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进一步培育文化传承发展的“甘肃品牌”，打造中华文明传播展示的“甘肃文化名片”，推进现代化建设文化先行的“甘肃实践”，2024年，甘肃省政协启动了“凉州文化”专项研究，确定凉州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性、凉州文化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关系研究等6个研究方向，邀请省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深入开展课题研究，立足于凉州文化更好传承创新，着眼于大视野研究凉州文化，提出发挥凉州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积极作用的相关意见建议，力争形成一批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供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现推出特邀专家学者的访谈文章，以飨读者。

“碑刻之城”尽显金石文化

郑炳林

武威，古称凉州、姑臧，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游牧部落的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留下大量历史文化遗迹。自西汉设武威郡以来，武威的地位更加凸显，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往来的客商、使者等络绎不绝，俨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桥头堡，故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称。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即出土于武威的雷台汉墓。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均在此建都，故又有“五凉之都”的美誉。号称“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也位于武威境内。隋唐时期，不少来自西域的胡商在武威聚居，给凉州文化增添了异域色彩，当时的“凉州样”也成为两京地区上层妇女效仿的装饰；隋代“九部乐”、唐代“十部乐”中的西凉乐就源自武威地区。粟特胡商中的安氏、康氏等，后来都发展成武威的大族。自唐以降，武威先后为凉州都督府、河西节度使、武威郡、西凉府、凉州卫、甘凉道等的驻地，各个时期均保存有珍贵的历史遗迹。武威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充分挖掘和弘扬武威的碑铭文化，对提高武威的城市知名度，体现武威文化的特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石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因此对出土碑铭文献的整理研究，正是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的有效途径之一。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提到，金石学之价值：一曰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二曰文章，重其原始体制；三曰艺术，兼赅书、画、雕刻。用石质材料作为承载信息、传递情感、表达思想的载体称为碑刻。《礼记》载“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这是目前所见对碑的最早记载，可知碑滥觞于先秦。秦代的著名刻石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等，但大多为摩崖刻石。到汉代，才从无字、无定形的“原始”碑发展为有“刻辞”、有形制的碑。如《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郃阳令曹全碑》《敦煌长史武斑碑》等。北朝隋唐时期，碑刻形制已比较成熟，雕刻精美，数量众多。辽金西夏元时期，还出现了部分用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回鹘文、蒙古文、女真文、八思巴文等镌刻的碑刻，如武威现存的西夏时期《重修凉州感通塔碑》即是用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书写。从明清到民国，刻石纪功、纪事的碑刻也不在少数。总而言之，碑刻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象征，同时对于了解历史、知古鉴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悠久的历史为武威留下了众多的碑刻，使得武威成为西北地区保存碑刻最多的城市之一，故被称为“碑刻之城”。

武威金石的价值，体现在史学价值、文学及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等多个方面。史学价值包括证史之实、纠史之误、补史之阙；研究武威及河西史地、两京城坊等区域地理的新材料；为北朝隋唐及明清家族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素材；反映了北朝隋唐时期府兵制的发展状况；丰富中古时期人口迁徙史的内容，有助于中古时期宗教信仰及僧尼等研究；为研究明代凉州卫军事设置及清代陕西会馆的建置沿革有一定价值。文学及文献价值包括由名家如虞世基、贺知章、元载等撰写的碑文，对于研究他们的文学风格演变不无帮助；可补《全唐文》《全唐诗》等典籍之不足；志盖上的挽歌，对于研究哀挽文学有重要文献价值；汉文——粟特文、汉文——西夏文、汉文——回鹘文、汉文——藏文等双语撰写的碑铭，对少数民族古代语文学研究大有裨益。艺术价值包括有唐代著名书法家如颜真卿、梁升卿等书丹的墓志，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志盖上雕刻的十二生肖、四神、连珠纹、牡丹纹等图案，是当时绘画艺术水平的客观反映；浅浮雕的造像碑、功德碑碑首等，反映了隋唐宋元时期精湛的雕刻技法。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与西域文明研究院院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甘肃省政协“凉州文化”专项研究特邀专家）

本文选自《武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