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教育发达的地区。明清之际，武威“人文之盛, 向为河西之冠”，文教事业兴盛。清代，武威各地存在一个民间性质的助考组织，即“兴文社”（也称崇文社），其职能主要是为本籍参加乡、会试士子资助盘费，“里有文社储巨款，发商生息，为乡、会试士子川资。”

一、兴文社设立原因

有清一代, 甘肃考中进士共350人, 所占全国进士总数的比例尚不足八十分之一, 其数量不足江浙一带的一个县，也远远低于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陕甘合闱导致路途遥远，应试盘费高昂，影响了甘肃士人正常的应试。

康熙初年，陕甘分治，甘肃成为独立行省。清代科举重视地域平衡，取士政策以省为单位。从理论上讲，分省便伴随着分闱，但陕甘分闱却迟至光绪元年（1875年），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才得以实现。分闱前甘肃士子乡试要远赴西安，交通不便，盘费高昂，影响了他们正常应试。左宗棠在其奏折中就写到“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阻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

由于科举考试的长期性，以及不受年龄限制，参加科考者大都有家室之累，科考成功显然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闲暇时间，“功名盛衰，原因复杂”，“但经济是基础。科举考试，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甘肃本为瘠贫之区，往往因无力筹措应试盘缠等费用，而面壁向隅。

二、武威县兴文社

武威文风甲于秦陇，但贫寒之士居多。每逢乡试、会试，总有士子因路费无法筹措而放弃应试。时任甘凉兵备道容海与天梯书院主讲张美如先生、绅士杨增思等商议后成立兴文社，专门为乡、会试士子提供资金支持。《武威兴文社当商营运生息碑记》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碑文共 513 字，为甘肃按察司按察使容海撰文，凉州府知府周维垣书写。碑文记载，清嘉庆十年（1805），在天梯书院主讲张玉溪（即张美如）的支持下，绅士杨增思、白之璐、刘丕曾、张琨等设立兴文社，资金来源由邑人资助。为长期运营考虑，兴文社将剩余资金作商业之用，将盈利作为士子乡会试的费用。由于他们带头资助，合邑上下积极回应，筹集银两三千两，推举社长管理。为使这批资金发挥可持续作用，经兴文社成员合议，挑选信誉好的商号273家，将资金平均分配给他们运转生息。兴文社通过这种资本运营的方式增加了本息收入，使乡、会士子们应试的路费有了保障。此议由道府县三级立案以存永远。碑文简述武威文风之盛、士子奋志功名的情形，笔锋一转，“而风尘因顿者，殆不少矣。”于是一批有识之士，同心协力，善作善成，为武威教育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贡献。

武威县兴文社还多次接受本籍为宦士人的捐助。如在《武威牛鉴雪樵行述》中就记载牛鉴“出廉俸千五百金，助里中书院及文社宾兴经费。”《甘肃新通志》卷74《人物志·孝义下》中记载，张景福官西安府孝义厅同知，归时捐金助文社；伦肈纪曾知陕西华阴县，罢归，捐3000金以助本邑文社及天梯、雍凉两书院。

三、民勤县兴文社

清代，民勤县曾设立崇文社为士子乡会试筹集费用。道光年间所修的《重修镇番县志》中有一块《建置崇文社碑记》，此碑记载：镇番文风不振，“揆厥由来，实缘自镇至陕相距二千余里，制科之士往往艰于资斧，裹足不前。致使皓首穷经，终老牅下者，指不胜屈。”为此，镇番知县李师唐及全县的士子和百姓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捐资设立崇文社，为参加科考的学子提供资助。该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今佚。碑记简述了民勤县创建崇文社的背景、动员、捐资及所捐数额、营运管理等事项。碑文中记载时任知县李师唐倡建，阖邑士庶“破悭乐输”捐置，继任知县谢载亭“欢忻从事”，所捐银两“营运生息，用佐乡会资斧之需。”此碑特别突出了两任知县李师唐、谢载亭“爰偕同志，各解私囊”，捐银、劝捐的善举，表达了“文运日兴，科名益盛”、希望再创“贤良接踵，科第蝉联，文运之盛，甲于河西”盛举的愿望。

四、古浪县兴文社

民国年间修的《古浪县志》中有一块有关古浪兴文社的碑记记载。该碑立于道光元年（1821）八月，碑文共计752字，由武威举人张启铭撰文，姚殿元书写。碑文主要记载道光元年（1821）古浪县设立兴文社，并将捐资和置地租资作为乡会两试士子盘费的事迹。在碑文中记载，“既又轸念士之寒竣者，……于是集阖邑绅耆，设立兴文社。……公（笔者注：时任古浪县令李焜）即慨然捐廉一千金……先是邑人樊明府立夫者，于嘉庆十六年捐银四百两整，置地出租，为乡会试之需，已历有年……若张明府平山暨明经张公倬、国学张公□□、武庠张公洁、国学董公以正、庠文马公理章、吏员宁公国枢、文庠石公东元、国学张公尔范，各捐资不等。”嘉庆十六年（1811），古浪县樊氏创立兴文社，并捐银400两置地租作为乡会试费用。道光元年（1821），古浪县县令李焜创立兴文社，个人捐俸1000金并倡议官绅捐赠来解决乡会试费用的问题。

此碑最后还记录了兴文社相关规定及资金使用制度：社内公举品行端方、家道殷实斋长四人，学师各给札付经管社事。”“社内租粮务须干圆洁净，每年秋收后租户送到学署，用市斗平面量交。”“社粮于乡试年四五月内变价，以三分之二为西安乡试士子盘费，着入闱老成之人带至西安分散……分为会试文武士子盘费。若无会试之人，此项留为下届会试之用，或积存生息，仍增置田地，添补公项，以为扩充地步。”

由于史料缺散难见，无法对清代武威兴文社资助的金额、持续性等情况做出进一步论述。其资助仅限于乡、会试以及优、拔贡赴京朝考，作为初阶之试的童试并非其资助的范围。兴文社作为民间组织，多有人亡政息，兴废无常之虞。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后，兴文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其原有的基金开始流向新学教育。

作者简介

李文钧，甘肃武威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西北整体视野下武威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与转化利用”专项项目子课题——“武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口述史”和“武威近代文史资料汇编与研究”，在《武威日报》等市级报刊媒体发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