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古称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滋养着这块绿洲，让武威自古水草丰美，成为天然的牧场。历史上的乌孙、月氏、匈奴、羌、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等族，先后在此驻牧。这里，曾经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要冲，素有“襟带西蕃，葱右诸国”“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喉襟”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游牧胜地、军事重镇的历史背景下，武威的马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一

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武威已经有了原始游牧业。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游牧业生产工具。武威甘泉沟岩画上有“石马踢战”“牧马”等图形。武威莲花山脚下“兽文石”上刻有马的图形。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修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记载：“城西二十五里莲花峰下有巨石，青质白文，各成兽形，如鹿、狼、马、牛、羊者。”这些都是较早反映武威马文化的石刻。清代武威人陈炳奎据此创作《兽文石歌》，对其进行形象地描述。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凉州的高山草原成为各个游牧族群活跃的舞台。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利用河西丰美的水草资源先后从事牧业生产，“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中乌孙以擅长养马著称，“乌孙马”体格偏大，体形匀称，力速俱佳。

“逐水草迁徙”的匈奴，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匈奴占据河西走廊。为解除西部边境的威胁，打通西域，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两次派霍去病进攻河西，把匈奴势力彻底赶出了河西。匈奴人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为彰显武功军威，此地得名武威。

二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两次派李广利西征，征服郁成、大宛，获三千余匹汗血宝马凯旋，威震西域。汉武帝得到汗血宝马，正式将其冠名为天马，并写下《天马歌》加以称颂。河西走廊水草丰美，遂成为养殖繁衍战马的重要场所之一。《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再现了汉代天马的原型，其气势非凡的神韵仿佛印证了《天马歌》中的描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铜奔马、铜车马仪仗俑以及汉代彩绘木马、绿釉陶立马、灰陶立马等精品文物，成为两汉时期武威马文化繁荣发达的杰出代表，是研究汉代养马业及马种的珍贵实物资料。

金日磾，字翁叔，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出兵河西时，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和太子。汉武帝见到从武威来的休屠王太子，十分喜爱，想起此前曾获得祭天金人，故将休屠王太子赐姓为金，将其安置在黄门署养马，拜他为马监。武威当地出于对金日磾的怀念和敬仰，尊其为“马王爷”或“马神”，并在城乡修筑马神庙。

两汉时期，“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羌人在河西分布很广，部落繁多，客观上也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

三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在河西实施农业和畜牧业相互支持的方法，凉州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黄初二年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馀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曹魏政权对河西羌胡众部采取怀柔政策，购买其马牛羊等牲畜，与其进行贸易，推动了养马业的发展。

五凉时期，随着草原民族不断移驻河西，开辟出新的牧场，河西养马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各个政权出于养殖战马的需要，设立官牧场，进行驻牧，同时设置行政机构加以管理和保护，河西成为军马的重要产地之一。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之后，就着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凉州骑兵队伍，以维持地方秩序和镇压敌对势力。尤其是两次救援西晋首都洛阳的军事行动，让“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歌谣广为传唱。此歌谣见于《晋书·张轨传》，后人称之为《凉州大马歌》。

南北朝时期，武威养马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北魏灭北凉后，武威成为北魏重要的养马基地。《魏书》卷110《食货志》记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蚕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到北魏孝文帝时期，为了南征之便，又设立河阳牧场，年年通过转徙的办法将大量牲畜“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

四

隋唐时期，凉州成为抗击吐谷浑、突厥、吐蕃的前哨阵地，刺激了养马业的发展。

隋朝是河西地区养马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朝最大的边患是突厥和吐谷浑，对马匹的需求量很大。隋朝完善马政管理，将河西作为重要的战马供应基地，又采纳镇守凉州的贺娄子干的建议，充分发挥河西居民“勤于稼稍，多畜牧”的特点，大力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并设置牧监制度，掌管地方的畜牧业。当时河西民间养马业也很发达，和官府的牧监并驾齐驱。

 

 

 

 

 

 

 

 

唐朝贞观年间出于经略西北的需要，沿袭隋朝，在河西、陇右地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建立了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采取制定马法、推行马籍、牧养有法、储草御冬等措施，为军队提供了大量优质战马，在唐朝前期的边境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政府设牧马监专门负责养马，每年向突厥、吐蕃等部买马，通过混养等方式，改良马的品种。武威境内产的岔口驿马就是当时选育出的名马。唐代的税草制度（即秋季的税草要满足牲畜冬、春季的草料需求），是河西地区养马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记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

唐代诗人王维的《凉州赛神》一诗，描写了武威战马飞腾的场面。诗曰：“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武威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骑马女俑文物，生动地展现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

（文章来源武威日报，原文有删减）

 

作者简介

李元辉，甘肃武威人，大学本科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独著或合著有《汗血宝马》《话说五凉》《天马长歌》《诗文话天马故里》《古诗词中的凉州》等，先后在《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等发表文史文章300篇，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