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的凉州地广民稀，水草丰美，享有“凉州之畜天下饶”的美称。凉州百姓弓马娴熟、精擅骑射，博得了“六郡良家子”的特殊称谓和仕宦之途。在战马与良家子的共同作用下，凉州在汉廷留下了民风剽悍的地域印记，而这种印记是在文化偏见和地域歧视的双重影响下形塑而成的。

边地六郡多良家子

凉州除了畜牧业闻名于整个汉代外，良家子亦是其地域特色所在。《汉书•地理志》即言：“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时的良家子指的是那些身家清白的百姓，而六郡良家子则特指具有“勇猛材力”的边境武士，其范围主要集中在凉州一带。自西汉立国至东汉灭亡，整个汉代都活跃着六郡良家子的身影。如武帝时期的陇西名将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宣帝时的陇西名将赵充国，“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元帝时的北地名将甘延寿，“少以良家子善骑 射为羽林”；汉末的董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六郡良家子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力量，从中走出了大量的优秀军事将领。朝廷在选举军事将领时，优先从六郡良家子中选择，如汉成帝《孛星见求直言诏》就让边地举荐勇猛知兵法之人，“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因为靠近边境，长期与游牧民族交战，六郡良家子弓马娴熟，精擅骑射。《汉书》言道：“北地良家子，善骑射者也。”凉州一带因战马富饶，当地民众自幼便学习弓马之术，如“凉州三明”中的段颎年少时就是弓马好手，“颎少便习弓马”。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自小“好《诗》《书》，习弓马”。《汉书·地理志》在解释凉州的文化传统时说道：“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凉州一带，地理条件较为恶劣，且靠近匈奴、羌人，为了生存，凉州百姓与自然抗争，跟游牧民族斗争，练就了一身坚强的本领，人人都擅长骑射之术，这也成为了他们的招牌和特色。

汉朝对六郡良家子非常重视，汉武帝每次外出巡行，首先选择的就是北地良家子组成的护卫军，“武帝将出，必与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门”。汉武帝将六郡良家子选编成一个独立的队伍，名为期门军，“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期门军的称谓，源于汉武帝每次与他们约好集合的地点是期门，故称期门军。在后世，期门军和羽林军是皇家禁军的典型代表和荣耀典范。

六郡良家子的出身，让凉州在汉代形成了著名的凉州军事集团。西汉时期有着李广的陇西李氏家族、赵充国的陇西赵氏家族、甘延寿的北地甘氏家族，这些家族名将辈出，为护卫汉廷的疆域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东汉时期，凉州军事集团更是声名显赫，如伴随帝国终始的窦氏、梁氏，东汉末年的“凉州三明”，以及董卓的凉州集团，让凉州军成为了帝国战力的担当和武功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以儒学立国，存在着严重的重文轻武现象。凉州之士长时期被整个社会视为不学无术的边鄙武夫，“凉州寡于学术”，与社会主流所推崇的文化士族格格不入。他们处于被帝国孤立和排斥的地位，如皇甫规虽然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却不被士人所承认，“虽为名将，素誉不高”，故皇甫规在党锢之祸中自我检举，说自己也是党人中的一员，理应遭到禁锢，皇甫规不惜牢狱之灾也要向主流文化靠拢，暗示的即是凉州士人的尴尬地位。张奂在获得名位后，选择离开自己的故里冢墓，从文化荒漠的敦煌郡迁徙到文化鼎盛的弘农郡，亦是因为凉州士人的边缘地位，让张奂不得不做出背井离乡的痛苦决定。董卓在挟天子之后，虽然大肆赏赐党人，却难以得到党人名士的支持。这些历史现象，映照的都是凉州士人因雄于武功，却陋于学术，而造成的不被社会承认、惨遭孤立的现实。

剽悍的地域形象

籍借着战马和良家子的特色物产，凉州在汉代被视为民风劲猛之地，也由此凝聚出了剽悍的地域形象。东汉末年名士郑泰便说：“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在郑泰的认识中，凉州之士剽悍勇猛冠绝天下，为中原百姓所畏惧和恐慌。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地域认知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偏见和地域歧视。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在《汉书》的记载中，河西之地一片安详和谐，其民“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但在东汉朝廷的印象中，河西之地却是一个民风剽悍之地，《桓帝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这首童谣非常明显地流露出汉廷百姓对西北凉州一带的畏惧，暗 示着凉州之士的剽悍勇猛，让帝国百姓生发出恐慌之感。凉州风俗从西汉的安详和谐到东汉的剽悍劲果，反映出地域印记是可以转移、改变、蜕化的，而关于这种认知转化的缘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考察凉州地域印记的转变原理，郝经的《四夷总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性的切入点。郝经在《续后汉书•四夷总序》中说：“上世甿俗敦一，均为朴野，相忘而不相竞，故无夷夏之分大庭。轩辕帝有中土，法制渐备，风俗与王化远迩，故鄙夷与粹媺别，悍暴与仁柔异。”在郝经的叙述中，“剽悍轻果”和“姿态敦重”它们不仅仅是两种地域形象，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象征。前者象征的是野蛮未开化的蛮夷，后者代表的是开化和文明的华夏。这两种文化符号在历史中展演和规范着文化间他者和自我的秩序，确定与指引着野蛮和文明的律动。

把仁柔和劲悍当作文明和野蛮的象征，在汉代的文献中也非常普遍。如刘敬的《作丹书铁券与匈奴分土界》，“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丰强之士处焉。”长城以南的汉朝因为其仁柔文明，被视为“冠盖之邦”；长城以北的匈奴因为其剽悍果猛，则被视为“丰强之乡”。此外， 汉成帝的《孛星见求直言诏》亦言：“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内郡因为在礼乐文明的中心，故其产出的人才是贤良方正型的；边郡因为在礼乐文明的边缘，故其产出的人才是勇猛劲悍型的。这方面的诏书还有很多，如汉宣帝颁布的《求贤择能诏》：“（本始四年夏四月）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地节三年春三月）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可以说，在帝国的认知中，儒雅与剽悍是礼乐文明和野蛮文化的标志。

《汉书•地理志》中也暗含着这种文明和野蛮的区分。在《地理志》的书写中，华夏边境之地的风气是“高气势”“高上气力”“愚悍少虑”“剽悍”“急疾颛己”，总归不离劲 悍二字。而在中原腹地，即使各个地域的风俗习惯有所缺陷，如“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但却少有“悍暴”这种野蛮文化的印记。《地理志》的记载遵循文化决定民俗民风的原则，愈是靠近华夏文化圈，其民风愈是温柔敦厚；而越是远离华夏文化圈，其民俗便越是精敏轻疾。概言之，帝国的“劲悍”地域认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的结构，就汉王朝内部来说，内郡是仁柔的，边郡则是劲悍的，如三国时的张纮言：“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就天下来说，整个华夏是仁柔的，而四夷是劲悍的。

事实上，“剽悍轻果”和“姿态敦重” 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表征，在早期中国的《礼记》中就有所体现。《礼记•经解》记载：“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在《经解》的阐述中，接受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教育的人，他们是温柔敦厚、典雅庄重的，可是没有受过六艺培养的人，便是“愚、诬、奢、贼、烦、乱”的。《礼记•玉藻》亦云：“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翩翩君子的特征是舒驰和缓，野性小人的表现是剽悍急疾。综此可知，史料记载中的凉州之士“剽悍”，其本质上是指凉州士民未受到文化熏陶，处于半愚昧半开化状态。

总而言之，凉州民风“剽悍”是以文立国的汉廷对凉州的污名化地域认知，它是凉州文化遭到主流文化排斥、话语权被挤压的集中体现。掌握汉廷话语权的主流文化圈，带有傲慢和偏见去品评认知周边地域，从容不迫地给各个地域安上各种称呼，离自己近的则是仁柔敦厚，离自己远的就是劲悍果贼。

作者简介

王志强，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原文发表于《文史园地》总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