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0年第一期推出《末代紧皮手》之后，近日，《芳草》第2期又推出我市作家李学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作为文学期刊“四小名旦”的《芳草》，近年来一向以推荐优秀作品为己任，推介发表了一大批在业界受人关注的重要作品。《芳草》2期重磅推出《国家坐骑》，该因此长篇小说的题材较为独异，独特鲜活的人物形象较具质感，“给文学长河的凉州画卷，留下了品相纯粹的一部”，“使长篇小说赓续并拓宽，刷新了今古奇观之道”，“使新历史小说的力作，是一部洪钟大吕之作……使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国家坐骑》耗时10年，反复打磨、修改，在发表之前，十几位全国重量级作家、评论家先行审阅，作者十易其稿，字斟句酌，竭力使小说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归真小说的本来意义。
“清末到民国年间，列强肆虐，朝廷、政府飘摇。地处西北一隅凉州的马户们，还在名存实亡的马政司官员的督导下，为培育‘龙驹’，即国家之马而忠实地履行职责。这是一个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题材，绝无雷同。‘培育龙驹’的过程，就是民众捍卫精神的过程。‘半人半马、似人类马’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文学人物形象中独异而奇特。相马师、圉人等人物，亦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是一部马的传奇，是普通民众站在国家精神载体层面的叙述。国无兵不稳，兵无马不胜。冷兵器时代，马的强盛意味着国家的强盛。为培育国家之马，朝廷专设马政司和马户。相马师和圉人作为专为国家育马的专职人员，在苦苦等待义马的出现。挑选过程极为严酷。一旦有马户生出‘义马’，马户们便欢欣鼓舞。而‘义马’的真正命运才开始。马形、吃素，各种禁忌使‘义马’备受煎熬。唯其如此，才能培养出国家的真正之马。半人半马，似人类马，极富传奇和象征色彩。‘义马’死后，做成马形焚化，意即来生转化成国家之马，为国效力。独异的题材，发人深省的象征意义，旨在刚健中重塑一种阳刚的国家精神。”
这可能不是《国家坐骑》内容的全部。《国家坐骑》的发表，使甘肃文坛又增添了一部重量级作品。据悉，《国家坐骑》单行本近期由敦煌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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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提及凉州二字的文字，命定是要惊世骇俗的，不如此就无法般配。说起来这只是假定，但对生于凉州，长在凉州，半辈子用文字写凉州的李学辉，无疑是睁开眼睛就要面对的真实。这都怪那些比星月还耀眼的唐诗宋词，当然，也得益于这远上黄河的春风不度，才给李学辉从动笔之初就定下极高的门槛。从最早写唯有凉州大地上才出现的那位紧皮手，到此次只能驰骋在凉州大地上的义马，李学辉用小说很好地传承了王维、高适和岑参等人的古典浪漫精神，给文学长河的凉州画卷，留下了品相纯粹的一部。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刘醒龙
学辉往往在沉潜若干时段后突然拿出惊世之作，殊不知这当中有多少苦熬的心血和生命的呼啸。他以不管不顾的瘦硬的简练，凝神在义马的钩沉、赋型和涅槃中，一个兀自独立的文本，携带着从未有过的形象和超常的语风，使长篇小说赓续并拓宽、刷新了今古奇观之道。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 主编 施战军
李学辉的长篇小说《国家坐骑》是新历史小说的力作，是一部洪钟大吕之作，这部作品将对历史人物的深情打量和人在时间深处的境遇都做了细节生动的呈现，给我们绘制了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声音和心灵的肖像。命运和担当的果敢，人的勇气和智慧，爱和迷茫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绝佳呈现，使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邱华栋
李学辉的小说，无论短篇佳构，还是长篇巨制，所取素材总有着江湖遗响的幽远，乍看，鲜为人知，掩卷细思，又无不与天地人文血脉相融通。其行文，巍峨，陡峭，剥尽一切虚浮琐屑，仿佛深夜旷野里的打铁人，冰冷的敲击声中，迸溅着灼烫炫目的铁花。在《国家坐骑》中，李学辉秉持了一贯的选材趣味和语言手段，而其布局建构更为宏阔而坚固，叙述谋略更为诡谲而精确，让人读来，颇有幽谷独行之景致。
——著名作家、甘肃省作协主席 马步升
绝世题材已成绝世巨著。《国家坐骑》对于历史和人性透析的深广度，对于人祸大于天灾的深度认知，对底层民众国家信念的内在永恒品格及其祭献精神的挖掘，对晚清衰亡史的透彻认知，以及对于国家与民众命运关系的精微思辨性把握，都有力透纸背思想力量。作品虽然是对于义马这一象征性精神的书写，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却灌注其中，义马形象及其体现的道义力量具有震撼灵魂的警世作用！其以精心构制短篇小说的语言风格来构制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叙事风格的探索试验尤可称道。
——陕西师大文学院博导、著名评论家、 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程国君
《国家坐骑》无疑是学辉先生创作过程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借传统义马形象让衰退的民族精神还魂，用古凉州的家国情怀烛照万马齐喑的时代。小说以史家之笔摹写充满民俗意味的义马复活，在象征性叙事中凸显真实的社会生存经验和时代历史变迁。义马作为一种传统仁义精神的象征，在圉人、马户头、韩骧夫妇和胡七爷的呵护下，成为活生生的传统文化信仰的载体和象征。在这个维度上，小说让一个负载着盛世文化符码的人马在乱世中复活，让艰难生存中行尸走肉般苟活的人们看到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缕魂魄，小说题目突出“国家坐骑”，而其文本落脚点在于“国家之民”。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有着文明转型的差异性。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概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心存的道统和秩序，传统文化中的义马所秉承的精神内涵能够让末世衰微的民众看到一丝属于中国人文的情怀，在刍狗不如的生存中，唯有传统人性、人情和文化信仰能够让人成为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坐骑的意义不在于传统抑或现代，而在于让“国之民”聚拢分散的精神和魂魄。小说浓郁的西北文化风格和现代性技法相结合，简练通俗的口语句式与古奥雅驯的文言句式相掺杂，呛人的土味儿和乡绅精英意识一起缠绕在义马的魂魄里，这些都让小说充满了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著名青年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郭 艳
1966年，我和学辉均属马。与我作为一名诗人的凌空蹈虚迥然有异，学辉用他的小说扎营在河西走廊，运筹于古凉州，倾心半生，佳作迭出。《国家坐骑》与其说是一部传奇和想象，不如说是一卷奇崛的边疆史，一本滚烫的凉州志，一册奔腾的自供。
——甘肃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作家 叶舟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更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那是一种深沉精神的写照，所标示着的，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纯粹，在我看来，一切富有此种意味的书写，都在根本处站稳了脚跟——而学辉的文学跋涉，正符合了我的这种想象。从《末代紧皮手》到《国家坐骑》，他赓续着文学深沉而纯粹的要义，孤绝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以一种“夸父追日”的姿态，奔逐在凉州那块富含文明密码的古地，高标自成，有力地矫正了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那些轻薄的不满，堪称“文学筋骨”一般的存在。由此，他的作品以及书写作品的过程，于我而言，都具备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构成了某种参照甚至是棒喝。
——著名70后实力派作家 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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