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介侯）与武都邢澍（雨民）被学界誉为清代陇右学术和文学的双子星座，并称“陇上二澍”。张舜徽教授曾标举二人为“陇右人伦领袖”，以此激扬二人引领清代甘肃才俊及学术成就的先师地位。张介侯无疑是清代西北学术成就最高的学者，也是我国敦煌学和西夏学的奠基人，尤其在姓氏学和辑佚学领域的成就为学界津津乐道，一生著述多达90种。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四《集部·养素堂文集》称介侯“学极博洽”。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将介侯列为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梁任公先生《近代学者之地理分布·甘肃》赞誉介侯是“清代第一、二流之学者”。确切地说介侯无论学术成就，还是诗歌创作都在清代一流之列，大概梁任公先生并未全然翻阅介侯著述，故有左右不定之论。著名文献学家向达先生高度赞誉介侯“一生于关陇文献，网罗放失不遗余力。生平著作等身，其《二酉堂丛书》，藏书家几于家喻户晓”。《清史稿》称其“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原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伦先生《凉州府志备考·序言》认为张介侯是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西北学人唯一精通经史、网罗散佚、考证寻研，做出惊人成就的学者。
我接触介侯始于1986年秋，大学毕业留在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有幸阅读先师李鼎文教授校点的《续敦煌实录》（西北师大古籍研究所“陇右文献丛书”），初步了解两位学术泰斗张澍和邢澍，于是将两位大师作为自己的研究专题之一，同时东施效颦将自己的小书屋取名二澍堂，一则附庸风雅，一则出于仰慕和弘扬大师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德行人格的考量。1998年我申报的“张澍姓氏研究”课题获得甘肃省教育厅立项，并完成《张澍<风俗通·姓氏篇>补正》15万字，发表了《应劭<氏姓篇>与张澍辑本研究》《清代方志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2003年，读博士期间，导师赵逵夫先生、伏俊琏先生建议我整理《张澍全集》，由于当时学力精力等条件所限，未能付诸实施。恰巧《甘肃文史》设立陇上文人纪念小辑栏目，接受编辑王怀钦师兄的委托，我和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马智全博士联合撰写《张介侯先生行述》《张澍的经学成就》《张澍的文学成就》《张澍的辑佚学成就》，并遴选了介侯30首诗，刊发在《甘肃文史》2008年1期“张澍纪念小辑”。2009年9月，我主持申报的《张澍诗文集校注》获得教育部高校古委会批准立项，历经七年终于完成《诗集》的校注，2016年交中华书局出版。经过多年的准备，我主持的《张澍全集》整理课题，列入西北师大十三五社科规划，2019年列入教育部高校古委会重大项目。我联系读者出版社社长王先孟先生，他对武威同乡张介侯的人格和学术成就钦佩不已，我们初步达成口头协议，期待与武威市政府联合，共同完成整理出版《张澍全集》的愿景目标。
张介侯具有西北人耿直率性的性格特征，知识渊博，思想解放，对上不媚不阿，对下体恤仁爱。从小立志要遵礼守法，将来成为一名清正廉洁、功炳史册的循吏。他曾给乡亲潘挹奎说：“余自幼负志，斥为文人，思为吏稍有树立，附骥于古循良后耳。”步入仕途后，他标榜循吏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崇奉诸葛亮、包拯等为自己为官的楷模。因此，有时直气严情，对上级方葆岩、蒋砺堂等达官显贵的批评也不留情面，得罪了不少政界要人。道光年间，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为官原则和个性气质与当时统治集团的潜规则格格不入。他对老乡潘挹奎感慨说：“入世不谐，良自知之。”但他始终不愿为一顶乌纱帽去谄媚上级，也没有钱财贿赂权贵，或与他人同流合污，于是为官十四年，不仅心情抑郁，而且时时面临失业的危机，更不要说仕途升迁。道光年间，他对烂透的体制已经彻底厌倦失望，只能倾心追慕陶渊明，坚决辞职隐归。虽然他当初梦想在政治上能大展宏图，可是面对险恶的环境，他一筹莫展，痛定思痛，终归不向潜规则恶势力低头屈服，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对当时腐败昏庸的统治者不投靠，不献媚，不盲从，对鬼神也不媚不信，这与他坚定的信念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
介侯的诗文作品保存在自己生前编订核校的《养素堂诗集》《养素堂文集》中。《养素堂诗集》计二十六卷，每卷单独命题，而且诗目标明作品数目。其中卷一到卷二十五按照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卷二十六为五言试帖律诗，未著名具体创作时间），旅途作品按照行程编排（个别作品前后窜乱），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枣花书屋初刻，后收录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
介侯以其深厚淹博的学识与洒脱自若的文笔，在诗赋文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韵文散文，多能自出心意，意气纵横，抒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和认知。叙事委婉生动，议论文笔犀利，切中要点，语言雍容自然，诙谐风趣，各体兼长。一生推崇杜甫、韩愈的诗歌，自称行囊中只带杜、韩二集，不时阅读，对汉魏以来其他诸家诗作，终究无所会心。究其原因，大概杜甫、韩愈的诗意味深长，适合学者的阅读趣味，尤其关于人生苦难的透彻的表述，切合如同介侯一样怀才不遇、仕途阻滞的文士品读玩味的口味。介侯作为一代学人对诗歌的评判标准、文学价值的考虑往往着眼于诗歌表现的思想内涵是否具有一定的认知深度及广度，是否对社会现象有独到的评判认识，这一文学审美理念恰恰能从杜、韩作品中找到共鸣点。介侯存在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于学术、文学成就自身，更在于他对学术兢兢业业的探求、对文学和政治理想、人生信念孜孜追求的生命历程。
介侯天赋高异，才华万斛，诗歌用词古朴典雅、五彩缤纷，立意高古，激情澎湃，往往在悲愤抑郁中洋溢着万丈豪情，危困中不乏浪漫豪迈之气。他在《管缄若（世铭）夫子<韫山堂诗文集>》（《诗集》卷十七）自注说：管世铭“师每评澍文以为有陈同甫、辛稼轩之风。”陈同甫、辛稼轩的词多抒写个人壮志难酬的忧愤，风格沉雄豪放。介侯的诗也多写个人和朋友生活的艰辛、仕途的不幸、人生的坎坷、百姓的疾苦，他擎举为国为民的理想火炬在黑夜中踽踽前行，因此愤慨压抑、无可奈何的情绪和豪纵诙谐的宏阔情怀在作品中激荡交融，汇聚成汪洋恣肆的洪流咆哮奔涌。
介侯《诗集》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其诗歌主要以题赠友人和咏史、写景的题材为主，涉及民生疾苦、政治理想、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亲友亲情、离愁别恨、生活艰辛、题画品鉴等诸多方面。柴多茂先生专门遴选了介侯创作的和陇右有关的作品予以笺疏，题名《张澍咏陇诗选注》即将出版，通过我的同事侯冬博士希望我写一篇序，能够概括一下张澍诗歌的价值。柴多茂先生虽然至今我们未能谋面，但他的名字和著作我早就耳熟能详，说他是我熟知的国内研究张澍的著名学者一点也不过分。多茂兄供职凉州文化研究院，是介侯的老乡，他研究介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大作《张澍》于2016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可以说是张澍研究领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没有对介侯生平资料的钩沉梳理，对学术著作的翻检了解，对诗文辞赋的潜心解读，不可能完成这么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一代学术大师和一流诗人的评传类著作。多茂兄沉心学术、勤奋拼搏、严谨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
多茂兄《张澍咏陇诗选注》以道光二十二年（1844）枣华书屋刻本为底本，按写作时间编排，解题介绍诗作年代及背景，注释力求贯通全篇大意，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诗歌的内涵。从《张澍咏陇诗选注》可以看到，介侯对自己的故乡凉州无限眷念，这种深情体现在他对凉州历史的研究发掘和对凉州风物的歌咏。如描写家乡海藏寺、雷台、大云寺、清应寺的佳篇。海藏寺在武威城北，为凉郡梵宫之冠，林泉深秀，介侯幼时数数游之。《游海藏寺》作于嘉庆五年（1800），描写海藏寺㶁㶁的清泉、曲沼嘉鱼、高松鸟鸣、溪边酒楼，赞美海藏寺真乃人间“消夏佳境”。《忆海藏寺》作于晚年侨居西安时，描写自己记忆中暮春三月的海藏寺外“夹岸丝柳垂长条，风吹拂波绿泚泚。细草柔荑平铺茵，净无点尘风日美。酒家帘外燕子飞，红白花开桃与李”的景色，表现了作者热爱乡土的深厚感情。雷台位于甘肃武威城区北关中路，为前凉国王张茂所筑灵钧台。周围古树森森，湖波荡漾。介侯有《重九同家玉溪美如庶常游雷台》五律二首和《与同游登雷台后楼》七律一首。
嘉庆十四年(1809)冬天，介侯辞去兰山书院讲席回到武威，住了近一年时间。《还辕集》有两组咏凉风物诗。一组为《凉州词》共4首，一组为《闲居杂咏》共12首。《闲居杂咏》和武威风物美景有关的如第六首“紫草黄花远被陂，兀儿争逐本周儿。幼时曾忆翻笺注，鵌鼵还寻野老知”，描述凉州如同甘肃渭源县的鸟鼠山一样具有鸟鼠同穴的奇异景观。第七首歌咏武威城西的答鲁苏河，第十一首则歌咏凉州奇特的野生植物梭梭，第十二首歌咏凉州的马兰花。
此外，描写和武威的还有《偕郭雪庄楷明府、何梅生承先，家玉溪美如庶常登大云寺钟楼观钟》五律二首、《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七律四首。《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叙述了嘉庆十五年（1810）秋介侯偕同人游至清应寺，发现《西夏碑》的欣喜之情。关于西夏碑发现时间，介侯自己记述亦自相矛盾，其《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文集》卷十九）系于嘉庆九年，参见牛达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李鼎文师《武威历史考辨三题》（《丝绸之路》1994年第2期）、崔云胜教授《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作者往来陕甘，多次翻越六盘山，几乎每次都有歌咏作品。如《六盘山》《大雪登六盘山作示郇和尚》《过六盘山甚雨云迷咫尺不辨》《六盘山雨中见牧者》等。《六盘山》一诗创作于嘉庆四年（1799）十月，介侯考中进士后回武威省亲的路途。介侯自西安到陕西彬县，再到甘肃泾川、平凉，过六盘山时，兴之所至，感慨而作。作者由山势的险峻回溯到西汉末年的隗嚣、五凉时期的张既都曾在六盘山留下战伐的足迹。从六盘山回想到隗嚣、张既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曾经翻越六盘山建功立业，也期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为国立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介侯曾多次经历兰州，又于嘉庆十三年（1808）至嘉庆十四年冬主讲兰州兰山书院，常常登临五泉山，创作了许多歌咏五泉山的作品。如嘉庆五年（1800）春天，同张伯素前辈等人游歴时创作的《同张伯素（位）前辈游五泉山》，还有作于嘉庆十三年的《初秋偕朱小裴(庭楷)明府暨弟涵斋(庭模)进士、杨莲峰(本俊)、刘树古(自钦)二明府游五泉西涧》二首七律。嘉庆十四年清明次日下午，介侯登临五泉山清晖阁，赋《清明次日游五泉登清晖阁远眺夕归》五律一首。诗人登上清晖阁纵目远眺，春天的气息静静地潜藏在春的余寒中。柳枝已生出嫩黄的小芽，淡淡的绿色恍如轻烟。尽管季节已到清明，但在介侯眼中兰州依然残冬与初春的两种气候景象同时生发，“一方面是雪尚未消尽，一方面是春讯已到。虽然在春天，但实际的感觉仍如残冬，但无意中发现春讯已至”（赵逵夫《金城壮色赖雄笔——读张澍咏兰州的几首律诗》，《丝绸之路》1993年第2期）。在春景之中，“梵钟洪响遥相答”，寺院的钟声此起彼应。“我自忘归人影散”，自己完全被景色迷醉，忘记了寺钟已歇，游人散尽。此时又听到“西岩虎啸碧泉流”，西龙口的飞泉哗哗作响，如同虎啸一般，山寺显得尤为寂静。
嘉庆五年（1800），介侯在兰州短暂停留后，返回西安，途经平凉，远眺崆峒山，作《望崆峒》七言古诗。崆峒山被誉为道教第一山，黄帝曾来崆峒向广成子询问治国之道。发源于六盘山的泾河在崆峒山山麓喧嚣东流，仿佛“雷声隐隐出山脚”，介侯远望山间，“白云罨霭忽胸冈，似有仙真渡略彴”，峰峦雄峙，白云绕绕，亦真亦幻，宛如仙境。作者从眼前的美景联想到远古的轶事，期望能够登临崆峒，凭吊古代圣贤，聆听广成子治国安邦的教诲，可是一切都如同幻觉一样无法实现。
作者沿泾河东行，到泾州路过县城郊外的振履堆而赋《振履堆》。这是一首写景咏怀诗。振履堆由两座山势相似的小山峰构成。据清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一三《舆地志·古迹》记载：传说夸父追日至此，抖出鞋中两粒沙子，遂成两座山峰，后人称为振履堆。介侯把美丽的传说和自然山势相结合，化作曼妙的诗句，诉说自己经过泾州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愁叹泥没股”的心绪，从自身遥想到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的夸父，更坚定了他不畏险阻奋力拼搏的信念。
介侯在道光十四年(1834)夏天，离开兰州回武威老家扫墓，作《金城关》一诗。金城关在兰州黄河北面的白塔山以西二里的地方，汉时设金城关，周武帝置金城津，隋文帝改津为关，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筑关，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以砖建筑，戍楼高耸，城墙坚固，气势雄伟。甘肃学者张维《兰州古今注》说：“金城关，南阻大河，北连崇岭，自汉时设关，隋时复置关官，两千年来号为险峻。”上世纪三十年代因开修公路拆毁。介侯用简炼的语言高度概括金城关的险要和重要，“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金城关下水石相激，雪涛滚滚，疾若奔马，有白马浪之称。“白马涛声喧日夜”，作者以“白马”比喻翻滚奔腾的波涛。站在金城关向南远望，“轮蹄不断氛烟靖”，曾经的战乱已经烟消云散，今日关前车马络绎。即将告别兰州，介侯又想到五泉山甘美的泉水。漱云湾泉水凌空洒开，倾泻而下，玉珠飞溅，云水激荡。“诗人对金山一带草木枯萎的深深惋惜之情和对五泉山林壑优美的神往结合起来，表现了他改变家乡面貌的美好愿望”（赵逵夫《金城壮色赖雄笔——读张澍咏兰州的几首律诗》，《丝绸之路》1993年第2期）。
介侯才情蓬勃，学识渊雅，“囊括千古，其气一世无所屈，凌纸勃发，多为俗目骇怪”（钱仪吉《养素堂诗集序》），又常常以学问入诗、注重诗歌教化作用，作品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基本情调以写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流，但也具有高度夸张、驰骋想象的浪漫主义艺术趣味。既有唐人的风韵，亦有宋人的理趣。今天我们的研究也仅属九牛一毛，难以涵盖介侯整个诗歌成就的全貌，也盛不下介侯那拳拳恳挚的人文心灵。我们热忱期待像柴多茂先生一样的同仁探骊得珠，将介侯的文学思想、学术思想、人文精神发扬光大。
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之神才眷顾了我们。有心到凉州，难越乌鞘岭，三十年前第一次到河西走廊时，武威城头的明月今天依旧萦绕在心头，皎洁温润，无需去追逐躲藏。中秋节即将来临，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多茂兄《张澍咏陇诗选注》出版发行。祝多茂先生一切安好。（漆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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