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南有祁连山脉,又称南山,北为由东向西依次分布的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统称北山。南北两山之间形成了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走廊。走廊东起武威市古浪县古浪峡口,西至疏勒河下游甘肃、新疆交界处的库木塔格沙漠东缘,东西长约900公里,南北宽50—120公里。走廊由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瓜州三个独立的内陆盆地组成,地势相对平缓,由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滋润、灌溉这些盆地绿洲。在历史时期,基于河西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长期以来,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中原王朝都互相争夺,各种政治力量在河西地区风起云涌,彼此间的势力消长,使得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有了整合和分离交替出现的历史变迁,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有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开疆扩土,也有少数民族之间分裂割据的局面。先秦和秦汉之际,戎、羌、大夏、居繇、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正当月氏称雄河西时,北方地区盘踞在蒙古草原的匈奴也渐渐扩张领土,势力也逐渐变大,之后为了争夺河西水草肥美适宜游牧的地区,与月氏部落民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之战,“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循逃远去。”匈奴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适宜匈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匈奴在此得以长足发展。以游牧为主的匈奴部落在河西地区划分了两大牧区,分别由浑邪王和休屠王两大部落首领统治,使得河西地区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匈奴占据河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向西控制西域地区,南面有氐羌族可以联合,东部靠近关陇地区,有力地阻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形成这样的局面,也为后来河西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祁连山下
为了巩固河西走廊,“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有效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西汉王朝开始对河西地区进行开发和利用,在此修筑汉长城,与西域进行贸易往来,提供生活便利,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出陇西,从青海东北部进入河西走廊,过焉支山(即今大黄山)千有余里,重创匈奴于走廊一带。自此“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据《汉书·张骞传》记载: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下令修建东起令居(今兰州市永登县)、西至酒泉的长城防御工事,数年后汉长城从酒泉延伸到玉门一带。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下令在额济纳旗(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修居延塞,北起居延泽,沿黑河河道向南延伸,分别与张掖、酒泉两塞相连,形成一个“人”字形的庞大防御工事,这三段防御体系组合严密,烽燧相连。此后,汉长城沿着疏勒河流域一直延续到古盐泽地区(今罗布泊地区),有效保障了河西走廊的畅通运行,不仅具有军事防御作用,还是极为重要的交通线和供给线,汉长城的修筑促进了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汉通西域的道路被打开,并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是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开,领县十,即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擐、媪围、苍松、宣威。其中,姑臧位于武威绿洲腹地,在此设郡可以起到控制整个石羊河流域的作用。汉昭帝时(公元前86—公元前74年)又置金城一郡,合谓河西五郡,郡设太守,迁汉民居之。河西五郡皆属凉州,州治所在姑臧。河西五郡的建立,不仅断匈奴右臂,减轻汉王朝边域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为中原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准备了必要条件。事实上,那时的姑臧已成为丝绸之路上“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喉襟”的重镇。
凉州重镇是河西走廊上的第一个军事阵地,分布着多样的地形地貌特征,可谓是占据了中国地形特征的一大半,有山地、丘陵、高地等,地形复杂多样化,地理位置独特。还有陡峭的山壁,地势险峻,是连接兰州的交通要道。一些绿洲、丘陵地区则是另一番风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适宜农耕和放牧。由此可见凉州的地理位置多么重要。
西汉末年,张掖属国都尉窦融见姑臧地处河西之首,是一个进可动关陇、退足以自守的理想之所,率部至姑臧,静观天下之变。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充分认识到姑臧在河西走廊及西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亲自修书封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属国都尉,足见姑臧城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控制功能。
姑臧作为河西走廊东端门户,对割据河陇的地方政权而言,其重要的政治、军事价值更加突出。永宁元年(301年),西晋散骑常侍、安定乌氏人张轨看到朝政日乱,遂效法窦融,主动要求担任凉州刺史。张轨到姑臧以后,首先稳定地方政局,缓和民族矛盾,选拔重用了一批有识之士;同时,打退了鲜卑人对河西的进犯,保卫了地方的安宁。因此,张轨“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完全控制了凉州,为以后前凉政权统治河西奠定了基础。到张骏继任后,前凉出现了“境内渐平”“刑清国富”“士马强盛”的鼎盛局面。辖境西达葱岭,东至秦州,境内置郡多达二十二,划分为凉州、河州、沙州治理。张骏督摄三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设置了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职,并“立辟雍、明堂以行礼”,建起了一套独立的官府机构,一切礼仪和车服旌旗俨然是一个诸侯国王。同时,“为贻厥之资,万世之业”,修筑了新的宫城,将姑臧建成“拟于王者”的都城。此后,经张重华、张耀灵、张祚、张玄靓、张天锡等五主,到太元元年(376年)被前秦所灭,前凉政权割据姑臧共有76年时间。太元十一年(386年),氐人吕光占据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初步建立起了在河西的统治。太元十四年(389年),吕光自称“三河王”,“置百官自丞郎以下,赦其境内,年号麟嘉”,正式建立起割据政权。至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吕光又称天王,改元龙飞,建国号为太凉,史称后凉。吕光之后,前凉故地分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五个割据政权,大多建都或迁都于姑臧。
就其衰落和灭亡的原因来看,无不与都城的选择有关。例如后凉末期,因姑臧城内乏粮,城外沮渠蒙逊频攻不已,吕隆曾向南凉求援,秃发傉檀指出:“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河西一都之会,不可使蒙逊据之,宜在速救。”他为了求得凉州刺史,“密图姑臧”,假意取消了自己的年号,于义熙二年(406年)“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只于秦”,姚兴以傉檀为凉州刺史。傉檀既得姑臧,南凉就控制了半个河西走廊,国势发展到鼎盛期。这说明姑臧城的重要地位,得姑臧即可称霸河陇。秃发傉檀从乐都迁于姑臧,名义上是后秦的臣属,实际上却是一个割据政权,他所使用的车服礼仪也和帝王一般。义熙四年(408年),傉檀复称凉王,改元嘉平,置百官。南凉迁都姑臧后,经常与向东扩张的北凉发生冲突,几次战争失利后,于义熙六年(410年)又将都城迁回乐都,不久即被西秦所灭。义熙八年(412年),蒙逊由张掖迁都姑臧,改元玄始,自称河西王。并设置百官,修缮宫殿,大兴佛教。北魏太延五年(439年),世祖拓跋焘率师攻下姑臧城,沮渠牧犍率领左右文武官员5000人向魏主投降,有国43年,其中都姑臧28年。
武威南城门广场
实际上,除前秦、后秦占有凉州短暂时间内,整个十六国时期姑臧都是河西割据政权重要的国都选址考虑地。当时黄河以东的秦陇地区是四战之地,难得一日之安。河湟地接羌族,避在岭南,可为屏藩,难以为都。张掖自东汉以来发展落于武威之后,酒泉、敦煌避在西陲,东部有事,相顾不及。武威则南可控制岭南诸郡,东拒黄河险津,西有张掖、酒泉为后盾,恰处于河西、陇右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足以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是一个经济富庶、有险可恃的地方。由于具有其他地方所缺乏的有利因素,所以在中原分裂时偏居河陇的割据政权都力图把自己的国都放在姑臧。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占领河西,割据凉州,自称河西大凉王。但李轨并不以此为满足,几个月后,又“僭称天子于凉州”,即皇帝位,与唐争高低。不久,被唐臣安兴贵联络凉州少数民族击败,“自起至亡凡三年。”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鉴于凉州所处位置的重要性,特别任命了善于征战的秦王李世民为凉州总管。有唐一代,凉州城不仅是州(郡)、县治,而且成为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治所。因河西走廊的得失对唐都长安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唐代河西节度使是当时所建立的10个节度使和经略使中最大者之一。它的职责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守护河西走廊。因此,唐从建国起到以后100多年中,与西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发生过不少次战争,多数是围绕着凉州或是以凉州为基地进行的。
凉州对唐朝经略大西北,通商外国具有如此重要战略地位,故一直把一些著名的文臣武将任命为凉州的军事行政长官。诸如杨恭仁、郭元振、崔希逸、王忠嗣、哥舒翰等,都曾在凉州担任过都督、节度使等职务,并建立卓著的政绩和显赫的战功。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马嵬驿后商议去向时,曾有往蜀郡、太原、灵武、凉州等方案,中使骆承休曾说:“姑臧一郡尝霸中原,秦、陇、河、兰皆足征取,且巡陇右,驻跸凉州,剪彼鲸鲵,事将取易。”这也说明当时凉州地位之重要。宋建国初年,在武威设立了西凉府,但宋朝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在凉州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仅羁糜而已。西夏统治凉州近200年,其在西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它的都城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西夏纪年》中甚至说西夏后期曾在凉州建都。后来到了元代,中西贸易由陆路转向海运,这就大大影响了包括凉州在内的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元占领凉州初期,仍沿袭宋、夏旧制,以武威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以永昌王宫殿所在地设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明初平定河西后,废除了元朝的军政机构——永昌路西凉州,设立了凉州卫,武威成为明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战略要地。清承明制,到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府,府治凉州,清末又改设甘凉道,依然是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应当指出,凉州之所以成为河陇地区抑或整个的西北军政中心,和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唐初大凉的国都以及西夏的“陪都”有很大关系。武威在军事上既便于制内,即镇服河西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外敌入侵。因此,古人有“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的说法。
(本文节选自《武威长城两千年》)
作者简介:
海 敬,甘肃兰州人,西北民族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参与编撰图书5部,主持省级以上课题5项,参与完成国家、省级课题多项,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贾海鹏,甘肃宁县人,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现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持省社科规划办青年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市级课题多项,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第十四届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首届青年凉州文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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