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央宣传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长城史、明史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多次实地考察长城,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明长城时代的开启》(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十字路口的长城》(商务印书馆,2018年)、《十字路口的明朝》(天地出版社,2021年)、《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一书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015年)。《明长城时代的开启》一书获第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18年)。合著有《中国通史大师课》(岳麓书社,2019年),合编有《中国长城志·文献》(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在海内外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
赵现海研究员2020-2021年挂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现为武威市柔性引进人才,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文章选读
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赵现海
如同任何有机体一样,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条件具备、实力强大时,都尽可能地开拓生存空间,尤其在政权处于上升期的王朝前期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明显。但当中原王朝步入中后期,政权逐渐陷入制度烦琐、官僚腐败而导致的低效困局,经济收入被各种权势集团侵占,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流徙,军队战斗力下降,边疆开拓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往往转而在边疆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是农业政权,时常在条件具备之时,也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往往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转而采取保护胜利果实的防御立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相当时期,甚至部分王朝在大部分时期,在整体上其实一直处于防御立场。为加强防御,中国古代在陆地边疆尤其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以后,面临海上的挑战,中原王朝在东部沿海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却一直未能主动解决来自边疆的威胁,由之所带来的“反噬效应”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最终造成全面的政权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
在防御思想影响之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族群,在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中国古代之所以修筑长城,是出于战术、财政、政治等多种考虑。在古代世界,骑兵以其快速迅捷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与机动性,在作战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凭借骑兵战术,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明中期李杰在奏疏中指出:“臣尝深思之矣,西北二边,境土辽远,虏一鸣鞭,即抵城下。欲战则势力不敌,欲守则刍粮罕继。且其来如焱风,去如收电,我方出兵策应,彼已虏获而归。”
为应对北方族群的冲击,中原王朝不仅要解决步兵如何抵御骑兵的战术问题,而且还要面对北族骑兵战略上的声东击西,与“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灵活性所带来的飘忽不定,以及中原军队千里寻敌所带来的粮饷、物资供应问题。明成化六年(1470)五月,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蒙古“侵犯我边,曾无虚岁。每我出兵,虏辄遁去,徒费粮刍”。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运输条件较为落后,战争所必需的后勤供应对于财政有限的古代政权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明丘濬指出:“况边塞之地,馈饷为难,内地米一斛至边,计其费不止三斛也。”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对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劳动力减少,更显得缺乏耐受力。因此,对北方族群的作战,不仅是一项军事问题,还是一项财政问题,最终是一项关系政权全局的政治问题。
为此,中原王朝尝试以长城加以应对。长城具有五种战术功用,能够有效克服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首先,长城最外层是连绵的烽火台,守台士兵看到北族骑兵,便可以通过传递烽火、狼烟等形式,将敌情传递给长城沿线军队,使其可以根据来犯敌军数量、进攻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动与部署。
其次,烽火台以内是边墙。边墙以一道墙的形式,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地形上阻挡了北族骑兵,从而保护了中原王朝统治的“基本盘”,保障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北方族群如果要穿过边墙,势必要挖墙,或者寻找薄弱环节,其快捷的机动性便会有所下降。同时即使北族骑兵挖墙而过,进入长城以内之后,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补边墙,北族骑兵回来时,便只能再次采取挖墙的方式,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围追堵截。比如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修筑了榆林长城,这一功用很快便体现了出来。“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
第三,长城除边墙外,还包括壕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中原王朝修筑边墙时,往往从墙外取土,从而在边墙外形成了一道壕堑,相当于城墙的护城河,增加了北族骑兵越界的难度。由于北部边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时,往往采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马匹还可以饮水吃草。中国北方降雨较少,农业种植需要借助河水灌溉,因此中原王朝的农业区也呈现沿河分布的格局。为保护农业区、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到来时,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层层阻截,机动开展战争,从而弥补了步兵的短处,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骑兵优势。比如成化七年(1471)四月,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北族骑兵利于在平坦地带驰骋,汉人士兵利于依托险阻以防御。“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况胡马利平地,而汉兵利险阻”。鉴于榆林地区缺乏地理险阻,“今榆林一带城堡,多平川旷野,无险阻可守”,从而奏请在榆林西南的环县、庆阳群山分布的地区,构建长城防御体系。
环庆迤北,重山复岭,深沟陡壑,古迹城堡,往往尚在。虏每入寇,必循大川而行,西则黑城沟,东则铁鞭川。臣按行西路,环县城临大川,傍有高山,中有环河,即古长城旧址,宜于此筑垣墙、敌台,并修本钵古城。虏入以神铳、火炮御之,可以断其咽喉。东路铁鞭川,乃官军刍粮所由,因无烽堠,多被虏掠。古有铁鞭城,最为险阻。宜修完之,则士卒有所屯聚,亦可绝虏深入之路。
第四,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仅修筑长城设施,而且在北族骑兵进犯之时,将附近民众、牲畜、物资收容进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防止人口、物资被北方族群抢掠,实现阻止敌军的战略目的。同时还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在广阔的北部边疆,普遍修建起城堡,不仅最大限度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而且还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实现了北部边疆社会的普遍“军事化”,使北方族群进入长城地带后,面临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比如成化六年(1470)三月,延绥镇巡抚王锐便奏请设立民堡,在陕北地区建立起广泛的防御网络。
团堡以卫民生。谓榆林一带地方,既添兵以分守,又设险以御寇。然其军民所处,多临边塞。乞敕所司,就于居民所聚之处,相度地宜,筑为砦堡,务为坚厚,量其所容,将附近居民聚为一处。无事之时,听其耕牧;遇有声息,各相护守,则寇盗无从剽掠,地方可保无虞。
第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修建墙体并非一道,也不只是横向的,而是有多道纵横的墙体,从而将北部边疆切成一个个包围圈,北族骑兵一旦进入,便很难出去。比如明代榆林南北分别有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二边又称“夹道”。“内复堑山湮谷,是曰‘夹道’”。西部又与宁夏镇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界墙。
总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通过在广阔的北部边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构建起立体的长城防御体系,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而且将自身步兵的短处充分掩盖起来,在防御中实行局部的进攻,将自身的战术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不仅通过坚壁清野,充分保障了边疆民众的生存、经济生产与生活物资,而且破坏了北族骑兵“因粮于敌”的战术和抢掠民众、物资以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不仅克服了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保住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而且减少了军事调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开支,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稳定与政权稳固。概而言之,在解决北方族群问题上,长城是一项具有多种功能且现实有效的军事工程。
但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一直伴随长城修筑之始终。对于长城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军事理念、财政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质疑。
首先,从军事理念而言,长城由于是被动性的军事防御设施,从而不是具有开拓疆土愿望的政权所优先选择的军事方案。在具备一定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还是更为倾向于通过进攻形式,彻底解决军事威胁,开拓边疆,彰显尊严。
其次,修筑长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劳役民众,这对于主张从“民本”思想出发,节约财政、爱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团来讲,具有一种内在的冲击。中国古代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修筑长城的巨大开支,是每个政权在开展这项工程之前,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反对违反季节规律、征发民众赋役的思想,也很早便已产生。记载两周史事的《逸周书》,主张“无夺农”是君主应行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德”中的一德;将“劳休无期”,即频繁地征发劳役,作为君主应该戒除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戒”中的一戒。 “葛其农,时不移”,文王将敬重农事,不改易农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准则,并认为不按照季节,违背农时,征发赋役,即“动不时,民不保”,将会导致百姓生存无法获得保障,政权也将最终走向灭亡。“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大规模修筑长城所带来的赋役征发,不仅有可能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民众叛乱,从根本上威胁政权的稳固。秦末叛乱群体便将秦修长城作为秦朝恶政之首。“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司马迁批评秦朝在平定六国之后,“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即不致力于安定民众,而是修筑长城。同时司马迁认为迎合秦始皇这一政策的蒙恬最终被诛,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最后,中国古代“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对于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所有军事方案,都从根本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批判。这种政治观念认为解决好内政问题,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节用而爱人”,便是这一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明人韩邦奇对此也深表赞同,认为:“有足国之大本,有强国之大本。食货者,足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节用。戎兵者,强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安民。用既节而国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则国不期强而自强。”治国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会导致民穷而国危。“苟务国之不足而不本于节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给其所出,虽头会箕敛,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务国之强而不本于安民,吾知本既先拨而戎狄乘之,良民善众亦且化而为大盗矣”。
王莽新朝时期,将领严尤劝谏王莽不要讨伐匈奴。他首先指出在处理边疆族群问题上,不应采取征伐方案。“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周朝、秦朝、西汉虽皆曾北征,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秦始皇修筑长城,导致民力匮竭,政权覆亡,是最为失策的方案。“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长城终究是一项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从而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呈现长期对峙的状态。不仅如此,伴随防御日久,中原王朝军队战斗力逐渐下降,长城防御的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长城防御便逐渐陷于被动态势。比如万历时期,到北京朝贡的朝鲜燕行使,注意到了辽东镇长城士兵的畏懦之状。“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这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也给长城边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最终形成“反噬效应”。
所谓“反噬效应”,指长城边疆所在的地区是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灾害易发的“生态高危区”,经济方式较为单一、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经济落后区”,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危机区”,但却是大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的“军事风险区”。简单地说,便是长城边疆在处于灾荒多发、经济落后、财政匮乏的同时,长期支撑着大规模战争与军事化社会,从而成为中原王朝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脆弱、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社会。在正常条件下,长城边疆社会已经处于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社会困境,一旦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爆发,长城边疆社会便会迅速崩溃。由于长城边疆社会呈现高度的“军事化”局面,一旦社会崩溃,被武装起来的长城边疆军民便会揭竿而起,他们所拥有的组织性、战斗力都会成为政权的巨大威胁。
长城“反噬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灭亡于长城周边的军民叛乱与清军入侵。在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构筑不久的成化末年,延绥镇已是北疆诸镇中财政最为困窘者。成化二十二年(1486),右副都御史黄绂巡抚延绥镇,便目睹了这一现象。“绂偶出,望见川中饮马妇片布遮下体”,于是提前拨付士兵军饷。“大惭,俯首叹息曰:我为延抚,令健儿家贫至此,何面目坐临其上?亟令豫出饷三月”,从而改善了榆林士兵的生存条件。
由于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立足于防御,而未主动、彻底解决河套问题,蒙古逐渐南下河套、固定驻牧,对榆林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延绥镇财政危机从而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剧。万历《延绥镇志》记载了晚明延绥镇军事防御与财政之间的严重冲突。“今榆沙深水浅,耕无菑获,渔无钓饵,百不一产,障二千里之长边,拥数十万之大众,费之不赀,如填溪壑,倍蓰他镇”。
为建立抵御河套蒙古的长期有效机制,明朝将整个榆林社会发动起来,征召民众进入军队、驿站等军队体系,并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实行自卫,榆林从而形成高度“军事化”社会。明末陕北发生大规模旱灾,明朝为应对财政危机,缩减开支,从而大规模裁减延绥镇军队体系的外围部分。包括驿卒李自成、士兵张献忠在内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借助其军事经验,驰骋大半个中国,最终灭亡了明朝。
而结束明末农民战争、取代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自于明辽东长城外侧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辽东长城边疆原属明朝的羁縻卫所,这一地缘特征在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确表述。用满文记述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记第五恨曰:“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纳河(范河)、三叉拉等三个地方,珠申耕耘的粮食,不令收获。尼堪出兵驱逐,此五恨。”其中的“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边墙外侧,充当明朝抵御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缘角色。而建州女真也确实长期担负了守御边境之责,比如第二恨曰:“虽然杀我父祖,我仍愿修好,使立石碑盟誓说:‘无论尼堪、珠申,凡有越过皇帝边境者,看见越境者就要杀死。若是看见而不杀,要罪及不杀之人。’尼堪背此誓言,派兵出境助守叶赫,此二恨。”从这一地缘位置出发,努尔哈赤在第六恨中,将叶赫称作“边外的叶赫”,可见将自身定位为介于明朝、其他女真部落之间的角色。而用汉文书写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更是直接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大明看边”。“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在第一恨中,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明朝看边,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此其一也”。在第六恨中,指出建州女真长期在“近边住种”。“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南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马,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口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建州女真借助长城外缘的地缘优势,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明朝送来的生存物资,不断招徕汉人翻越长城,进入东北平原,而且不断招降草原上的汉人。凭借多族群的优势,清朝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取代明朝,统一全国。
可见,长城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维护了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与稳固。但长城作为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地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守军在长期消极因循中,反而呈现战斗力下降的战略劣势,最终在长城边疆社会的“反噬效应”下,政权瓦解。因此,对于长城的评价,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出发,多角度地客观分析,而避免落入单纯地肯定或单纯地否定的窠臼。
关于这一问题,丘濬指出应从客观角度,对长城进行公允的评价,并运用合适的方式修筑长城。在丘濬看来,长城之所以不断得以修筑,在于长城能够弥补地形所存在的缺陷,隔开华夷,维护了他理想中的族群地理格局。“盖天以山川为险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不过修筑长城应掌握力度,不应过度劳役民力,这样反而会造成政权不稳,历代修筑长城之所以招致非议,便在于未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关节。“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在丘濬看来,历代修筑长城,也都是为保障民众出发。“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只不过长城之修筑,应循序渐进,陆续修筑。“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限隔华夷,使腥膻桀骜之虏,不得以为吾民害矣”。因此,丘濬对部分王朝鉴于秦朝灭亡与长城修筑有关,从而完全废弃长城的做法,表达了批评态度。“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丘濬主张在前朝基础上,完全用士兵,而非民众,慢慢修筑长城。“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阨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速,犹胜于不为也”。
关于长城是否是中国的边界,国内外长城研究者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但对于长城是否是汉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绝大部分研究者除提出北朝长城、金界壕是北方族群之间的界限之外,对于这一问题基本是持认可态度的,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中原汉地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但普通民众却承担着沉重的赋役,尤其北部边疆的民众劳役更重,且时常遭受边疆战乱的冲击。为逃离这一困苦的生活环境,北疆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潜逃至草原地带。这一现象西汉时期便已出现,汉代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投奔匈奴。
而在明代,这一现象愈发严重。正德时期,给事中毛谏奏:“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这一时期发生在宁夏镇兴武营的一场对话,便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正德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命宁夏镇粮食运往甘肃镇。边墙之外的蒙古听到边墙以内不断运输的声音,派遣五名部众前来侦查。而这些部众本为宁夏镇韦州人,只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才脱离明朝,北入草原。“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相似的一幕,在嘉靖十五年(1536)的山西再次上演。当年十一月,蒙古大举进攻宁武关,明军追至三马营,包围了蒙古骑兵。蒙古骑兵见明军势盛,从而亮出自身大同人的身份,请求通过。“敌见兵马强劲,内一人勒马答话:‘我是大同人,你是那里人?’马令通事回答:‘是偏关并老营堡人马’”。如果说这还无法判断这是个人行为,还是其仅是大批加入蒙古的汉人中的一员,那么下面一段话便可揭示出他只是众多叛逃到草原的汉人中的一员。“其人说:‘不曾抢了你地方,你将我大头儿父子都杀了,又杀了我许多兵卒,众人号泣讨路,放过去罢!’”
遁入草原的汉人,聚居于明长城之外,从而形成了大片定居农业聚落,被称为“板升”。“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后来用“板升”指代蒙古草原上的汉人。板升规模很大,“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他们将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一改而为农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耕种市厘,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 “蜂屯虎视,春夏耕牧,秋冬围猎”。不仅如此,逃至蒙古高原的汉人,还有白莲教徒。
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
这些教徒造反不成,从而有组织、成规模地进入蒙古草原,由于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从而成为明后期挑动明蒙战争的政治势力。
(丘)富等先年皆以白莲教妖术诱虏,导之入寇,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中国甚被其害。是时,虏酋俺答引众西掠且二年,留部虏千余人于丰州守。其老幼虏不耐暑,每夏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
板升内部分为多个部落,形成自我统属体系,而其中才智之士则被任命为各部酋长。在这之中,赵全统辖部众最多,所居之地被称为“大板升”。据赵全自称,所统部众有一万余名。
(赵)全住大板升,节年抢掳汉人并招集逆教白莲教人等约一万余名,分立头目一十二名,冯世周、孟大益、李山、潘云、陈钺,并见在虏营逆犯大罗、小罗、杨廷夏、杨廷智、刘豸、张豪杰、瓦四,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属全总管。
但当时大同镇巡抚方逢时却记载赵全统辖三万余名部众。“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与赵全相比,其他板升势力要弱小许多。比如仅次于赵全的李自馨与周元,所领部众仅有数千人。“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由于势力较大,赵全与李自馨被俺答“俱加为酋长”。赵全又被称为“驸马”,李自馨、周元又被称作“秀才”。“彼中称全为倘不郎,华言驸马也;李自馨、周元为必邪气,华言秀才也”。而其他板升规模较小,“余各千人”。“小板升”有32处,由32名小头目分别管理。
外仍有小板升三十二处,小头目三十二名,东打儿汉、火力赤、张榜势、毛榜势、打儿汉、小则火同智、海代首领、俺黑儿器、长腰儿、火里智、丫头计、大笔写气、力郎、小则磨毒气、打儿汉、刘栋、锁合儿、韩侯儿、王铣秀、石秃八儿党、小则红眼子、则徐先儿、李自荣、火力赤老汉、代锁合儿、冯通、小则火里智老汉、五合器、李只害、萧牌子、高洪、马洪名下,各管汉人八百或九百余名,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
板升为蒙古进攻明朝积极出谋划策,“每大举进寇,俺达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同时为蒙古指点破解明军防御之法,并加入战争中来,推动蒙古军队的组成与战法进一步丰富。嘉靖十六年(1537),山西巡抚韩邦奇指出蒙古作战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再观近日敌之入来,深谋秘计,与昔不同。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势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马,不敢攻穵城堡,今则整备锹钅矍,攻穵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虚实夷险,虽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则从容久掠,按辔而归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飘风,今则大举,决于一处,分掠各边,使不暇应援也;向也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今则部伍严肃,旗帜号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庐舍,今则放火焚烧矣。
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根源于大量叛逃的明人、明军的出谋划策。“其故何哉?有中国之人为之谋划,有中国之人为之向导,有中国之人为之奸细,有中国之人遗易之铁器。况事变之时,投入敌中者,又皆惯战有勇之人也”。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广汉人政治体制。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为蒙古可汗,板升集团又进一步鼓动他模仿汉制,登基称帝。“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献谀,将俺答汗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九间”。“全为俺达建九楹之殿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定国号为“金”。包头现存明万历时期敕建美岱召(汉名寿灵寺)太和门门额,镌刻着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铭文: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领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功城圆备,神力助造,非人为也。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建。
李漪云认为俺答在赵全等人支持下,以丰州滩为中心,东起蓟辽边外,与兀良哈三卫、察哈尔部接界,西至甘肃边外,南至长城,北至漠北与喀尔喀蒙古接界,在广大漠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汉式统治体制的“金国”政权,并以赵全为把都儿汗,命其以“汗”的名义建开化府,统治板升汉人。
板升集团不仅拥立俺答汗称帝,而且建议他攻占、统治长城边疆,模仿五代时期石晋故事,建立与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权。“全与李自馨各又不合谋危社稷,日与俺答商说,分遣各虏攻取大同、宣府、蓟州一带,与南朝平分天下”。“赵全言于俺达曰:‘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居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胡钟达认为赵全等人此举,意在造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可见,长城一直都不完全是汉人与北方族群的界限,在历史上,汉人与北方族群不断有跨越长城,加入对方族群的行动。这些人越过长城的形式与动机虽有多种,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都是为了摆脱原先的困苦生活,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可见,长城所隔开的不是族群,而是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长城其实更体现了生态环境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方式上的差别与界限,而非族群与政权之间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称长城为“生态长城”,更能揭示长城最为根本的角色。
中国东临广阔的太平洋,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凭借这一地理条件,中国古代官方很早便与远隔重洋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民间更是很早便开始了远洋航行与海外贸易。但从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古代官方一直呈现重陆轻海的地缘选择,地缘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内陆,而非东亚海域。这源于东亚海域诸岛国势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胁者。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
在元代,处于战国时期的日本列岛,在长期的战乱中,不断有武装浪人进入东亚海域,元人将之称为“倭寇”。“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部沿海,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初。为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便开始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主持此事者是开国功臣汤和。而汤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红军的一支,起家于海盗的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方鸣谦从近海防御立场出发,提出在东部沿海设立卫所,并设水陆军队,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可。“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汤和从而在浙江海岸广设卫所。
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读言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读言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
由此,明清时人认为中国古代海防起源于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 “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而在嘉靖时期防御“倭寇”的时代背景下,戚继光进一步在东南沿海普遍修筑边墙,由此构建起东部沿海长城防御体系。“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起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开始出现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可见,长城不仅在中国古代边疆社会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而且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成为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众跨越的障碍。
(原文刊载于《史学集刊》2021年1月第1期。原文注脚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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