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庆五年（1800年）的三四月，北京城许久未下春雨。这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在气象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有些思想家就利用这种自然现象提出警示，如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董仲舒的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到清代。所以，京城久旱不雨被看作是对嘉庆亲政一年多的首次警告。嘉庆为了巩固其统治，于是在这年闰四月初二日命刑部将“久禁官犯，禁锢子孙与久戍者宽减之”，以此作为接受上天给予的久旱不雨之警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嘉庆上谕档案记载：

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本年入春以来，雨泽较少。立夏后，仍未得甘霖，农田望泽维殷，朕心深为焦切，业经降旨清理庶狱，将各省军流以下各案，分别减等。……又发遣新疆比照大逆缘坐人犯，上年已降恩旨，分别情罪，准会释放，而各该处官常人犯，尚有在配年久，永远不准释回者，俱著刑部详悉查明事由，分别开单进呈，俟朕酌量加恩……

嘉庆皇帝称他“反复思维，惟有渥沛恩施，庶可仰祈昊”，当不会忘记他亲自处理的将洪亮吉戍发伊犁一案。如果忘了，很可能有洪亮吉的友人通过适当的途径、方式向嘉庆提起。次日（即闰四月初三），嘉庆皇帝就下达了将洪亮吉从伊犁赦还的谕旨：

……去年编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折陈奏，转向成亲王及尚书朱珪、刘权之私宅呈送，原属违例妄为。经成亲王等先后进呈原书，朕详加披阅，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惟言视朝稍晏及小人荧惑等句，未免过激。经王大臣讯问，定以重辟，施恩改发伊犁。然自此以后，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之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洪亮吉获咎，钳口结舌，不敢复言，以致朕不闻下过，仍壅为害甚巨。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置诸座右，时常观览。若实有悖逆，亦不能坏法沽名，不过违例奔竞，取巧营求之咎，况皆属子虚，何须置辩，而勤政远佞，更足警省朕衷。今特明白宣谕王大臣，并洪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为何与言之君。诸臣幸遇可言之君，而不与之言，大失致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工看此谕先行回奏，仍各殚心竭思，随时密奏。军机大臣即传谕署伊犁将军、大学士保宁将洪亮吉释放回籍……

嘉庆皇帝的谕旨，承认洪亮吉的密奏“惟言视朝稍晏及小人荧惑等句，未免过激”“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他还被迫认识到，自处分洪亮吉后，“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之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应该说，嘉庆能有如此认识，也是对堵塞言路错误做法之“反省”，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给洪亮吉“平反”“翻案”，仍然在谕旨中指责洪亮吉“违例奔竞，取巧营求”，只不过从宽释放回籍，并交与江苏巡抚岳起监督，不准离境。

也许是巧合，嘉庆于初三日“午刻”将宽释洪亮吉的朱笔谕旨交给军机处颁发，“是夜子时，甘霖大沛，连宵达昼。旋据报，近郊入土三寸有余，保定一带亦皆深透”。

经过二十四天，即闰四月二十七日，宽释洪亮吉回籍的谕旨到达伊犁。这对于洪亮吉来说是个例外。戍发伊犁的犯官，常至三年方能归里，有的甚至老死边塞。洪亮吉对其处境有清晰的认识，他认为“出关无别念”，只有死后才能归葬故乡。他想到，他很可能会像三国吴人虞翻那样老死在他方，“不敢期生还”。嘉庆皇帝如此迅速地恩释他回里，真是洪亮吉“梦想所不及”。四月二十七日，洪亮吉在得知宽释归里的谕旨后，当即呈明伊犁将军保宁，商定于五月启程回籍。

五月初三日，将军保宁渡伊犁河查验马匹，洪亮吉也就于同日启程返里。“五月始生魄，送者盈北关。”戍人在送走保宁之后，竞相到绥定城的北关欢送洪亮吉。洪亮吉与他们“一一执手，聚语于夕阳古岸旁。有挥泪不止者，自巡抚以下至薄尉，亦无官不具，又可知伊犁迁客之多矣”。

离开惠远城，洪亮吉以一天走一驿的速度向东进发。六月十三日夜，抵达星星峡，在《十三夜三鼓抵星星峡》诗中，洪亮吉写道：“天上星，白皑皑。地上星，黑累累。星星峡中十五夜，天星地星光激射。”为了赶路，他不时夜行，“入夜程偏好，微茫大小泉。鹊巢云外突，马影月中园”。月夜乘马行，也是件愉快的事，他想着能早日回家见到亲人。“

此客入关真再造”，洪亮吉终于到嘉峪关了，他高兴地描述了嘉峪关的雄姿：

瀚海亦已穷，关门忽高矗。风沙东南驱，到此势已缩。侯门余数骑，骏足植如木。风递管钥声，岩扃忽然拓。城垣金碧丽，始见瓦作屋。羌回分畛域，中外此枢轴。晓日上北楼，长城莽遥瞩。平衢驰若砥，雪岭俯如伏。天形界西域，地势极南服。数折向郭东，泉清手堪掬。尤惭关令尹，来往饷刍牧。驻马官道旁，生还庆童仆。

洪亮吉饶有兴味地登上嘉峪关，“晓日上北楼，长城莽遥瞩。”望长城内外，感慨万千。观其形势，“平衢驰若砥，雪岭俯如伏”，真可称“天形界西域”。当然这只因“意外”生还入关，方有此兴味与情绪。这与他在出关时，想到难以生还、也许老死边疆时所写的“削雪正欲烹，一星生釜底”的心境，似有天壤之别。

七月初的一天，洪亮吉来到凉州城。在凉州城，他与天山告别，放声歌唱，作《凉州城南与天山别放歌》，诗云：

去亦一万里，来亦一万里。石交止有祁连山，相送遥遥不能已。昨年荷戈来，行自天山头。天山送我出关去，直至瀚海道尽黄河流。今年赐敕回，发自天山尾。天山送我复入关，却驻姑臧城南白云里。天山之长亦如天，日月出没相回环。朝依山行草山宿，万里不越山之弯。松明照彻伊吾左，隆冬远借天山火。安西雨汗挥不停，酷暑复赖天山冰。天山天山与我有夙因，怪底昔昔飞梦曾相亲。但不知千松万松谁一树，是我当时置身处。兹来天山楼，欲与天山别。天山黯黯色亦愁，六月犹飞古时雪。古时雪着今杨柳，雪色迷人滞杯酒。明朝北山之北望南山，我欲客梦飞去仍飞还。

这首古风，洪亮吉运用平易浅近的语言和拟人化的手法，思绪翩跹，饱含深情，描写了祁连山巍峨高大的壮美形象，俨然以天地主人的气概与天山告别。

七月初七，是传统的七夕节，是夫妇团聚的日子。这一天，洪亮吉来到了古浪城，住宿在一家客栈。晚上，他久久难眠，忆起了家人，遂作《古浪县七夕》诗二首：

古浪县边逢七夕，天河桥外说双星。夜深偶忆小儿女，遮梦远山无数青。（其一）

昨来三伏差快意，饱啖甘瓜过肃州。留得一枚如硕果，夜凉聊与荐牵牛。（其二）

这两首诗，作者直抒胸臆，深情地倾诉了被“远山”隔开的儿女情意。

洪亮吉的妻子蒋氏，是大舅父蒋树诚之女，两人青梅竹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十六日结婚，婚事是在舅父家办的。洪亮吉“赘于外家凡三日”，方与妻子同回洪家兴隆里旧宅。次年（1769年），长女出生，不久夭折。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次女出生，第二年春染上天花，久医无效后病死。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十六日，长子饴孙出生，后参加江宁乡试，录为第42名举人。两年后（即1775年）次子盼孙出生，孰料至17岁时不幸病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惑之年的洪亮吉又喜得三子符孙。

妻子蒋氏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女子，两人感情笃厚，在洪亮吉戍发伊犁百日还后的第二年（1802年）病逝。洪亮吉非常悲痛，虽然“亡已匝月，心绪恶劣，不能握管”，但仍然写下《悼亡诗》八首。

七月十二日，洪亮吉抵兰州，受到崔景俨的热情款待。当洪亮吉去年在刑部狱内时，崔景俨“频入问讯”。戍发上路时，“又送我独远”。

塞外归来，恍如隔世。尽管洪亮吉流放伊犁来去匆匆，但还是写下了《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荷戈集》《百日赐环集》等诗文著作。《万里荷戈集》收诗97首，其中出嘉峪关至伊犁途中诗作46首，伊犁记事诗42首，追忆途中见闻诗6首；后附38位友人的赠诗。《百日赐环集》收诗98首，其中从奉旨获释感恩诗到凉州与天山别放歌41首。这些诗作大多是记事写实，极有特色、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赞美西域壮美山河的篇章，从中可窥见河西及西域的广袤壮阔与民风习俗。

（本文节选自《清代学人笔下的河西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