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西凉府作为“西夏辅郡”，成为整个西夏右厢地区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腹地的西部门户，是西夏的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后方。西夏时期河西地区养马业有了较显著的发展。

此前，河西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所倚重的军马供给基地。《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月”条记载：“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西蕃地界》云：“武威郡至天圣初土贡（马匹）不绝。”党项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说明那时河西地区马匹数量相当可观。

西夏的畜牧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牧场设群牧司、末驱、大小牧首领、牧监、盈能等官员管理。《天盛律令》卷19载，有一定经营能力的牧人可在国有牧场领取“骆驼、马、牛十五、二十以上”等牲畜。境内党项、回鹘、吐蕃人也以经营马匹等畜牧业为主。

西凉府源源不断地为西夏政权提供着赖以生存的马匹、牛、羊、骆驼等军需和民用物资。《金史·夏国传》载，西夏“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记载：“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是也。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

武威出土的西夏白瓷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马头上一缕缕的鬃毛栩栩如生，动感十足。它和西夏碑碑座中的天马、西夏牵马木板画等文物成为西夏时期“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生动写照。

六

元代，政府大力倡导地方养马，并且颁布马匹保护法等相应的法律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养马业的发展，武威乃至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发展长盛不衰，马匹数量更是尤为可观，为元朝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充分保障。

元朝是“以兵得天下，不籍狼馈，惟资羊马”，所以用“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羊马等牲畜成为元朝重要的军用物资。元代设立了大量的官营牧场，主要分布在北方草原和河西走廊地区，为马匹的饲养提供充足的牧草和水源。设置太仆寺对官营牧场进行管理，太仆寺所属各牧场皆有哈剌赤户，按千户、百户组织管理，父子相承服役。元世祖时，派千户一名，执掌山丹大马营马场。

由于河西成为重要的养马基地，所以元政府还经常到河西“和市”牲畜，例如，至大年间（1308-1311），元政府派刑部尚书马建从河西“和市羊马”。延祐年间（1314-1320），元政府一次在河西“市马万匹”。

七

明代，为了抵御蒙古残余势力，武威成为了明朝重要的养马基地，为巩固西北边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设甘肃苑马寺，下辖6监24苑，分布于祁连山、大通河一带的“水草便利”之处，共牧马十余万匹。6监之中就包括祁连监、武威监。每监下辖四宛，如武威监有河西、大川、宁番、洪水等四宛，每苑养马4千至1万匹。万历年间，明政府先后在武威铧尖墩、高沟寨开设“茶马互市”，便利了商业往来，促进了畜牧业发展。武威及河西走廊作为明初最重要的养马基地，不仅牧养了大量的战马，满足了明初马匹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而且为当地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畜力。明代张恒《凉州词》中“马足春深苜蓿长”，杨一清《将至凉州》诗中的“平塞马嘶春草色”，吕大器《早发古浪》诗中的“秋草正肥骄塞马”等句子，正是当时武威养马业发达的写照。

清代，官牧业虽比不上明代的规模，但也有所沿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为用兵西北的需要，在甘肃广设营牧场。乾隆元年（1736），在甘州、凉州、肃州、西宁各设马场一处。凉州马场设在黄羊川，以牝、牡马1200匹为本马。此外民间牧马业也有一定发展。各地驿站铺所也规定了相应的马匹数量，如“武威驿额马骡八十匹，余四驿各六十匹”等。清代晚期，随着官牧业的规模大减，河西养马业日渐衰落。

明清时期，武威城乡各地建有大量的马神庙，祈求马匹健康、水草丰盛。例如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修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记载：“马神庙，东北隅。”《古浪县志》记载：“马神庙，一在城东隅；一在郭东南”“土门马神庙，东郭”“大靖马神庙，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在参将署东”“安远马神庙，中城内。”《镇番县志》记载：“马神庙，城东南街”等等。

从先秦两汉至夏元明清，武威马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辉煌，为维护西部边疆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武威马文化，已深深融入了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传承之中，其清晰的历史脉络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出的那种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对武威乃至河西地区的经济、军事、社会、生态、历史、文化等具有深远的影响。

（文章来源武威日报，原文有删减）

 

作者简介

李元辉，甘肃武威人，大学本科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独著或合著有《汗血宝马》《话说五凉》《天马长歌》《诗文话天马故里》《古诗词中的凉州》等，先后在《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等发表文史文章300篇，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