外面寒风凛冽或大雪飞飘。好像那时候的雪特别多，也特别厚。我们拥坐在炕上，那条惟一的被子成了温暖的象征。屁股底下烫，被窝外面凉，爷爷的凉州故事便断续开始。那是一种好奇的赐予，许多情节全凭我们想象。

　　若干年后，那种想象一展开便是故事。
　　凉州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那匹“马踏飞燕”被作为中国旅游标志。譬如“凉州大马，横行天下”，马与人浑然一体，才能“威武”。大凡在凉州能建功立业者，大多也与马脱不了干系。在冷兵器时代，在以马彰显国力的时代，凉州承载了多少马和人的悲欢离合。时至1915年，马廷勷任凉州镇守使，1928年为冯玉祥部队所驱逐。1931年马步青趁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中失利退出甘肃之际，率骑五师进驻凉州。1938年骑五师扩充为中央陆军骑兵第五军，马步青任军长。我在《国家坐骑》中截取了这两个军阀的横断面来延伸历史，因为马廷勷统治武威时制造了惨绝的“凉州事变”。1927年的凉州大地震加上“凉州事变”，天灾人祸使凉州变得千疮百孔，悠久的凉州城在一震一战中几为废墟，成为凉州永远的伤痛。西路红军渡黄河，凉州亦成为战场。红军未攻打凉州城，不是出于对马步青的畏惧，而是其目的不在于夺取凉州城。而凉州城的坚固亦为马步青壮胆不少。这段历史，还有争议点，这不是我叙写的重点。

　　我的叙写仍与马有关。

　　义马便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当教师八年，每逢周末，总去拜访还遗存的社会贤达或有德望的老读书人。正史中忽略的东西，乡间野史能补正。这种寻访三老野少的行为有时也冒险，确实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遭遇：莲花山的大石擦肩而过，我两个小时都喘不过气来；斜行8个小时在大雪中到天梯山石窟旁边的小村，两腿冻僵，在一好心人家炕上焐几个小时才恢复知觉；凌晨被人抢劫，卸了自行车一面的脚踏板，推行二十余公里才到达凉州城......

　　这种抢救性的寻访使我有了相当充沛的积累，所以我的脑存中有许多令别人闻所未闻的轶事，只不过有时笔力不逮，生怕糟践了它们。

　　古凉州有专吃“义马粮”的。他们一出生便接受严格的检测，若体格坚实、耐力强大，便被作为“国家之马”的储备供养起来，死后焚化作为马形，意为来世转为国家之马，为国效力。圉人是专为饲养这些人的“养马者”。不是“牧”，而是养。

　　以什么为题，耗费了我三个多月的时间。最后定名《国家坐骑》。有些人赞，有些人反对。赞者说这能体现主旨，批评者说这题目太大。其实我真实的意图，是要避开宏大叙事，力图从普通民众身上开凿一种国家精神和刚健的国家意识。

　　这也许不是《国家坐骑》的全部。

　　上世纪90年代末，马步升老师参加一采风团至凉州，当时我全程陪同。那个时候，我在诸多人的支持下，穷力创办了《西凉文学》，其酸甜苦辣伴了我将近20年。自此时起，步升老师便成为武威文学积极的支持者和见证者。20多年来，他来了多少次武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早已超过了他回故乡的次数。我的算作文学作品的东西他基本都过目。《末代紧皮手》和《国家坐骑》，他是审读过我手稿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很少评判我的小说，有时到了吝啬的地步。那是一种宽容，他在明显地放纵别人认为我小说中所缺失或待填补完满的东西。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小说无法完满或者完美，完美的可能不是好小说。所以许多年来，我在不停地写，不停地思考，不停地犯写作中明显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顽固。我知道“我所唱的歌还未唱出，我每天都在调理琴弦。”除却工作，我的大多时间花费在了《西凉文学》上。20年来仍保持“一将一兵”的办刊格局，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耐力的考验。在属于我有限的写作时间里，我的大量时间仍在读书，所以也有人惊讶于我“写着很土的小说，研读着很现代的小说”的二律背反。

　　小说写完后，剩下的事就大多为读者的了。小说背后的事不必永远让创作者一个人絮絮叨叨，该讲清的讲清了，应该就行了。《国家坐骑》出现了许多解读，我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

　　至于巴子营，说穿了就是巴掌大的地方。

　　这也很简单明了，用不着多解释。

                                      时于戊戌二月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