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凉州长大的我，一直在关注张澍。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3年）清明节后的一个早晨，迎着略带寒意的晨风，张澍启程东去。这一次出行，让他永远地告别了家乡——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

无法想象，此时的张澍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是否对凉州有过几许回眸？

从24岁考中进士开始，张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出仕与治学生涯。从入翰林院的那一刻起，对于家乡，对于位于凉州城吉府里的故居，他就一直是一个匆匆过客。此时，张澍58岁，颇有些“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复读书”的情怀，他决意彻底告别官场，一心治学。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未把他的余生交给故乡，而是选择了古城西安作为他人生的最后落脚点。在西安，张澍达到了他治学生涯的巅峰，但对凉州来说，却留下了些许的遗憾。凉州，没能最后拥有张澍。

这次回凉州，张澍行色匆匆，除了扫墓，别无他顾。以扫墓的方式对家乡和祖上做最后的告别，对张澍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是了结一个心愿。对于凉州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还有其它的意义呢？

我总认为，这是凉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澍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略显寂寥的凉州。

真是如此。自张澍以后，凉州虽然也出过李铭汉这样的大学者，但成就终究无法与张澍相比肩。

清季干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将张澍列入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说他“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向达先生说“先生一生于关陇文献，网罗放矢，不遗余力。生平著作等身，其《二酉堂丛书》，藏书家几于家喻户晓。”《清史稿》说他的“《姓氏五书》尤为绝学。”张澍的才学与声誉，清代以来，凉州人无出其右。

（供图：刘忠）

或许可以这样说，当张澍这颗流星在天际中划过之后，至少在文化的角度讲，凉州的天空便长时间地黯淡了下来。

张澍此次离去，是否让凉州曾经浩荡厚实的文脉产生了巨大的断裂？

我曾经猜度过张澍离开凉州时的心情。我想，此时，他应该还有一件事让他牵挂。

那便是西夏碑。

嘉庆九年（1804年），张澍回到凉州省亲。此时的他，由贵州辞官，客居西安。生活的困顿接踵而来，为谋生计，他应聘主讲汉南书院。这次凉州之行，他的心情，或许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霾。然而，大云寺的偶然际遇，让他发现了湮没已久的西夏碑，于是，阴霾顿扫，豁然欣喜。张澍写道：“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字里行间，透出得意与自信。

是的，这座原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天下绝碑”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碑刻。

这是张澍对凉州的大贡献，这个发现，足以照亮凉州很长的一段时空。

在张澍最后一次回到凉州时，他是否再次光顾大云寺，再次摩挲他发现的这块石碑？对此，没有任何记载。

我知道，旅居西安的张澍留下了一部淹没许久的著述——《凉州府志备考》。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做为张澍告别凉州时的一个牵挂，毕竟，西夏碑对凉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凉州人对此深会其意。

半个世纪之后的1927年，凉州遭遇了一次大地震，大云寺毁坏殆尽。于是，凉州乡贤们决定为西夏碑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们选择了文庙。

这是一个再妥帖不过的选择。

因为，是文庙。

（本文来源：兰馨园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王登渤，现任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创作话剧《上南梁》《马背菩提》、歌剧《牡丹月里来》、秦腔《飞将军李广》《总盼月儿圆》《凉州新曲》，舞剧《问道崆峒》《乐动敦煌》、旅游演艺《大有兰州》；电视剧《生命树》《春风又绿玉门关》《英雄的旗帜》；电影《生死不离》以及纪录片《圣土人杰》《凉州会盟》《新华书店》《金城兰州》《嘉峪关》《重走来时路》《西北孔道》《中国》《岳麓书院》等二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日落莫高窟》和学术专著《失传元杂剧本事考说》，参与编写了《中国西部文学史》《甘肃文艺五十年》等书籍，发表论文数十篇。作品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中国秦腔艺术节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