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儿女最耳熟能详的“神兽”，龙在中华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它是上天入海的通灵祥瑞，是封建帝王的专属象征，更是中华民族的吉祥图腾。随着甲辰龙年的到来，这一凝聚着中华民族情感的神兽也在十二年的轮回中再次与我们相遇。

古文字中的“龙”

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中，已有了结构完备的“龙”字。甲骨文中“龙”有多种写法（图一），但基本结构都差不多，像一种巨头、上有角，大口，张口有牙，长身、有尾，体可弯曲，似可直立腾空的生物。

金文字形与甲骨文区别不大（图二），只是强调了其“张口露齿”之形。

到了战国时期，“龙”字由甲、金文中的独体“长条”形慢慢向左右结构转变（图三①②），衍至篆书时，已完全成为左右结构，与我们熟识的“龍”字相差无几了（图三③）。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如此通天彻地，变幻莫测的本领，更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虽直至现在，对“龙”字的造字意图和“龙”形象的起源仍众说纷纭，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在广义上一直是华夏民族所崇拜之神物的代表，成为华夏文明中浪漫而庄严的一页。

武威文物中的“龙”

“龙”的形象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华夏大地上包含龙元素的文物不胜枚举，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武威自然也不乏与“龙”相关的文物。

藏于武威市博物馆的汉代青铜器“铜龙首柄威斗”（图四），斗部外形象平底碗，斗柄为四棱形，柄端雕铸着一只龙头，张口龇牙，龙鼻长而高卷，眼外突，龙角弯曲，古朴典雅，威严生动。

 威斗与现在的“熨斗”相似，都是熨烫衣物的器具，但在汉代多作为贵族收藏用品或财富的象征。国内迄今发现的汉代铜威斗仅寥寥数件，而武威的这件铜威斗，柄首龙头栩栩如生，其别具匠心，造型奇特，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除了单独作为装饰结构外，“龙”在文物中也常与白虎、朱雀、玄武三神兽一起作为“四灵”出现。武威市出土的一件汉代圆柱形摇钱树石座，腹部就浮雕着“四灵”。其中的苍龙形如走兽（图五），身体蜿蜒健硕，有四足，尾细长，与我们熟悉的蛇身龙纹大相径庭。

 

有趣的是，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王国修建的伊什塔尔大门上，浅浮雕描绘着一种被称为“怒蛇”的生物（图六）。为蛇头，头部有直立的角，还有类龙角的涡卷形冠状物。长颈长尾，有四足，前腿类猫科动物，后足则像猛禽的爪子，匀称身躯上覆有鳞片。

用多种现实存在生物的特征拼凑成的“怒蛇”与“走兽式”龙纹有不少相同点。公元前6世纪正值春秋，“龙”的形象于春秋战国时起从蛇形向走兽形演变，或许也曾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汉之后作为河西重镇和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凉州，如果曾在春秋战国时期见证过这场文明交流中“龙”这一图腾吸纳外来文明、逐渐演化的过程，也是有可能的。

龙脊马背上的凉州

提到龙，我们总会想到一个词——龙马精神。这个词来源于《周易》。《周易》第一卦“乾”中的几个爻辞都提到了“龙”，以龙劝诫人们顺应天道，刚健有为；第二卦“坤”的爻辞则描绘了一匹柔和又刚强的母马形象。乾纯阳为“龙”，坤纯阴为“马”，龙之阳为“神”，马之阴为“精”，故合称“龙马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而武威与“龙”“马”都颇有渊源。武威地处西北，八卦中恰归乾卦，另《晋书·张轨列传》载：“（张轨）于是大城姑臧。其城……，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作为汉帝国军马蓄养基地的凉州，曾组建过足以抗衡匈奴的战马部队，国宝级文物“马踏飞燕”也正是在武威出土，其矫健俊美、飘逸潇洒的英姿，让我们得以穿越千年，一窥当年“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无双风姿。

武威长期受到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发展较为缓慢，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始终以坚韧不拔之志践行着“龙马精神”。千年以降，卧龙城的神髓始终守护着这片土地，使武威有了腾飞奋进的灵魂依托；凉州大马的精魂依然奔腾于这片土地，使武威有了追逐超越的精神动力。甲辰龙年，古老的武威必能继续坚守“龙马精神”的地域基因，跃龙脊，跨马背，创造一个进取发展、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

 

 

作者简介

何莹，甘肃临夏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