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清代学者，武威籍，从其生平和著述即可勾勒出其在 历史画卷上的大略轮廓，加上题词、注解、印章或可填补出丰满 的形象，张澍生平著作较多，《清史稿》称：“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搜辑刊刻之。纂《五凉日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自著诗文外，又有《诗小序翼》《说文引经考证》。”在西北史地方面还有《西夏姓氏录》《二西堂叢书》《凉州府志备考》《续敦煌实录》等著述。对于他的评价撷取一二，如梁启超评：“甘肃与中原鸾隔，文化自昔朴廛，然乾嘉间亦有一二流之学者，曰武威张介侯(澍)。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其归入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张澍生平及著述简介止此。

一、思想与环境的联系概论

思想依托时代，同时折射时代，研究思想史更要注意人物思想转轨和时代变迁的耦合关系，从而形成生态互动机制。张澍处于清朝中后期，治学达五十载，从个人人生时段来看，以时间排列的著述中折射出其治学思想的演变，从五十年历史时段来看，张澍作为该时段内的一位学者，也可折射出五十年间学术思想潮流的大致趋势。规律分析，具体研判，治学者生涯中其思想的特点与渐变主要受三方面环境的影响，一为时空环境，时代政治与经济环境常影响治学者著述的目标导向，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有经世致用之意，文化环境常影响治学者的治学体例与治学内容，如王国维曾总结：“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 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 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大抵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即理学、朴学、经世致用思想。空间环境也常影响治学者的治学内容与治学路径，地理环境常为治学者的治学成果打上标签，如清代桐城学派，这样就会影响后学的治学导向，继承发展前辈学术，同时治学者的内容也常会倾向于涉及故乡。二为治学成长环境，这种环境也往往影响治学者的治学基础与治学路径，即常说的家学渊源、累世治学，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数见不鲜，如曾国藩的《曾氏家训》至今流传，其对于家庭学习环境尤为重视，对儿女的遗训“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奠定家庭学习氛围的基本原则。三为个人治学心境，如顾炎武心怀亡国之意，游历天下，治学内容涉及地方物产等实业，开经世思想之潮。如梁启超心怀饮冰之意，治学广泛，学术与社会改革紧密相连，内容与思想大气磅礴。

 

二、张澍思想与环境案例分析

应对上述观点，以张澍为例，结合其生平、作品、治学思想等进行阐述分析。张澍生于1781年，卒于1847年，这个时 段，清朝开始由鼎盛时期走向衰落，乾嘉朴学方兴未艾，24岁在贵州任职时，朴学三大家之一的钱大昕过世，张澍曾对乾嘉朴学做出评价“清初诸家，首辟荆棘，批窍异颖，足可研寻。沿及近时，遗其宏纲，拾其琐屑。时有创获，剿袭为多。”张澍指出了朴学精于考据但缺乏创新的特点，后人研究张澍，一般都认为张澍的学术研究途径也是依照朴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张澍早年以五凉文化为中心进行研究，有辑佚类著作《二酉堂丛书》,共搜集修正了三十六本古书，《姓氏五书》也是通过考镜源流的方式对姓氏进行了研究，并被誉为绝学。追究乾嘉朴学，虽然因文化专制导致朴学学者避谈史实，专于故纸堆考据，经世致用之风有所衰退， 但邓广铭在考察朴学三家的著作时指出 朴学学者著作中也有创新之处，如在研究范晔时运用通识联系零碎史料进行证明，同时在探史中表达出“经国养民”之倡，如王叔文改革的探讨。结合张澍在创作时的表现，也可对张澍合经世、考据精神进行治学的路径得窥一斑。以《续黔书》为例，这是张澍编纂的第一部方志，后世评论家虽然评其体例杂乱，但同时也肯定了其旁征博引，精于考证的优点，张澍在编纂过程中对以往记载都做了细致的考察，比如夜郎，由此可见，在方志 学探索初途上，张澍的朴学精神。而《凉州府志备考》中大约引用了189部文献，对凉州来源利用各代史书、地理志详加考证，并注重掌故，将材料的出处都在书中注明，在辑录史料、文章坚持“无遗无滥”的原则，既注重全面，又注重实用性，同时在编修人物志时，张澍坚持实录，将人物以年代顺序进行编排，与前代有所不同，他自述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化作用，而不是像前代一样以显贵为标杆。在江西泸溪任上，重修鹤城书院，也是以明经致用之学作为课程，张澍西北史地的研究，为后来因塞防而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打下基础。综上所述，可见张澍在清代学术大环境下受到学术主流思潮的引导，同时鉴于朴学弊端对自己的治学途径与原则有所修正，追求自己的体例。

在空间环境方面，张澍生长于河西地，治学途径和内容深受地域情感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其著作中相关河西的有很大一部分，如《五凉旧闻》《二酉堂丛书》《凉州府志备考》《续敦煌实录》, 其中对河西地区的史料搜集十分丰富。最具地域特色的应该是张澍的西夏史研究，同时在其著作中的某些记载可能非本土人无法仔细考证，比如对河西地区特色植物苁蓉、芨笈的考证。在张澍后来为官时，每地任上都有著作，如《续黔书》《蜀典》《泸溪县志》等，可谓处一地而治学于一地。在编纂方志的体例方面，相较于人物，张澍更注重地理史迹的考证记载，目的在于知道地方要害、风土、物产，更加注重实用，后来发展工矿业时，也通过方志对物产的记载得到启发。晚年张澍回到故土，在兰山书院讲学，继续治学，后人评价时常以陇右作为一个定语，可见传统社会地理空间对治学者在治学内容、路径方面的影响。在治学成长环境方面，一方面张澍早年成长于凉州地区，受凉州学术氛围滋养，陈寅恪曾评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学术氛围特点“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精英亦得就以传授，历时既久，其学术文化遂具地域性质。”即河西地区具有家族学术的传承，明清时期仍然具有这一特点，曾有卢家一门三进士的美谈。张澍也在修《五凉旧闻》时也曾提到凉州地区浓郁的文教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张澍的治学打下坚实的经史词章基础。在求学小环境里，张澍父亲为读书人，张澍则七岁便开始跟随老师学习，至十九岁中进士这段时间，可以作为张澍纯粹的学术奠基期，在这段期间，有两件事对成长环境有所影响，一是张澍母亲于其九岁时过世，二是十四岁乡试中举，张澍在这段期间曾跟随刘星五先生学习，受父亲训读，中举后赴京师求学，大体看来，这段时间的成长环境比较单纯，对严谨的治学风格打下基础，同时也表现出少年的意气风发，比如他曾爱好《离骚》,这段时间的诗词也风格畅快。概观张澍生平，治学环境大概可以以十九岁为转折点，之前有相对澄明的环境可以纯粹求学积累，之后开始各地为官，在不同复杂的环境中经世治学。

在个人治学心境方面，随年岁经历增长，其思想、思考方式有不同的变化，具体的心理状态依据现存史料很难揣测准确，不过从史料记载的生平履历、性格评价、作品创作时的动机来看，或许可以了解到其个人志趣对治学的影响。张澍自幼时便被称为神通，有过目不忘的技能，十四中举，十九中进士，才华横溢，即使后来目不能视，“侨寓青门，问字者杂进，手批。口答，耳兼听，目无视，某书卷第几，某页上下，如指螺，如聚粟，覆验无爽。”可与钱钟书相比拟。对于其志向“澍资器绝人，负奇气，尝作《人才论》以见志 ……一旦膺征聘而出，典章若素谙，政事若熟习；举而措之，有旋乾转坤之力，而无雷振风动之迹，天下晏然如委裘也。”对于他的性格，钱仪吉曾评“君性亢直，疾恶如仇，好责善，朋友闲人多畏君。”可能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虽才志高昂，却仕途不平。同时张澍所达之地历甘肃、京师、贵州、四川、江西、陕西等地，在这样的时间段和履历上，张澍的治学成果显示出博、精、大气的特点。撷取一些创作动机来看，张澍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以往著述和现实状况不满想要加以修正，如修《二酉堂丛书》“慨念前贤著述日就烟没，乃搜辑关陇作者，肇周秦汉及于隋唐。”另一是闲暇时依趣而作，如修《蜀典》“乞假六旬养病。叙郡困怅之中，精神遐漂，心剿形镰，靡所济集，聊欲系志，陈编以消驹景。窃念蜀邦文献近世淹尘，古也有志炳灵载英，游目所及，涉想所经，辄用著录，佐以援证毛谤之得，恋赠友朋。”概述张澍著作，这两种情况占大多数，第一种可反映出张澍严于治学的态度，第二种可以反映出张澍以学术为生活追求的个人志趣，多处创作动机中提到“聊以消暑、消时”的字样，西夏碑的发现研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种以个人志趣融入生活，作为治学驱动力的治学思想，远非“困而学之”可比，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杆。

三、结语

文变染乎世情，张澍作为凉州地区的出色学者，展现了凉州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故其作品体现出明显的凉州学派特色与匠心精研的凉州学术研究风气。武威地区当下通过凉州论坛与凉州文化研究，致力于深挖凉州文化，从而形成具有凉州特点的体系化研究，而以凉州学者为研究切口，既有助于连贯大历史视野，剖析凉州史在中华通史中的枢纽线索作用，也符合新高考视野下本土史料的情境载体思维，涵育武威学生对凉州文化的家国情怀。

上述张澍治学思想与环境、个人的联系分析还多有不足，还需要利用武威 地方志史料进一步地分析，以求理性解 读人物的立体维度。治学者已逝，但在历史上留存显性与隐性痕迹，显性痕迹为著作成果，隐性成果为思想，大概要了解其人，可以读他的著作，但要以历史的眼光了解其人，可能要以同理心去观察其所处的大环境与小环境，形成历史思维。

（本文选自《凉州文化研究》总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