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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其本意是用来祭祀孔子的寺庙建筑。

但是，它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景观，一个巨大的存在。或者说，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接续上，文庙曾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节，中国文化会产生许多的缺失和遗憾。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第二年，鲁国国君哀公开始关注这位曾经“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大学者，于是，他将曲阜的孔子故居保护了起来，并把孔子生前的衣冠、琴车、书籍等遗物收藏其间，并派兵卒守护，一年四节予以祭祀。曾经简陋的三间屋舍，成了后世孔庙的鼻祖。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途经曲阜，这位不乏痞子之气和小人作风的开国之君，一反常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这样一个举措，看似不经意，却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河。

作为刘邦的苗裔，汉武帝的基因中自然浸润上了祖辈的这份尊崇，他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是，儒家学说自此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这对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综合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此，祭孔之风成了国家层面的庄严礼仪，朝代变迁，江山易主，都不曾改变，曲阜孔庙也就蔚成大观，卓立于齐鲁大地。这样的结果，我相信，孔子生前，绝对不会料想到。

当然，仅仅一座位于曲阜的孔庙，是不够的，无论从儒学的弘扬与传承，还是祭祀行礼的方便，都显得远远不够。

公元489年，在北魏孝文帝的直接倡导下，在当时的首都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建立了第一座位于京城的孔庙。这个事件，万不可小视，它与凉州文庙有着太多的关联，至少，我这样认为。同样，作为今天的凉州人，在追溯和梳理凉州文化的时候，更不能忽略这个事件、这个地点、乃至于孝文帝这个人物。这样的提醒，绝对不是多余和故弄玄虚。因为，他至少被凉州人所忽略，并且因为这个忽略让凉州文化或者是凉州文庙的历史产生了某种断裂，产生了不应有的模糊和混乱。

为什么会是这样，容我下面再说。

孝文帝修孔庙的举措，又一次开了一个先河。他让孔庙走出了曲阜，走向了更大的空间。在他的治下，各郡县都开始大力修庙祭孔。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之。

然而，北魏的辖地毕竟有限，孝文帝的号召力也毕竟有限。幸运的是，唐太宗继承了他的衣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曾经认识到，北魏时期的文化，直接影响了隋、唐两朝的制度制定。这样的认识不仅超前而且成为定论。孝文帝修孔庙的举动同样影响和感召了唐太宗，于是，他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颁布诏书：“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二代，每一州县治所之地必建孔庙。这就是今天仍遍布中华大地的那些建筑精美、规制严谨、气象宏大的孔庙。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凉州文庙。

在现存的孔庙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被称为中国四大文庙。这样的排序，并未把凉州忝列其中，或许有些遗憾，这是凉州作为西部地区特别是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暗淡时光的西部小城的地位决定的。遗憾可以有，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一个“陇右第一学宫”的美誉，对凉州来说，足够了。

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的歧义——孔庙与文庙似乎混为一谈了。

这是个问题。

（供图：刘忠）

但是，正是这样的混溶，才更体现了孔庙的价值。如果孔庙仅仅作为一个供奉祭祀孔子的场所，人们只是在特定的时候来到大成殿里对着孔子像三叩九拜，奉献祭物，那么，孔庙的意义则仅限于一个精神崇拜的层面，而缺乏了实用价值。孔庙之所以又被称为文庙，其关键在于一个“文”字。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移，孔庙的内涵也逐步地由单一变得丰富和厚实了起来，那就是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或者说将办学与祭孔相结合，并将其以国家制度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在古代，学校被称为书院和学宫，而许多书院学宫又与孔庙相统一，这种院（宫）、庙一体或者说学、庙一体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教育史和文化传承史上最为重要的载体。唐太宗的诏书中所言的“天下学”，这其中的“学”字，点出了孔庙的要义和功用。

所以，孔庙同时也是书院，也是学宫，祭祀与教育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并让精神信仰来统摄教育。于是，孔庙也就自然地被称为文庙了。当然，它还有许多别称，如先圣庙、至圣庙、先师庙等等，但远不如文庙这样普及和通俗。

祭孔与学习教育相结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学习的内容与儒学息息相关，与“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同样的，它也自然地与科举进仕的教育功用息息相关，并且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这样的常识梳理，并不是跑题，而与凉州文庙紧密关联。

是的，凉州文庙承载的是一部凉州的教育史、文化史和历史人物的成长史，是凉州文化传承、接续、绵延的重要一环。

如此看来，它的确不能被轻慢。

（本文来源：兰馨园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王登渤，现任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创作话剧《上南梁》《马背菩提》、歌剧《牡丹月里来》、秦腔《飞将军李广》《总盼月儿圆》《凉州新曲》，舞剧《问道崆峒》《乐动敦煌》、旅游演艺《大有兰州》；电视剧《生命树》《春风又绿玉门关》《英雄的旗帜》；电影《生死不离》以及纪录片《圣土人杰》《凉州会盟》《新华书店》《金城兰州》《嘉峪关》《重走来时路》《西北孔道》《中国》《岳麓书院》等二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日落莫高窟》和学术专著《失传元杂剧本事考说》，参与编写了《中国西部文学史》《甘肃文艺五十年》等书籍，发表论文数十篇。作品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中国秦腔艺术节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