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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庭院——关于凉州文庙的随想(四)

发布时间:2024-05-29      

追溯凉州文庙的历史,其源头居然在两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中。

秦汉之际,冒顿单于在漠北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从高祖刘邦开始,匈奴的威胁一直困扰着汉帝国。立国之初,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远征匈奴,兵锋直达平城,但却遭到了“白登山之围”的惨败与尴尬。其后,汉匈和亲政策的实施,换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这一份和平,在让汉帝国得以休养生息的同时,也让匈奴羽翼更加丰满。于是,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大举进攻河西走廊,一举赶走了曾经强大一时的月氏政权,掌控了整个河西走廊,并将其分封给右贤王管辖,然后又分封给右贤王的两个下属,当然这也包括凉州旧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

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陡增。以此为基地,匈奴先后发动了六次针对汉帝国的侵扰。名臣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晁错的忧虑、尴尬及无奈之感,跃然纸上。

汉武帝即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一扫颓败之势,挟“文景之治”带来的强盛国力,决定反击匈奴。

他采纳张骞“断匈奴右臂”的方略,开始夺取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兵出陇西,翻越乌鞘岭,远征河西。是役,斩杀折兰王、卢胡王,捕获浑邪王之子,大获全胜。同年秋天,霍去病、李广、张骞等一干名将再次杀赴河西,与匈奴兵展开激战,并给予匈奴右部毁灭性的打击。

两场战役,促成了匈奴阵营的分化。浑邪王杀了休屠王之后,率十万部众投降汉朝。汉帝国在河西地区分设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正式将其纳入版图。

征战杀伐,或许与我所要讲述的文庙有些不搭边界,其实不然。

作为休屠王的领地,作为游牧民族的牧场,这里浸润着游牧文化的浓重氤氲。而归属汉帝国以后,这里自然发生了改变。虽然在汉朝统辖凉州时期,这里的生产方式仍然以畜牧业为主,是著名的军马产地,所谓“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但文化特质已经发生了悄然的改变。应该注意到,将凉州在内的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的君王,是奉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刘彻。

(武威汉明长城  供图:刘忠)

汉武帝曾下诏书:“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平帝开始元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规定: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的称为“序”。这样一套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体系,自然也开始随着汉帝国对河西地区的统辖与经略,在凉州建立了起来。

一个地域的归属发生了变化,随之开始实行新政权的典章制度,这本身很正常,但对于凉州来说,却有让人惊异的地方。出土于凉州磨嘴子的469枚汉代《仪礼》简,正是这令人惊异的所在。

众所周知,《仪礼》是儒家五经之一。后人研究认为:“武威《仪礼》与《十三经注疏·仪礼》,在篇题、目次、文字、用词等方面互异者达300多处。武威《仪礼》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经后人纂乱的汉代原版经典,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同墓出土《日忌》木简中,有“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斛”的字样。研究者认为“文学弟子”之“文学”指儒学,“弟子”为学生的称谓,“两汉官学生即使是博士弟子”,也必须交学费以及生活费。根据这些资料,有人推断:“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与郡学有关的传授礼经的专家”,也就是说,“磨嘴子6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在武威郡学中专门从事《仪礼》教学的经师,......从他能将不同版本的《仪礼》进行对照比勘可以看出,其儒学水平是很不一般的。”

这469枚《仪礼》简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

从匈奴休屠王的领地到纳入汉帝国的版图,战争的硝烟与金戈铁马的鸣响还不曾远去,凉州便张开双臂,袒露心胸地接纳并普及了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学研习的体系。对异质文化的强大吸纳能力,这对于凉州来说,显得极为重要。滥觞于西汉时期的这一能力,在以后的历史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这一份能力也使得凉州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段华彩篇章。这对于凉州来说,是一次恢弘而精妙的转身,更是一次文化的蜕变与构建。告别了游牧民族的漂泊与牧歌,定居下来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凉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是一种新型文化的栖息与根植。西汉年间,凉州以最快的速度、最豪放与健朗的心胸接纳了以儒学为正统的文化体系,以最快的速度让它在凉州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下了根脉,而且迅速地繁衍了起来。

对于凉州儒学或者凉州文化而言,西汉是一个肇始,之后的岁月,虽几度衰微,却从未断绝。同样地,伴随着儒学的进入与普及,与之相伴生的自然是官学的兴起,也就是以讲授儒学为主体教学方式的官办学校的形成。是的,从西汉开始,一套完备的、全新的教学体系在凉州大地上根植并繁衍了起来。这个过程,体现的是一种速度,更是一种胸怀,以及凉州这片土壤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适应能力。而上述条件的共生共用,迅疾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的洗礼,接着便从最初的接纳变成了横亘千余年的坚守与执着。俨然一片本身肥沃但都却干涸的土地,在经历了一场夹带着种子的大水漫灌之后,其中的种子没有半点的水土不服之感,而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一下子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虽然世事沧桑,白云苍狗,都将种子的属性牢牢地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有了官学,有了完备的体系,有了磨嘴子6号墓主人这样高明的教师,有了“文学弟子”,自然就会有学堂,有教学的场地。我的思绪虽然不敢将凉州文庙的历史接续到西汉,或者妄言凉州文庙始建于西汉,但应该看到,那时的凉州,无论从官方倡导,还是从民间呼应,都具备了建立和拥有一座文庙或者学宫的条件。

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尽管如此,从1955年到1959年四年间对磨嘴子汉墓群的发掘,是不亚于张澍发现西夏碑的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对凉州乃至中国来说,不乏一种石破天惊的意味。关于这次发掘的意义,需要今天的凉州人去再认识。因为,它让凉州文化追溯到了一个气象恢弘的源头。

令人恍惑的是,虽然找到了源头,找到了某些历史线索,但它又与文庙若即若离。二者似乎具备了联系互证的可能,但又让人不敢妄断。《仪礼》简,这部如今陈列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汉代文献,只能让人去猜度和想象。

从另一个角度讲,《仪礼》简的出土,又不同于张澍发现西夏碑。张澍发现西夏碑后,即刻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对其价值和来历做了清晰的说明。而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凉州乃至于甘肃人来说,面对《仪礼》简,却力不从心了。

磨嘴子汉简出土后,因木简凌乱,字体难辨,解译和整理成了一大难题,这个难题让凉州人无解。运抵甘肃博物馆后,甘肃的文物工作者依然无解。于是,甘肃省博物馆上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希望派专家来帮助工作。当时主持考古所业务工作的大学者夏鼐先生接到这份求助的信函后,几经思索,他给甘肃派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叫陈梦家。

(武威出土《仪礼》简)

陈梦家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视野,是在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时候。

现代文学史的课程,让我知道了“新月派”这个影响颇大的诗歌流派。尽管那时课本上对这个诗歌流派还多存贬语,而且钱钟书在《围城》中还对其大加讽刺。但我对这个诗派中的许多诗人如徐志摩的诗却十分喜爱。那个时候,同宿舍的人几乎皆可背诵其《我不知道风是从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等诗篇。这个诗派中除了徐志摩、闻一多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便是陈梦家。

但我作梦也不曾想到,作为诗人的陈梦家却在以诗作成名后,毅然放弃了诗歌创作,实现了人生的蜕变,成为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古文字学家,而且和凉州竟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纠葛。

1944年,陈梦家因甲骨文研究的卓越成就,在闻一多的举荐下升任西南联大教授。一个月后,他又在金岳霖与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引荐下,携夫人、燕京大学昔日的校花、英语教授赵萝蕤一同应邀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闻一多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学,不啻异军突起,凡时贤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往往一经陈氏之处理,就能怡然理顺,豁然贯通。” 陈梦家赴美后,一边教学,一边以一个杰出研究者的眼光和气度飞赴欧美各地,不遗余力地搜集流散异域的中国上古青铜器,于1947年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二年,妻子赵萝蕤在完成博士学业后亦从美国回国,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夫妻二人一时在学界令人钦羡不已。

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陈梦家的学术事业进入高峰期,再次印证了闻一多的评价:“一个有天份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1956年,其洋洋七十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出版,被誉为划时代的巨著。因客观原因,陈梦家被派往甘肃,开启了与凉州文化密切联系的生命与学术历程。

陈梦家在兰州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挥汗如雨地工作了三个多月,正是这三个多月孤独且卓绝的工作,磨嘴子汉简终于拔开历史的蒙翳,在中国文化史上闪现出了耀眼的光焰。这一缕光焰,对于凉州人来说,弥足珍贵,照亮了一大段凉州历史的天空。

作为诗人的陈梦家,曾写过一首《摇船夜歌》——“让我合上我的眼睛/听,我摇起两支轻桨——/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地响/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别打我的船关掠过/蓝的星,腾起了,又落下/等我唱摇船的夜歌。”作为一颗耀眼的星辰,陈梦家曾经腾起,照亮了凉州的历史天空。

(本文有删减,来源:兰馨园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王登渤,现任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创作话剧《上南梁》《马背菩提》、歌剧《牡丹月里来》、秦腔《飞将军李广》《总盼月儿圆》《凉州新曲》,舞剧《问道崆峒》《乐动敦煌》、旅游演艺《大有兰州》;电视剧《生命树》《春风又绿玉门关》《英雄的旗帜》;电影《生死不离》以及纪录片《圣土人杰》《凉州会盟》《新华书店》《金城兰州》《嘉峪关》《重走来时路》《西北孔道》《中国》《岳麓书院》等二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日落莫高窟》和学术专著《失传元杂剧本事考说》,参与编写了《中国西部文学史》《甘肃文艺五十年》等书籍,发表论文数十篇。作品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中国秦腔艺术节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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