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西走廊长城不仅保障了关中和陇右的安全，而且打通了连接西域各国的通道，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削弱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为加强边备力量，朝廷在长城内侧移民实边，屯垦农田，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技术得以推广。中原地区的牛耕，铁制农具如犁、锄、铲、镢以及辨土、施肥、田间管理、轮种等都引进到河西，手工业、商业以及河西城市等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河西走廊是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命脉，也是匈奴和走廊以南羌族来往的通道。为了彻底切断匈奴与羌人以及西域诸地的联系，匈奴退出走廊以后，西汉政府建郡设县，立亭障，置烽燧，并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大力进行农业开垦，河西走廊由畜牧草原区变为新兴农业区。

西汉王朝对于河西四郡的经营，始终是将军事措施与经济开发紧密结合，移民、设郡、设防、屯垦四位一体。在开发方面，首先是移民实边，其时，河西地广人稀，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霍去病两次西击匈奴右部大获全胜，浑邪王部众降汉，河西归汉。汉王朝于西北边郡专设五属国安置匈奴部众之后，河西已“空无匈奴”。为了巩固对河西的统治，实现“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目标，西汉在初置酒泉郡的同时，即“稍发徙民充实之”。据《汉书》等文献记载，武帝以来，西汉向河西地区移民大约有以下几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设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

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丞相刘屈牦等随戾太子发兵反被族诛，其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

据研究，上述直接或间接记载所反映的移民，都包括了向河西地区的移民。此外，据悬泉汉简资料，河西敦煌一带还有归义羌、官奴婢、内地流民入居。汉武帝以来大规模向河西地区的移民，加上戍边军卒及其家属居留当地，使大量内地汉族民众成为河西地区的主要居民。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0211人，如果再加上当地驻军和大量戍田卒，河西的总人口当不下五六十万。汉王朝的移民实边使河西地区地广人稀的局面得到改观，特别是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由此发生改变，使河西走廊处在西北几个民族地域集团的交集，成为汉民族和中原政权经营西北的重要根据地。

雪域雄关

其次是大规模开垦屯田，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再次大败匈奴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令居以西亦即河西，河西屯垦由此而始。据研究，整个汉代在河西走廊的屯田点主要有令居、番和、武威、居延、酒泉、敦煌等处。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敦煌悬泉汉简也有“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郡农田官，常平籴调，均钱谷，以大司农丞印封”的记载。可见，河西屯田涉及四郡，规模很大。与此同时，随屯垦而进行的开渠浚沟，兴修水利，史称：“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信道者，不可胜言。”从而逐步将河西地区经营成一个重要的绿洲农业区，由此使河西由原来的单纯牧区转为绿洲农业与传统牧业兼有的经济区，有力地支持了汉王朝对西域乃至西北国防的开发和经营。

西汉政府对河西大规模的移民，自武帝时一直延续到昭帝。史料对此记载甚详，如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昭帝始元二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另外，从汉简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初移民的情况，居延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太初三年中又以负马田敦煌”“诣居延为田”。从汉简记叙来看，仅居延一带的田卒移民，就有来自中原人口稠密地区的颍川郡、上党郡、魏郡、东郡、河内郡、大河郡、南阳郡、河东郡、巨鹿郡等十多个郡国。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淮阳国（今河南淮阳、太康一带）派遣到居延的田卒一次就达一千五百人。今敦煌东北甜水井汉代遗址中，曾发现许多铁农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西走廊当时农业发展的情况。

从汉武帝经营河西到昭帝始元二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汉政府利用屯田的方式，集中劳动力和技术，开垦河西走廊，建设“官田”，建起一个屯戍结合的军事经济壁垒。汉政府一次次加大对河西地区的屯田，其中军屯占很大部分。“官田”大量开垦，随之便产生了“假民公田”的现象。对于迁徙到河西的中原贫民，先由国家供给他们衣食，在度过一段适应性生活以后“数岁，假予公田”，分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组织他们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由此，在河西地区出现了一种和睦的社会风气，“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至此，河西走廊农耕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汉政府对河西走廊屯田的不断增加，大量的城市兴起。城市的发展依赖所在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在月氏、乌孙、匈奴统治河西走廊时期，他们主要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不利于城市的发展。汉政府统治河西走廊时，不断移民、屯田和开发，使农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河西走廊郡县城市的不断出现。汉政府陆续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三十五县。有了居民才能设郡置县，足见当时农业开垦已十分普遍。

其次，随着农耕经济的不断发展，河西走廊水利设施的建设已趋完善。河西走廊属于干旱地区，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兴修水利。河西走廊的河流径流，主要由祁连山区的高山冰川补给，所以山前绿洲上有丰富的水源，这给发展本区的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走廊内河道纵横，著名的氐置水（今敦煌党河），籍端水（今安西、敦煌间疏勒河），呼蚕河（今酒泉北大河），羌谷水（今张掖黑河），谷水（今武威、民勤间石羊河）等五条河流交错回流。加上走廊地势平坦，引水灌溉极为方便。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塞黄河决口瓠子（今河南省濮阳西南）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居延汉简127·6记载：“第十三墜长贤口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用以灌溉的明证。另外，《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觻得县有“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觻得县在今张掖市西，乐涫县在今高台县西北，中间隔今临泽县，因此千金渠是一条较大的灌溉工程。另外，冥安县（今安西县东南）的籍端水（今疏勒河），龙勒县（今敦煌市西南南湖附近）的氐置水（今党河）均“溉民田”。在武威郡“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其他如居延地区的灌溉渠道，至今还残存有痕迹。同时为了保证河西地区水利灌溉设施与屯田区配套，汉政府还做出了相应的规划，尽量将屯田区建在河水流域，并将屯田都尉站所置于重要的水口处。如当时北部都尉设于酒泉郡内的会水偃泉障，渔泽都尉治设于敦煌渔泽等。

祁连山色

第三，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在河西走廊推广应用。如能增强农作物抗风抗旱能力、减少土地休耕的代田法，经关中、中原实验后，实施于河西，“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居延简有多处涉及代田仓，如“始元三年六月甲子朔，甲子，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即是居延县设置代田仓用以储存余粮的明证。当时先进的耕作方式相庸挽犁法也传入河西走廊，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

第四，在农业生产中，河西地区广泛饲养和使用耕牛。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居延汉简中也有多条简文记载了牛的年龄、毛色、性别等特征，如“十五日，令史官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使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等，为牛设置牛籍，证明耕牛在河西走廊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此外，农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也是河西走廊农耕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居延汉简中记载的农作物品种不下二十种，主要有胡豆、胡麻、糜、米、粱米、白米、黄米、黍米、谷、黄谷、麦、土麦、白栗、荞、菽、茭、秣、姜等。

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也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加。汉初不断地进行移民屯田，使这里迅速由草原区变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汉族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河西，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河西走廊的不断开发又促进了该地区人口的增加。据史料记载，汉代张掖郡有户24352，口88731；酒泉郡有户18137，口76726；武威郡有户17581，口79419；敦煌郡有户11200，口38335。合计河西四郡有户61270，口280211，领县三十五个，出现了广泛的城市分布。

在此后的近120年里，河西走廊农业社会度过了一个相对平稳和顺利发展的时期。西汉政府统治时期的关中及中原、河北、关东等地区，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已经建立。激烈的土地兼并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尖锐的问题，使这些地区的社会处于动荡不宁之中，这种动荡也波及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河西走廊内，农耕经济起步很晚，虽然封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在形成和发展，但土地兼并似很少见。河西走廊内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亟待开发。这种现象就避免了出现像中原地区那样由于土地少、人口多而导致的土地兼并，为河西走廊农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汉政府为大力开发河西地区，安定民生，对迁徙到河西走廊的百姓实行了各种优待政策。“假民公田”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所谓“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以及“有和气之应”。河西地区的百姓很少遭受封建政府以及当地官吏“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侵扰，自然安居乐业。这种安定的社会局面非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河西走廊“避远”的地理位置和险阻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不易受到外部战乱及灾害的波及和影响。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因天灾人祸所致，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万口，而“无名数者”多达四十万，朝廷为解决严重的流民问题，“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公卿所提的“边”，也包括河西走廊；汉武帝后期，关东、关中地区屡屡发生“群盗并起”“水旱连年”的现象，而河西地区却很少出现；西汉末，关中起兵，窦融因“河西殷富”，向始帝要求去河西任职，乃任为张掖属国都尉；东汉初，“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光武帝给窦融的诏书中也说：“（河西）仓库有蓄，民庶殷富。”这种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富庶，使得内地一遇到战乱或灾荒，就有不少人迁往河西定居。大量流民的移入给河西走廊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人口的不断流入也是导致河西走廊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

武威南城门广场

优越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社会结构和宽松的政策使得河西走廊的农耕经济不断增长，成了“殷富”之地。河西走廊的西部是干旱荒漠地区，而汉代敦煌郡有“委粟里”“宜禾里”“美稷里”等地名，还有以“力田得谷”而名的效谷县，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汉代敦煌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东汉政府接受敦煌太守张珰献策，在西域柳中（今新疆鄯善西）一带屯田，由河西四郡供给耕牛、谷食，说明河西走廊还是经营西域的后勤基地，河西走廊的农耕经济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并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河西走廊农耕经济的开发并没有影响到畜牧业的发展，汉代国家牧苑的设置和农业人口兼营畜牧业，使农耕和畜牧业有机结合并协调发展，河西走廊原有的畜牧业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代河西走廊在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畜牧业也在不断发展，农牧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给河西地区人文方面也带来了许多变化。这些当然离不开长城的军事保障作用，减少了战争冲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条件。除了民风敦厚之外，移居河西的关东人在习俗上也与原先大不相同，“习俗颇殊”。而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形成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河西走廊的区域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存在，成为了以后河西地区区域政治发展的基础。

（本文节选自《武威长城两千年》）

作者简介：

海 敬，甘肃兰州人，西北民族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参与编撰图书5部，主持省级以上课题5项，参与完成国家、省级课题多项，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贾海鹏，甘肃宁县人，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现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持省社科规划办青年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市级课题多项，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第十四届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首届青年凉州文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