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十，徐松向伊犁将军晋昌等好友辞行，踏上了归京的路程。因是赐环归京，行程便不太紧张。经过敦煌时，徐松特意到莫高窟参观，在睡佛洞外得到了《周圣历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元至正造像记》和《唐大历李府君修功德碑》，并详细记录碑文中有关敦煌的历史地理等文字。

 

这年九月，徐松抵达了京师。已是不惑之年的他，心中满是感激。徐松夜以继日，帮助松筠认真审校《伊犁总统事略》，并于十二月完成。此时，松筠升任热河都统，便向新即位的道光皇帝“恭进所纂《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并得到嘉许和赞赏，“赐名《新疆识略》，御制序文，付武英殿刊行”。作为撰者，徐松也受到道光帝的召见，因“奏对西陲情形甚悉，赏内阁中书”，复起被用了。内阁中书虽然清苦的差事，但得到这样的褒宠，是徐松没有料想到的。所以，他一干就是十五年。道光十六年后，徐松在仕途上一直很顺当，隔两三年就获得一次升迁，先后升任礼部祠祭司主事、礼部铸印局员外郎和都察院监察御史。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徐松外调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十二月，转任江南道嘉兴知府。因回避本籍，随即改派为陕西榆林知府。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徐松抵达西安，在城内租下几间房子，安排家人暂住。数天后，便带仆从四人，一路涉川越岭，于三月二十五日抵达榆林。徐松在给同年进士特登额的信札中虽言“通省皆称著名苦缺，多有托故不到任者”，但自己却是恪尽职守，勤勉为政。道光二十七年七月，林则徐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称徐松是“通省知府之最”。

 

在陕西，徐松与客居西安的张澍来往过密。虽为同龄人，却对张澍在西北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尊崇，曾致信说：“老前辈大人杖履秦风，优游岁月，图书插架，著作等身，真可谓身名俱泰、心迹双清者矣。”并对门生周腾虎说：“关中宿学，惟张介侯可谈。”张澍是甘肃武威人，字百瀹，号介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大足，江西永新、临江、泸溪等县令，以缓漕免职。晚年客居西安城和乐巷，从事学术研究和整理刊印著作。刊印有《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二酉堂丛书》等。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其列入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

 

徐松、张澍是这一时期西北史地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在西夏史方面，俩人都是学界翘楚。徐松著有《西夏地理考》，可惜未能刊行。而张澍所著的《西夏姓氏录》附录于《辽金元三史姓氏录》之后，辑成《姓氏五书》刊行，其姓氏研究被后世学人称为“绝学”。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张澍将《西夏姓氏录》寄呈给榆林府衙的徐松审读。不久，徐松便回信，说“展卷紬绎，欢喜无量”，并提出了几条建议：

 

一、《旧唐书》载羌姓有细封氏、费听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破丑氏，此其最古者。宋之李显忠，羌人也，其行状载曾祖母野氏，当亦羌姓。均宜补入。

 

二、文字异同，如叶里疑即耶律，把里疑即把利，只应增注，以省重出。

三、唐兀乌密氏，元灭夏后，称其人为唐兀，载于《辍耕录》所记色目三十一种中，乌密即於弥，不得以唐兀乌密为氏也。西夏之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将来成书时，或以蕃汉区分较为明晰。惟有仕于元，史传明著为唐兀人而无姓可纪，如察罕、暗伯、朵罗台、星吉、拜延、野仙、普化、买住、伯颜、丑闾、明安达耳、塔不台、琏赤、重福、哈石、霸都儿、完者、不花、昂吉之类，当何叙述，尚希明以教我。

                   ——《与张澍书》

 

张澍收到徐松寄来的信函后，随即进行考证，并3次致书徐松就西夏姓氏进行探讨，还指出了徐松信函中提出的关于西夏姓氏的一些错讹。

徐松笔迹

 

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在同年好友、代理陕西巡抚邓廷桢的推荐下，徐松署理延榆绥道一职。因未在榆林府衙，张澍写给徐松的那3份信函在辗转数月后才被收到。在给张澍的复函中，徐松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坦言自己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西夏姓氏》谬陈管见，正误订讹，殷殷教诲，如羌人不皆在河西，及耶律转为移剌，真可谓振若发蒙。细封、费听八姓在西夏未有国之先，不应列入，此著书限断之例，松未之思也。元平西夏，始称其部众曰唐兀氏，是唐兀之名起于夏之既亡，今以不载西夏以前八姓例之，则在西夏以后之姓亦可不载。第唐兀之与畏吾，确然有别，故《辍耕录》于三十一种色目中，区分为二，非可比而同之。来示以拓跋非党项羌，考《旧唐书》云：“隋室乱，拓跋赤辞为吐谷浑臣。唐贞观初，诸羌归附，赤辞不至。”又云：“贞观八年，讨吐谷浑，李靖赂党项，使为乡导，与赤辞盟而遣之。”赤辞之后徙庆州者，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为平夏部落。拓跋思恭即平夏之裔。以此观之，拓跋虽有李、赵赐姓，然不可谓非党项羌矣。元人多以五色命名，来示以察罕为汉白姓，鄙意亦不谓然。察罕帖木儿封忠襄王，元张仲举有挽忠襄王诗，而《杨铁厓集》则作《悼李忠襄王诗》，可知察罕帖木儿之为李姓。扩廓实察罕之甥，故《明史》称为王保保，今以扩廓父姓察罕，非也。且蒙古语以察罕为白，失剌为黄，若果察罕可称为白姓，则居宁夏之夏忠定公失剌姓杨氏，岂得改为黄氏乎？总之西夏之书一无存者，即元代载籍此间亦□□多有，掇拾畸零，非可仓促为之也。

——《再与张澍书》

 

这年冬天，徐松再次致书张澍，向老朋友吐露自己出仕榆林后的苦闷之情，言：“（自己）疏野性情，不耐簪组。到此两年，虽曲意俯仰，而终日怅怅，如有所失。遂至万病皆生，无端痛苦。明知一朝投劾，不免举家冻饿。”足见徐、张俩人感情深厚笃实。此时，徐松正在撰写《元史西北地理考》，对“曲先卫”的沿革和里至不能确定，便一并致书求教：

 

明之曲先卫，由元制而设。据《明史》，其卫属西宁，故《肃州志》以为在敦煌南山。第近读《元史》，虽未实指其地，然核诸传之文，似曲先之地当与吐鲁番相近，其时称为曲先塔林。《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畏吾儿地有塔古新者，疑是塔林、曲先之合音，未敢臆断，敬祈指示。

——《三与张澍书》

 

徐松、张澍的这些往来书函，不仅透露了俩人精深的史识和考据功力，而且也反映出清代通过书信论学的浓厚学风。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八，张澍病逝于西安和乐巷的宅第。次年三月初一，徐松病逝于京师宣武门南的宅第。两位领军人物虽赍志以没，但并未没有影响西北史地学的发展。道光后期，西北史地学终成为一门“显学”。

（本文节选自《清代学人笔下的河西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