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嘉弘先生，又名唐家弘、唐嘉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27年出生于四川蓬安县。早年时，他就读于家中私塾，1940年至1942年就读于南充成达初中，1943年至1945年就读于成都成公高中，1945年进入四川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继续深造。1949年，大学本科毕业的他，又分别由徐中舒、胡鉴民先生推荐，在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作助理员、研究生，从事西南民族的研究。1953年至1986年，先生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工作，先后任讲师、副教授。1986年以后，他北上任河南大学教授并兼任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理事。2000年，先生病逝于成都。
多年来，唐先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耳濡目染，涵泳熏习，开拓眼界，潜心求索，奠定了科学治学方法的基础，进一步培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及朴实待人接物的人生观。”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唐先生在先秦史、民族史、学术史等领域积极探索，默默耕耘，取得了累累硕果。
众所周知，民族史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中国境内和周边的各民族，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了解古代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的民族活动，对于整个中国史研究很有意义。唐先生多年来从事民族史方面的研究，在民族史这一学科领域，颇有建树。他不仅精于西南地区民族的研究，而且对于西北地区民族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研究对象涉及匈奴、鲜卑、吐谷浑、氐、羌和吐蕃等古代民族。就笔者所知，唐先生在西北民族史领域的文章一共有10篇，其中有7篇收录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一书中，另外3篇散见于其他各处。现有的对唐先生学术贡献进行评述的文章，大多从总体上彰显其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而对于其在西北民族史的贡献并无专一论述。笔者拟在前人基础上，对唐先生的西北民族史研究成果做一粗陋评述，有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对西夏拓跋氏族属问题的研究
关于西夏拓跋氏族属问题，史籍记载纷繁不一，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建立西夏王朝的拓跋氏是羌族还是鲜卑族。为何会出现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呢？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正如欧阳修所说，“自唐末天下大乱，史官实录多缺，诸镇因时倔起，自非有大善恶暴著于世者，不能记其始终。”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政务紊乱，导致史官的记载比较少；第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从西汉起，黄河河套上溯至青海一带，始终是各少数民族部落接壤交汇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族内、族外战争频繁发生，各民族之间交汇融合，流动性很强，这就导致问题更加纷繁复杂。
唐嘉弘先生认为西夏拓跋氏当属于鲜卑族，并且很早就提出了这个观点。针对此问题，他有两篇文章：《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这两篇文章，分析了前人不同的观点，详细考证了西夏拓跋氏的族属，得出党项拓跋氏、吐谷浑拓跋氏、西夏拓跋氏均由鲜卑拓跋氏增值裂变。
首先，西夏拓跋氏属于鲜卑族系。正式建立西夏的元昊，当是拓跋赤辞的后裔。从历史源流、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来看，拓跋赤辞所在的拓跋氏属于鲜卑族系，而不是羌系。而西夏居民的绝大部分，是羌人（习称党项羌）。所以，西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不同的族系。
其次，史籍上之所以笼统记载有三个拓跋氏（后魏、吐谷浑和党项），原因有三：第一，曾经居住在黄河上游和青海沿岸大片土地的居民，长时间的支派族系非常复杂；第二，各民族部群之间叛服无常的对立状态；第三，大民族主义影响下，中央王朝对此事不予重视，未加考辨，从而造成史籍记载的误解。经唐先生考辨，他最终发现：“吐谷浑里的拓跋氏，由后魏拓跋氏一系而来，党项羌中的拓跋氏，即吐谷浑的拓跋氏，所以，只有一个鲜卑拓跋氏”。
二、对匈奴、白马氐和吐谷浑相关问题的研究
198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戴应新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记“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纪念陈直教授逝世三周年》，在文章中，作者引用陈直先生寄给他的书信：“此印虽为九字，却包括五种问题。汉为归顺之意，匈奴为国名，为鞮为爵名，台耆为人名，且渠为官名。”据此，作者又进一步分析，得出“为鞮已为侯爵，且渠官（中下级官员）”的结论。
此文发出，唐先生认为似与历史事实不合，于是作《“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考释》一文，和戴应新商榷。
第一，“为鞮并非爵名”。据唐先生考证，“为鞮”是匈奴语，汉文翻译时或为“薁鞮”，或为“恶适”，或为“若鞮”，两《汉书》、《汉印分韵》均有相似记载。“若鞮”在两《汉书》中是“孝”的意思。《汉书·南匈奴传》：“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号，慕之，故皆为‘若鞮’。”汉代孝文帝、孝景帝和孝武帝均以孝为谥号，匈奴在与汉朝交往过程中，上层统治者受到影响，在他们世袭的名号前面同样加上“孝”（“为鞮”），以示归顺。
第二，“台耆并非人名”。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屠耆”或译“台耆”，实际上是一词异译。唐先生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知识，认为很有可能“台耆”、“屠耆”本为古汉语中“太子”的译语，由古汉语译为阿尔泰语，又重译为汉字汉语。
第三，“且渠并非官名”。“且渠”的由来，颇为古老，其本意是氏族部落的首领或酋长。
白马人的族属问题也是学界争论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白马人被认为是藏族。197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会会长的费孝通先生指出白马人“在历史上并非属于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白马人的关注。
《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徐中舒合写）是徐、唐两位先生对白马人族属问题的研究成果。文章认为白马人和古代氐族一脉相承，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共同心理特征，相反，和藏人相比，有较大区别。居住地域方面，古代白马人的居住位置，在今川甘边区，而现代的白马人，也活动在此区域；语言方面，一方面白马人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没有阳声韵，即没有m、mg收声，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早期汉语借词，说明氐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交往；居住方式方面，“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三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和邻近其他各族，如藏、羌族的帐幕、邛笼不同；生产方面，白马人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与藏族的游牧生产不同。
此外，唐先生还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吐谷浑的。他在《论吐谷浑的源流及其社会形态》一文中对吐谷浑历史源流中的世系活动地区和社会形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
吐谷浑从古代鲜卑人的氏族部落中裂变而来，长期以今青海省为中心，向周围扩展，在极盛时是一个具有“不稳定性的军事部落性质的初期封建政权”。从三世纪到九世纪初，吐谷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世袭传承系统。在这之后，直到公元十一世纪，还可以看到其活动踪迹，其先后和吐蕃、契丹和宋朝有交往。
三、对吐蕃的研究
唐代吐蕃的族源问题，有土著说、羌族说、印度说和鲜卑说等不同观点。唐先生认为吐蕃属于鲜卑族系。他有《唐代吐蕃赞普的族属新探》、《吐蕃族源及相关问题》、《一个宋代墓志铭的研究——关于角厮罗的历史》、《论唐元时期的吐蕃政制》四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论述。这四篇文章论证了吐蕃出自鲜卑，从文化、经济生活、社会习俗比较羌人和吐蕃人有较大差异，指出吐蕃羌人说与历史实际存在有很大差距。文章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吐蕃西羌说是由于对史籍误读造成的。《新唐书》载：“吐蕃，本西羌属”，后人根据这句话，误认为吐蕃的族源是羌族。事实上，南北朝以来，许多史籍所记载的西羌，其概念是一泛称。
第二，吐蕃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均和羌族有较大区别，而和鲜卑人颇为相似。羌人“被发”，吐蕃人“辫发”；羌人“火葬”，吐蕃人“土葬”；羌人“重羊”，吐蕃人“重马”。史载：“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毡为槃，凝麨为碗，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从中可知，吐蕃的生活习俗与鲜卑匈奴等游牧生活比较相似。
第三，唐元二朝在藏族形成和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朝时，唐中央政府和吐蕃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吐蕃吸收了许多汉族文化。元朝时，西藏接受宣政院管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
此外，唐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即《论西夏拓跋氏、甲绒、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从总体上论述了羌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蕃人的源流问题。
首先，关于羌人的问题。在我国民族史上，羌人的源流一直含混不清，到汉朝时已经不能清晰辨明了。根据有关史籍，唐先生初步勾画了汉代以前羌人的基本情况：蓄养羊群；人死后实行火葬；披发覆面；除了畜牧外，还种植一些农产品。
其次，鲜卑和党项。鲜卑是在我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共同体，最初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已和中原地区有交往。东汉时，鲜卑据有匈奴故地，迅速崛起，融合了许多匈奴部落和汉人。南北朝时，鲜卑吐谷浑崛起，在其统治下，还有许多氐人和羌。党项和羌人有较大差异，是两个不同的共同体。西夏王族出自鲜卑，而非羌族。
再次，甲绒的源流问题。唐先生认为汉代的冉駹、隋唐的嘉良、直到近代的甲绒是同一族属，他们的分布地区和文化特点以及历史遗迹具有一致性。
最后，吐蕃族源问题。前面已有表述，兹不赘述。
羌、甲绒、党项和吐蕃等四个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有一定融合，但仍为四个不同的共同体。把甲绒、吐蕃和党项三个共同体归于羌族共同体中，是没有有力依据的。党项和吐蕃统治下面有不少羌人，同时，很大程度上受到鲜卑人的影响，三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
唐先生治西北民族史，功力深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其中大多数观点，即便是今天重新审视，也依然不显得过时。其一生治学严谨，博通与专精相结合，他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为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进行西北民族史研究的时候，有其自己独特的治学特点，兹总结如下：
博通与专精并行。著名历史学家张邦炜教授曾指出：“老一辈治史，往往强调贯通，反对支离破碎，主张高瞻远瞩。他们认为，通史姓‘通’，通史贵在一个‘通’字，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任何断代史都只是历史工作者的研究重点或突破口。”唐先生也强调历史研究的博通，他研究西北民族史，其学术跨度很广，视野很大，从先秦到明清，从国内到周边少数民族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同时，他也特别注意专精，其研究方向基本集中于西北民族的关键问题上，他所探讨的问题，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特色。唐先生作为老一辈史学家，其也经历了从中国近代新史学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建国后，他治史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色。他在探讨民族问题时，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反复强调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习俗、共同心理素质等。
古史三重证法。继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先生提出了“古史三重证”法，将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结合起来。作为徐中舒先生的弟子，唐先生积极践行老师的理论，这在他的《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一书中有深刻体现，他强调：“研究民族史和先秦史，应当充分利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假如能将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学三者的材料予以紧密结合，肯定能更为全面地接近历史的实际，将会有助于许多历史问题的解决。”
学者著书立说，贵成一家之言。唐先生潜心治史，尤重民族史、先秦史和学术史，可谓成果颇丰。在先生关于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内容中，不乏学术创见。（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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