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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粟特康氏与凉州萨宝之职再探 ——以出土墓志《康阿达墓志铭》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0-08-24      点击率:
  [内容摘要]粟特康氏是汉唐之间在河西走廊的一支重要力量,康植、康妙、康盛等都入仕汉族政权,成为中枢臣将。武威出土的康阿达墓志铭表明,武威康氏曾任凉州萨保,具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极力争取的对象之一,也是河西各地方政权所仰仗的重要力量之一。
  粟特,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流域的古老民族,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大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粟特人建立的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另有安国、东曹国、曹国、西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在我国史籍中,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有时简称为“胡”。汉唐时期,粟特人以商队的形式,沿丝绸之路东进,在新疆、河西走廊、青海、固原、西安、洛阳、大同等地建立聚落,对中古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根据对粟特文古信札,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粟特文文书,河西及内地出土的粟特人墓志,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一、文献综述
  梳理国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粟特的研究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粟特人名称研究。陈寅恪提出,河朔地区聚居的中亚胡人,如柘羯、羯胡、杂种胡都是粟特人的异名。而黄永年则认为,羯胡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带有敌忾的泛称,柘羯是勇猛骑士的泛称,杂种胡是若干少数民族的统称。芮传明亦认为,柘羯是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
  (二)粟特语文献研究。现存的粟特语文献大致可分为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非宗教文书,大多在吐鲁番和敦煌发现。国内学者研究重点集中在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对于二号信札,学者主要讨论的是断代。陈国灿认为是写于313年,林梅村认为写于202年,王翼青认为写于东晋初年。
  (三)粟特人的分布与墓志铭考释研究。这是国内学界研究重点,成果较多。唐长孺侧重于研究魏晋时期卢水胡、羯胡中粟特人的成分,以及在秦陇、巴蜀等地区的分布。张广达则指出唐代昭武九姓聚落的分布、迁徙、延续等情况。陈国灿亦提出河西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并重点介绍了魏晋隋唐时期武威境内的粟特人安氏、康氏。宿白在武威考察后,提出现武威居民中尚有粟特人之苗裔。荣新江系统考证了西域及中原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胡人迁徙与聚落,专论聚居在凉州的粟特人,指出“凉州为河西较大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
  武威出土粟特人墓志较多,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夏鼐对《康阿达墓志铭》进行考订,指出碑文中的“凉州萨保”,是官名,萨宝即萨保。陈志谦《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考述》对安元寿的族系、履历及葬式进行研究,提出由于受卜筮风俗的影响,翟氏在去世30年后才与安氏合葬。
  (四)粟特人社会活动研究。陈连庆提出,东汉时期的河西及洛阳有大量西域胡商,到了魏晋时期,西域胡商还到了长江流域活动,益都、建康也成为粟特人活动的中心。程越认为,中唐时期粟特人的盛业活动达到顶峰,促进了欧亚内陆的多边贸易,并且入华粟特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继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冯培红提出,武威是河西走廊乃至中国境内最大的粟特人定居点,唐代安氏、石氏、曹氏、康氏等在此形成郡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撑起了中古武威的半边天。
  (五)粟特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向达以史料为基础,对唐代长安之繁荣与长安的西域胡人,及胡化等进行深入研究,论述粟特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此后学者以出土文物为重点,论述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姜伯勤指出,在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图像中,可见伊兰文化、突厥文化及其中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荣新江则指出安伽墓葬展现了一种多元文化特质,蕴含着粟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国文化等文化,表现出粟特人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和气魄,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美好的一面。
  (六)粟特胡人聚落首领萨宝研究。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均记载由入华粟特胡人聚落首领萨宝,或萨甫、萨保、萨薄。富安敦认为,萨保即萨薄。向达认为,萨保即萨宝,是回鹘文sartpau的译音,意思是队商首领。王素据高昌文书中“薄”为“簙”的通假字,指出“萨薄”就是“萨簙”,其音与北齐“萨甫”相同。姜伯勤提出,萨薄在高昌政权下既兼民事,又兼领教务;既是胡商聚落的“商主”,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人的职官。并结合史籍和出土文献,论证萨宝府的官职构成。罗丰指出,萨宝分为萨宝、摩诃萨宝、摩诃大萨宝三种递进等级。荣新江认为汉文史料中的“萨薄”一般译作“商人”“商主”,而“萨保”从未意译。
二、《康阿达墓志铭》校录
  1930年代,甘肃省武威城东五里墩沟出土了一方《大唐上仪同故康莫覃息阿达墓志铭》,志盖镌“康君墓志”4字,墓志志身文字共13行,满行17字,凡195字。现藏于武威文庙,这是河西地区最早出土的粟特康氏的一方墓志,记载了武威康氏的家族渊源和康拔达、康莫覃、康阿达祖孙三代的任职等情况。2017年10月,武威又出土了一方《大唐故康府君墓志》(墓志相关信息暂未公布)。这两方墓志是研究中古武威粟特康氏家族、凉州萨宝等的重要资料。
  最早收录《康阿达墓志铭》的是《陇右金石录》,作者是民国时期的甘肃籍著名学者张维,他对此方墓志进行了考订:
  此铭新出于武威城外,高广各尺有四寸。凡十三行,行十七字至十五字,第一行低一格,文为《大唐上仪同故康莫覃息阿达墓志铭》,其盖仅有“康君墓铭”四字,无年月及书撰人名。以铭词考之,阿达之祖既曾仕梁,其父又为唐之仪同,则阿达必为唐初人。文中“萨保”“处逝”“琼银”等字,俱似可疑,而拓本如是,莫可详也。
  后来,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王其英《武威金石录》均有收录。因墓志漫漶,部分文字识读较难,现在比较上述三家收录志文的基础上,对此碑志文字校录如下:
  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王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近真其怀;处逝公途,石廗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覃,同葬安乐里。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哀哉夭寿,丧此勋功。伤兹英哲,往投琼银。生形易圮,梦影难通。阇城独立,野马众屯。河坘桂隐,月落云昏。一辞冠冕,永闭泉门。
  此处辑录《康阿达墓志铭》,主要目的是在参校前人录文的基础上,以期为学界研究利用此方墓志提供一个精准的校录本。
三、康阿达家族与四至五世纪的凉州康氏
  据志文可知,康阿达家族在南北朝时,已经在其祖父康拔达的率领下定居凉州姑臧城内。从南朝萧梁所赐康拔达“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可知,当时的康拔达作为来华贸易的粟特商人,不仅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南朝萧梁(502年4月—557年10月)时期,凉州为北魏、西魏统治。关于康拔达为何领梁朝官衔,吴玉贵在《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一文中指出,“北魏末年,东、西魏间战乱不断,‘氐、羌、吐谷浑所在蜂起’,河西无主。康拔达被南朝梁赐封为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说明在南朝梁时,粟特商胡集团在河西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康拔达很可能是以割据者的名义与梁朝联系,从而受到梁的赐封的。”冯培红也持相同理由,认为“(萧梁)之所以给康拔达授予官职,可能是北魏末或西魏初对河西控制力减弱,作为凉州粟特聚落首领的康拔达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故敢和当时统治河西的元魏政权相抗衡,而萧梁趁机积极拉拢武威一代的粟特势力,给康拔达委任官职。”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西通西域,东进关中,北抵蒙古草原,南达青藏高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萧梁为了扩张,进占河西,抑或拉拢凉州粟特康氏军事力量,削弱西魏,对康氏封官赐爵,亦未尝不可。况且自粟特胡人迁徙凉州后,特别是康氏家族,形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晋书》《十六国春秋》等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
  三国时, 蜀汉后主刘禅曾下诏曰:“ 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显见,康植为粟特在凉州的康氏军事武装的将领,与月氏的军事将领支富经各自首领的派遣,带领20多胡兵,在蜀汉的统率下共同进攻曹魏。
  前凉张天锡曾遣使东晋,“遣从事中郎韩博、奋节将军康妙奉表,并送盟文”。陈国灿认为:“为前凉充使于晋的康妙,应是久居凉州的康居胡人,或许由于他有过往来西北作商旅的经历而遣。”康妙作为粟特胡人,能获赐前凉奋节将军,一定是具有非凡的指挥、战斗等军事能力,或者拥有一支军事力量。
  383年,苻坚派遣吕光率军远征西域,“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康盛则是粟特胡人,因他擅长胡语,熟悉西域,可以在西征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长处。另外,还有在后凉末期任宫廷侍卫的力士康龙,亦为粟特康氏后裔。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攻克北凉都城姑臧,居住在城内的士家大族和粟特商人约三万户被迁徙到平城。《北史·西域传》载:“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虽然许多文化士人、能工巧匠等被迁徙到平城,繁荣了北魏文化,发展了北魏经济,对凉州的商贸、文化等有不利的影响,却迁不走文化基础,留居河西的士人亦然十分重视并竭力维持各自家族门户的学术传承和文化根基,促进凉州文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北朝温子升《凉州乐歌》诗云:“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可见,北凉灭亡后,凉州学术文化前后因陈,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粟特胡商依然把凉州作为大本营,与中原内地开展商业贸易。康拔达不在“悉见虏”之内,所以又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并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势力和政治影响力。在北魏统治后期至西魏初期,康拔达遂成了凉州的实际管理者,成为萧梁政权拉拢、争取的对象。
四、凉州萨宝及其历史影响
  萨宝,粟特文叫做s’rtp’w,汉文音译作萨保、萨甫、萨簙、萨宝,是粟特商队的首领,也是粟特胡人东来在新疆、河西走廊、青海、西安、洛阳、大同等地形成的粟特聚落中的政教首领。前辈学者陈垣、姜伯勤、吴玉贵、芮传明、荣新江、龚方震、晏可佳和藤田丰八对“萨宝”一名的语源、性质、职能等进行过学术考述。
  自东汉末,特别是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控制或利用这些粟特胡商,把粟特商队内部形成的“萨宝”纳入了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其目的是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务。萨宝为一级职官,是视流外官,起初专门授予胡人首领,在都城和州县设立有萨宝府,一般内有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府长史、萨宝府果毅、萨宝府率、萨宝府史等官吏。现存史籍和出土的粟特胡商墓志都记载有一些粟特胡商首领被任为“萨宝”。当时,凉州作为粟特商人的大本营,聚居着大量的粟特人,特别是康氏、安氏、史氏等,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盛的军事力量,在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控制力减弱时,他们便成为河西地区的真正管理者;中原王朝强势时,他们则是地方政权仰仗的一支重要力量。史籍和出土墓志辑录,担任凉州萨宝的粟特胡商有康氏、史氏和安氏。
  康氏,如康拔达,在南朝萧梁大通年间被赐为凉州萨宝,去世后葬于凉州安乐里。其子莫覃、其孙阿达没有世袭凉州萨宝,据墓文推测应该是举家到长安,在朝廷任职。去世后,又葬于安乐里康氏祖茔。特别是,康拔达去世后,还被萧梁诏赠武威太守。
  史氏,如2003年在陕西西安发现的史君墓主人。唐以前,在河西走廊的昭武九姓中,史氏的力量最为强大,其聚落在酒泉、张掖、凉州等地都有。据《史诃耽墓志》《史铁棒墓志》载,史氏祖孙三代都任萨宝:史尼任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史思任京师萨宝,史多思任摩诃萨宝、酒泉县令。史君曾任凉州萨宝,后又迁居都城西安,去世后葬于西安。
  安氏,如唐朝显宦安兴贵家族,历代世袭为萨宝。《元和姓纂》“姑臧凉州安氏”条记:“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盤婆罗,代居凉用,为萨宝。”《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武威李氏,本安氏,……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
  据现有资料,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州县一级的萨宝,除西域外,被中原政权所任命的“萨宝”最早出现于凉州,即安难陀。从《元和姓纂》所记可知,北魏安难陀所担任的“萨宝”应该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官衔,无品级,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本族聚落内的事务。与此同时期,或者稍晚于后的康阿达被萧梁政权任命为“凉州萨保”,并与“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一齐写入墓志用以炫耀,据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萨宝”一职品级不低,同时向正式官衔转变,继而在不久后纳入中国传统官职体制。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杂复,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可见,北魏、萧梁时期的“凉州萨宝”一职不仅有利于各政权控制河西地区的粟特聚落,更是丰富、完善了当时的官僚体系,进而影响了隋唐时期关于“萨宝”官职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和价值。如《隋书·百官志》载:“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为视正九品。”《旧唐书·百官志》载:“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祅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祅祝及府史,余亦罢之。”
  另外,在昭武九姓中,仅有三姓在不同历史时期任凉州萨宝,这主要是各胡商东来时间的早晚,自身经济和军事盛衰等因素有关。亦可看出,凉州有不少胡商聚落,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康、史、安等胡商势力最强,各政权都赐以显官厚爵,是其争夺、拉拢的主要对象。其他六姓胡商首领是否担任凉州萨宝,囿于资料暂未发现,期待在不断涌现的新出土资料中能有重大发现。(张国才 柴多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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