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政权开通的吐谷浑道，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适时扮演沟通各方的纽带、桥梁角色，并顺应时代需要，加强中西交流，使丝绸之路青海道进入鼎盛期，取代河西走廊道成为东西陆路交通主干道东段的主道。“吐谷浑时期是青海道的鼎盛期之一，加之民族史学界比较关注吐谷浑问题研究，因此，学界对这一时期青海道的相关情况有着较为充分的认知。”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夏鼐、黄文弼、初师宾、松田寿男、周伟洲、张得祖、吴焯、陈良伟、霍巍等学者对吐谷浑时期青海道的命名、交通网络以及历史功能等进行了深入探索，为研究吐谷浑道奠定了较好的学术基础，但对于吐谷浑政权经营开发吐谷浑道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统一的认识，笔者拟通过梳理吐谷浑道的兴起，具体走向及线路，进一步阐释吐谷浑政权对于吐谷浑道的开发和利用，廓清其历史地位。

一、吐谷浑道的兴起

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南面，有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经青海古羌人居住区通达今新疆至域外的路线，被历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道起于汉，兴于南北朝，盛于唐宋，衰于元，前身是“羌中道”，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汉代，《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出现了“羌中道”的叫法，该道经河湟地区、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西域。青海道主要分三路，北路出西宁向西北行，渡大通河，越祁连山，进入甘肃；中路出西宁经青海湖北岸，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经当金口至敦煌；南路自西宁过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中路和南路均横穿青海省全境，出省境后经河西走廊与新疆的丝绸之路合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313年，辽东鲜卑慕容部的吐谷浑率众迁徙，最终在西北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横跨千里、疆域广阔的吐谷浑政权，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川北地区。全盛时，其疆域南北千里，东西三千里。在吐谷浑政权350多年的统治中，特别是中后期确立了在青海地区的有效统治之后，吐谷浑的统治者以青海湖为中心，苦心经营、持续巩固了他们居中四联，辐射周边的地理交通优势，进一步造就了“青海道”(即吐谷浑道)的繁荣。虽然青海道在整个丝绸之路的贸易量上并不突出，但占据的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青海道既是可运送货物之路，又是可发兵控制经济命脉之路。沿青海道，可从扁都口进击张掖，从当金山攻击敦煌，从芒崖进击西域丝路南线。吐谷浑人充分认识和发挥了他们所拥有的地理交通优势，依托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在关键节点处设立关卡，筑城而不居，城中课取赋税，进行物资集散和贸易交换，青海道因此成为繁荣的贸易之路。而吐谷浑也成为结交四邻、南通蜀汉、东通关陇、西通西域的重要中介者。吐谷浑道既是其统治区域内的交通网络，也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丝路古道，即吐谷浑统治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

吐谷浑政权盛时疆域宽广，从大范围讲，它北与丝绸之路主要通道河西走廊相连，西与西域诸国接壤。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横贯或局部穿过吐谷浑王国，且大多情况下由吐谷浑王国经营、掌控，所以近现代学术界将它称为“吐谷浑道”。其实史书中原本将此道称为“河南道”，例如《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记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这里的“芮芮”又作蠕蠕，指游牧王国柔然，原居今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及土拉河流域，后移至阴山一带。“益州”指今四川成都。“河南道”即指丝绸之路东段经今青海省境由黄河之南再向东，经益州最终通往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一条通道。柔然使者所行路线可能是从居延路或蒙古草原南下，经今甘肃酒泉、张掖，过浇河郡(治今青海贵德县河西镇黑古城)后，沿西倾山(青海省东南部巴颜喀拉山的支脉)北麓至龙涸(今四川松潘)后，顺岷江人今四川一带后至建康的。这条横贯吐谷浑王国的通道之所以被称为“河南道”，一是因为吐谷浑政权强盛时其王曾被大夏国及北朝、南朝诸国封为“河南王”，二是此道的一部分的确在黄河以南。尽管吐谷浑政权王得到的封号除“河南王”外，还有“白兰王”“陇西王”“西平王”等，而受封河南王的小国还有西秦等，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将此横贯吐谷浑王国且主要由吐谷浑政权经营、掌控的通道称为“吐谷浑道”为好。吐谷浑道是对羌中道的继承，二者是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民族兴亡变迁而发生变化以后的不同叫法，当然后者的具体内容又有新的拓展和变化。

为了表述方便，本文的吐谷浑道，以吐谷浑政权兴盛时期的都城(在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另有535年在青海湖西15里，今共和县境内铁卜加所筑的伏俟城)为中心点加以记述，认为它总体上由向东南、向西、向东北3个区段构成。向东南区段起自吐谷浑城，由中、北、南三条支线构成，均经龙涸，止于益州(益州再向东、向北一般由陆路转水路赴建康)；向西区段起自吐谷浑城，由南支线、西南支线、西北支线构成；向东北区段起自吐谷浑城，由东北支线、东支线构成。

二、吐谷浑道的走向与具体线路

吐谷浑政权治下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向北、向东、向东北各方向，都有畅通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青海道处于鼎盛时期。

(一)向东南区段的主线

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东行，经今乌兰县茶卡镇，过切吉旷原，到吐谷浑曼头城；或从伏俟城出发，经共和县恰卜恰镇到曼头城。然后从羊曲(原作尕毛羊曲或尕马羊曲)东渡黄河(从444年魏晋王伏罗间道袭击吐谷浑至大母桥的路线推断，大母桥当在羊曲一带，它是吐谷浑在黄河上造的第二座桥)，到达吐谷浑早期的总部(都城)沙州莫贺川，即今贵南县茫拉川(今贵南穆格塘一带)。由莫贺川东行，经今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和今甘肃玛曲县及四川若尔盖、松潘前往益州。此线沿途多为草原，地势相对宽阔平坦，且全程在吐谷浑政权的控制之下，行走相对方便，因而使用频率最高，是吐谷浑道的主线。

(二)向东南区段的北支线

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或伏俟城出发东行，途经今共和县切吉草原或共和县恰卜恰镇，然后从龙羊峡过黄河，抵浇河、周屯(今贵德县东沟乡)，东行经今同仁县兰采乡、保安镇、瓜什则乡，经甘肃夏河县甘家滩，至今甘南州府合作，再经甘肃洪和、四川松潘前往益州。此线沿途既有宽阔平衍的草原，也有山峦关隘，尤其是今贵德至甘肃夏河段山地较多。这一段后来是明代的驿传线路。吐谷浑政权控制浇河郡时期，此段使用频率较高，后来失去对浇河郡的控制，尤其北周以后使用频率逐渐降低。

(三)向东南区段的南支线

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出发，东南行，越扎梭拉山口，经今兴海县大河坝河流域，在今同德县巴沟乡班多村(兴海县曲什安河入黄河口稍北)一带过黄河，循阿尼玛卿山北麓东南行，过今四川若尔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王城盖、松潘，前往益州。此线沿途草原高山相间，但全程在吐谷浑政权的控制之下，行走也较方便。上述三条支线互相平行，但又不是互不相连的，恰好相反，根据需要串行的情况较为多见。三条支线附近吐谷浑政权时期的古城较多。

(四)向西区段主线的基本走向

吐谷浑道向西区段起自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或伏俟城，向西跨越柴达木盆地，经都兰县巴隆、格尔木市后，基本上沿祁漫塔格山北麓西北行，过乌图美仁、甘森、尕斯、茫崖镇，西入新疆鄯善、于阗。与今天经格尔木去茫崖的公路走向基本一致。这条路线就是北魏征吐谷浑时慕利延退却的路线。据史料记载，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在魏军攻击下，吐谷浑主慕利延从曼头城“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遂西入于阗”。所行即由青海湖南切吉草原往西经今都兰、格尔木，西人今新疆南部鄯善、且末，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的。那时，许多求经讲法的僧人也大多从此道出入西域。此线沿途多为荒漠戈壁，间有小块草原，地势宽阔平坦，且全程在吐谷浑政权的控制之下，行走相对方便，因而使用频率较高，是吐谷浑道向西区段的主线。但有时用水不太方便，间或需要提前预备饮用水。

丝绸之路吐谷浑道线路

图片来源于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

(五)向西区段支线的走向

南支线。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或伏俟城出发南行，经黄河源头鄂陵湖、扎陵湖一带，与中原经青海前往西藏自治区，并经西藏自治区前往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国际通道唐蕃古道衔接。此线沿途草原少，高山峻岭多，海拔高，比较难行。

西南支线。由伏俟城经今都兰县香日德镇，过格尔木，再向西南行，经布伦台，然后溯今楚拉克阿拉干河谷入新疆。此线沿途草原少，荒漠戈壁和高山峻岭多，比较难行，行人很少。

西北支线。如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西行，约在诺木洪一带转向北行，经今大柴旦、马海到甘肃阳关(也可去敦煌)，与河西走廊道衔接；如从伏俟城西行，则经今德令哈、大柴旦、马海去甘肃阳关或敦煌。此线沿途多为荒漠戈壁，间有小块草原、部分山地，总体上地势宽阔平坦，全程也在吐谷浑政权的控制之下，行走相对方便，使用频率较高。

(六)向东北区段支线的走向

东北支线。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或伏俟城东北行，经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交界之扁都沟)过祁连山，到今甘肃张掖，与河西走廊道相接，或去西域，或东行经凉州去北朝都城等，此线沿途多为高山峡谷，间有小块草原。

东支线。从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吐谷浑城或伏俟城经青海湖南岸或北岸去西宁，再由西宁东行，去北朝都城等。此线沿途虽然多为高山峡谷，但城镇较多，人烟稠密，有时有驿传可资利用。以上只是大致而言，实际上可走的线路非常多，线路之间相互连通、互相交错的现象很普遍。

三、吐谷浑对“吐谷浑道”的开发利用

吐谷浑道的要冲处，密布吐谷浑政权先后设置的“大戍”或所建的小城、都城，还有吐谷浑道沿线特别是海西州都兰县出土的大量中西丝绸、中西古钱币等，都是吐谷浑政权对吐谷浑道开发利用的有力见证。

(一)对外交往的政治通道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河西地区战事纷起，丝绸之道时通时阻，尤其是南北朝相对峙时，南朝诸政权想要通西域，和柔然等政权来往，就得在北魏的势力范围之外寻找通途。立国于甘青交界地区的吐谷浑政权，在割据政权林立的形势下，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除了潜修内政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外，还十分注意顺应时势，同周边各强国建立关系。据周伟洲统计，吐谷浑出使南朝的次数为30次，据陈良伟统计，河南国遣使南朝共计37次，据郭凤霞、李健胜统计，吐谷浑与南朝通使多达45次，频繁的贡赐交往活动，为自身发展营造安定的外部环境，这种做法在隋唐时期得到延续。早在吐谷浑第四代王辟奚在位时(351—376)，吐谷浑就与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前秦政权建立了藩属关系，并开始了频繁的贡赐往来。仅公元371年，辟奚一次就向前秦进贡马5000匹、金银500斤。前秦除了对辟奚进行册封外，还赏赐了大量的物品。由于贡赐活动不仅可以使吐谷浑在政治上得到好处，获得安全，而且还可以用本国的畜产品从内地换回丝绸、铜铁制品、日用器皿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弥补畜牧业经济的不足，一举两得，因此，辟奚以后的历代吐谷浑王都非常重视与内地的政权建立藩属关系，经常派出朝贡使团，携带大量的畜产品前往南朝、北朝各政权进贡，换回数量可观的赏赐品。

南朝、北朝各政权的统治者，为了交好和笼络吐谷浑，也时常派使团到吐谷浑进行晋封官爵、赏赐物品等政治活动。吐谷浑王阿豺在位时(417—426)，不仅内臣服于强邻西秦，而且向南方的刘宋政权遣使通好。吐谷浑王慕聩在位时(426—436)，吐谷浑政权既与南朝的刘宋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贡赐关系，还与统一了北方地区的北魏政权建立贡赐关系。慕聩以后的几代吐谷浑政权王，基本上维持着同时与南、北方政权保持贡赐关系的局面。南方的刘宋政权灭亡后，吐谷浑政权又先后与南齐、南梁建立了贡赐关系。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取代东魏、西魏后，吐谷浑政权仍然和这些政权保持着贡赐关系。

吐谷浑与北朝来往更频繁，仅北魏时从公元431年至公元520年，据《魏书》帝纪所载即达64次，居边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朝贡次数之首。吐谷浑还曾向西魏和北周遣使9次，向东魏和北齐遣使约10次。在与南北朝各政权的贡赐交往中，吐谷浑的贡物以马匹、牦牛、毛缨、皮张等畜产品为主，还有从西域交换来的胡王金钏、乌丸帽、珊瑚、玳瑁、珍珠等异域珍奇。

此外，吐谷浑还时不时地进献能随音乐翩翩起舞的舞马(即会走对步的马)，供宫廷娱乐。南北朝各政权的回赐物主要是丝绸、杂彩、日用器皿、茶叶及金、银、钱币等。作为“塞表小国”的吐谷浑政权，在向南朝、北朝各政权进贡方物时，常常会得到非常周到的接待和十分丰厚的回赐。而且，南朝、北朝各政权还允许吐谷浑政权朝贡使团携带一部分土特产，在内地进行贸易。因此，吐谷浑朝贡使团每次进贡时除了携带一定数量的贡品外，还携带着大量的土特产，在内地进行交换，贡赐贸易的规模是非常可观的。隋朝建立初期，吐谷浑经常骚扰隋的边境，隋文帝多次派兵进行反击，双方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因而一直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贡赐贸易关系。隋朝统一江南后，国势日盛，而吐谷浑政权也无力进犯隋朝边境，于是双方开始进入和平交往的时期。开皇十年(590)、开皇十一年(591)、开皇十五年(595)，吐谷浑先后多次派使者向隋朝进贡，隋朝也于开皇十一年(591)、开皇十二年(592)派使者出使吐谷浑政权。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将宗室女光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王世伏，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世伏死后，他的弟弟伏允按吐谷浑“兄死妻嫂”的风俗，娶光化公主为妻。从此以后，吐谷浑每年向隋朝进贡，双方保持着密切的贡赐贸易关系。隋炀帝继位后，一改与吐谷浑政权友好共处的政策，发动了对吐谷浑政权的战争，双方的贡赐关系随之停止。唐朝建立后，吐谷浑政权一方面派遣使者向唐朝进贡，从武德二年(619)到贞观八年(634)，先后遣使朝贡14次；另一方面又乘唐朝巩固政权之机，频繁侵扰唐朝的西部边境。从贞观八年开始，唐朝对吐谷浑的侵扰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结束后，双方又恢复了贡赐关系。从贞观十六年(642)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吐谷浑政权每年都派使者向唐朝进贡牛、马及其他方物，唐朝也给予吐谷浑非常丰厚的回赐，双方的贡赐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唐高宗继位后，双方的关系更趋亲密，贡赐贸易得到了更大发展。直到吐蕃灭吐谷浑政权后，双方的贡赐贸易关系才随之结束。频繁的贡赐往来和互通有无的贸易形式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吐谷浑政权频繁通使南朝、北朝、柔然和隋、唐的做法，使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舞台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建树。它不但促进了吐谷浑统治区域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加快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成为中西交流主通道的步伐。史实证明，无论是前凉与东晋互遣使节，前凉出使成汉，西凉出使东晋，西凉与南凉互遣使团，北凉出使东晋和刘宋，吐谷浑与北凉、柔然、突厥及北齐的往来，柔然遣使到南朝的活动，还是西域诸国、域外诸国派遣使者到南朝，大多经过青海道。

(二)繁荣的商贸要道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吐谷浑政权和西域各国的众多商队在吐谷浑道上的往返是十分频繁的，某些时段可以说是前后相继，不绝于途，使吐谷浑道的使用频率得到提高。

吐谷浑政权重视商业的发展，积极参与东西方贸易。吐谷浑政权对各种商业经营活动不设常税，只有到需要时，才从商人和富裕的大户手中征收一定的赋税。正如《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所记，吐谷浑“国用不足，辄敛富室商人”。在吐谷浑政权，商人受到重视和尊敬，在政治上有比较高的地位，各种商业活动也受到国家的积极支持和有力保护。来吐谷浑政权从事商贸交易的西域和内地商人，也受到优厚的待遇。官方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各种方便，而且还经常派出向导和翻译，为他们指引道路，提供翻译，沟通信息；甚而为大型商队派军队，提供安全保护。为了方便南来北往的使团商队，公元5世纪上半叶，吐谷浑人在清水川(今青海兴海曲什安河入黄河口附近)黄河上建河厉桥，该桥长150步，宽3丈。此外还有大母桥(约在今兴海县羊曲)等，大大方便了过往的行人，促进了吐谷浑境内商贸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吐谷浑人常常由数十人或上百人结成伙，随吐谷浑政权向南朝、北朝派出的官方贡使团结伴同行，沿途进行交易。《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载：“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虽复苞篚(指贡物)岁臻，事惟贾道。”《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河南传》云：“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随贡使从事商贸的队伍来往频繁，有时一年两三次，贸易之繁盛可想而知。吐谷浑人的商业活动以中西国际贸易为主。

公元6世纪前后，西域各国对南朝丝绸的需求量增大，因南朝地区是高级丝绸的主要产地，贸易条件又优于北朝，西域地区的许多商人，包括远在中亚、西亚的滑国、波斯、安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也不辞艰辛，千里迢迢来到东西方商贸集散中心吐谷浑，要么定居于吐谷浑政权，在当地开展贸易活动；要么在吐谷浑人的帮助下，凭借吐谷浑的介绍和引导，赴建康(今南京)通商。在此前后，也常赴柔然、北朝，从事商业贸易。因而吐谷浑道上诸多商人络绎不绝。吐谷浑从西域交换来的物资有西域药材、金银玉器皿、织锦等，还有胡王金钏、乌丸帽、珊瑚、玳瑁、珍珠等异域珍奇。从中原输往西域的商品有丝绸、茶叶、瓷器、牲畜、毛皮等。《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记：“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所传青海骢是也。”可见吐谷浑还从波斯引进过良马。

丝绸之路是繁荣的商道，也是艰苦危险的商道。路程遥远，沿途免不了经受酷热、苦寒、风沙、冰雪、雨雹等的折磨。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他西行求经通过沙漠地带时，常有“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路无居民，涉行艰难……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的情景。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劣，漫长的旅途中更有杀人越货的匪徒出没，商人是最招引灾祸的目标，所以单帮行商危险太大，而组成商队，有武装戒备的话，安全性会增强一些。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结伴而行的商队应运而生。

商队的组成通常是，某贸易国的商团组合同行路线的商侣，推举首领，向政府缴纳税金，领取护照，便号称该贸易国的商队。商队首领经政府的认可和任命后，即成为政府的代表，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管理全队的一应事务，有批准奖惩、收留或开除队员甚至决定队员生命财产的生死予夺大权，是全队的安全和财富的寄托。商队有取得政府保护和支援的权利。商队的成员，一般根据商品价值，要付给首领一定的报酬，作为入队费。商队在通过有友好关系的国度时，须奉送礼品，交验护照，取得准予通行、贸易和相关供给的权利，有时也兼行使某些政治使命；商队通过没有关系的国度时，则须重新组织商队，纳税领照，成为过境国的商队。商队在旅途中，可不断吸收请求附行的商人，扩大队伍。因而商队的成员，经常由众多不同国籍的商贾构成，甚至有的中亚商队内包括欧洲商人。商队的出现，使各国的贸易往来有了很强的组织性和安全性，在促进各国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使充满艰辛的丝绸之路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少了几分孤独的凄苦。553年，西魏凉州刺史史宁在赤泉袭击吐谷浑商队，截获商胡240人、驼骡600峰(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可知，吐谷浑商队规模是很大的。

5世纪至7世纪初，吐谷浑不失时机地绾毂青海道，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交通设施、牲畜运力、安全保卫、居中通译等优越条件，引导、护送西域商使往来，在维护和提高东西方国际贸易中继站地位的同时，也使青海道在这一时期渐渐繁荣起来。这一时期，吐谷浑道上的吐谷浑都城、西平(今西宁)等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城镇，逐渐成了来往商人驻足休息、转运商品、开展交易的重要地点，吐谷浑道沿途的众多戍、小城同时发挥着储存商品的功用。波斯银币、罗马金币等西方货币以及中西丝绸等在吐谷浑道沿途各地大量出土即是明证。

在官方贡使贸易和商队往返贸易兴盛的同时，这一时期，吐谷浑民间以及其与邻国的互市也比较活跃。如与吐谷浑相邻的益州，和吐谷浑的商业往来非常频繁。益州的老百姓为了获得比较可观的利润，到吐谷浑境内做生意者不少。隋唐时期，赤岭(今日月山)等处曾是吐谷浑政权与隋、唐朝廷之间开展互市的地方。由于积极参与丝路贸易，吐谷浑人积累了数目可观的财富，特别是吐谷浑政权的富裕阶层、贵族，通过经商获取了许多金银财宝。吐谷浑的富有，一度引起周边国家统治者们的垂涎和觊觎，如北魏、西魏、北周和突厥的统治者多次发动对吐谷浑的战争，主要动机正是为了掠夺吐谷浑的财富。

(三)宗教交流的信仰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人口移动和民族迁徙空前频繁的时代，也是佛教得到较快传播的时代。随着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西行求法也渐成潮流。其中，东晋末年游历西土回国的佛教高僧法显是西行求经成功的典范，另外，途经河南国的昙无竭一行、释慧览一行，途经吐谷浑政权的宋云一行、阇那崛多一行等众多西行求法、求经僧侣，都有一定成就，均为吐谷浑道的利用提供了证明。吴焯先生称：“吐谷浑是一个很出色的传播媒介，它充当了加工转运和文化掮客的双重角色，……在中外交通史和中外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定地位。”

途经傉檀国的法显一行。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晋安帝隆安三年(南凉太初三年，399)，法显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结伴西行求经。据《法显传》记载：“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至傉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可知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翻越陇山，先到了乾归国，即国都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固区)的乞伏乾归为王的西秦国。在西秦“夏坐”(又称“夏安居”“雨安居”，是从印度传来的佛家规矩，就是夏季禁止僧侣外出，要待在寺内坐禅修学)一段时间后，来到傉檀国。此处傉檀国即南凉。公元399年八月，南凉王秃发乌孤去世，弟秃发利鹿孤继位，南凉王国由乐都迁都西宁。但当时南凉的实际掌权者为利鹿孤之弟秃发傉檀，所以法显将南凉记载为傉檀国。“养楼山”可能是对养女山和土楼山的合称，即今大通县境的达坂山。翻过达坂山，出大斗拔谷即可到达北凉首都张掖。法显一行实际上是由丝绸之路古羌中道的支线河湟道至西平，再转西平张掖道去河西走廊，也可以说是吐谷浑道向西、向西北支线的延伸。法显一行后来经鄯善国、于阗国，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学习梵文梵语，抄录搜求佛教经律，十余年后，法显由海路归国。

途经河南国的昙无竭一行。东晋末年，受法显影响，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如康法朗、慧睿、智猛等。南北朝时西行求法者更为盛行，有昙无竭、昙朗一行25人，法力等3人，宝暹一行8人，以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法献、惠生、云启等。其中较有成就者，以法勇(昙无竭)为代表。据《高僧传》卷三《释昙无竭传》记载，北燕僧人昙无竭俗姓李，幽州黄龙(约今北京朝阳区一带)人，他听说僧人法显等躬践佛国，从古印度取回真经，便立下誓言，决心亲赴西天取经。南朝宋永初元年(北燕太平十二年，西秦建弘元年，420)，昙无竭召集志同道合的和尚僧猛、昙朗等，共计25人同行，他们携带供养佛、菩萨的幡盖和法器、衣钵等物，从龙城出发，“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与《法显传》相比，《释昙无竭传》对赴西天取经途经道路的记载显得非常简略。上引“河南国”，指21年前法显曾进行“夏坐”的陇右鲜卑建立的乾归国——西秦，此时西秦的都城已由金城迁至枹罕(今甘肃临夏)，其王也已由乞伏乾归换成了他的儿子乞伏炽磐。乞伏乾归和乞伏炽磐都曾自称“河南王”，所以《释昙无竭传》称西秦为“河南国”。昙无竭一行先到西秦，之后基本沿着21年前法显一行走过的路线西行，即经过原来的傉檀国——南凉(此时南凉被西秦攻占已6年，其故都在今青海乐都)，又越过养楼山，出大斗拔谷到张掖，再继续西行，“仍出海西郡”。学界普遍认为此处“海西”为“西海”之误，指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北部居延海的“西海郡”。据《释昙无竭传》记载，出居延海后，昙无竭一行过今新疆吐鲁番东，从高昌郡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向西行，来到印度。后来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取回梵文《观世音授记经》一部。昙无竭一行历时20余年，经历千难万险，有20人在途中罹难，最终仅有5人功成正果，搭乘商船，漂海回到广州。

途经河南国的释慧览、法献一行。刘宋元嘉二十二年(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吐谷浑慕利延十年，445)，在北魏军队攻击下，吐谷浑主慕利延从曼头城“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遂西入于阗”，所行即由青海湖南切吉草原往西经今都兰、格尔木、花土沟、茫崖镇，西入今新疆南部鄯善、且末，到达于阗的。许多求经讲法的僧人也从此道出入西域。如据《高僧传》记载：“释慧览，姓成，酒泉人。……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厕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览还至于填，……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罽宾”是今克什米尔地区。“于填”即于阗(一作于寘，治西城，在今新疆和田)。“河南”指吐谷浑政权。“慕延”即吐谷浑王慕利延。“路由河南”即取道河南道，也就是取道吐谷浑道。释慧览一行哪一年走了此道呢？这从上面引文中提到吐谷浑王慕利延可推测出来。慕利延西入于阗是公元445年的事，释慧览一行到河南吐谷浑政权时，慕利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并遣使资财，资助释慧览在蜀国成都修建了左军寺。表明吐谷浑政权开始接受佛教。那时慕利延还健在。慕利延死于452年，那么，释慧览一行到达河南国即吐谷浑政权的时间应在445—452年。

途经吐谷浑政权的宋云一行。南朝梁天监十七年(北魏神龟元年，吐谷浑伏连筹二十九年，518)，北魏笃信佛教的胡太后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巩固自己的地位，选派已是洛阳崇立寺高僧的宋云和惠生等到天竺(印度)取经。宋云，敦煌人，从小受佛教影响，崇慕佛法，不辞辛劳游学于当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的北魏都城洛阳，后又皈依佛门，专心修行。宋云、惠生等高僧奉胡太后命从洛阳出发后，西行40天到达“国之西疆”“赤岭”；再越“赤岭”西行23天，到达吐谷浑政权；又沿柴达木盆地北缘继续西行，越阿尔金山到达鄯善国，过且末、于阗，经塔什库尔干，越葱岭进入嚈哒国(今阿富汗北)；又经其西南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天竺，遍游佛迹，取得真经。宋云、惠生等前后历时5年，过雪山、涉流沙，克服千难万险，足迹遍布西域诸国，于522年从天竺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北魏名著《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惠生行纪》是杨衒之综合《宋云行纪》《惠生行纪》和《道药传》三篇而写成的，此卷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宋云一行所走路线和沿途见闻及各国风土人情。据此卷记载，宋云一行由洛阳出发后，“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文中的“土谷浑国”即吐谷浑政权。

途经吐谷浑政权的阇那崛多一行。南朝陈永定三年(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浑夸吕二十五年，559)，印度乾陀罗人阇那崛多(智藏、智密)一行10人东来长安。据《续高僧传》记载，阇那崛多“将事巡历，便逾大雪山西足……又经渴啰盘陀及于阗等国，屡遭夏雨寒雪，暂时停住。……又达吐谷浑政权，便至鄯州。于时即西魏后元年也。”“周明帝武成年(559)初届长安。”“渴啰盘陀”又称竭盘陀国、朅盘陀国、喝啰盘陀国、大石国，约在今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来往经葱岭的要冲。可见阇那崛多所经的路线，是由今日新疆和田，经过青海柴达木盆地而达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共和县石乃亥乡伏俟城(均为吐谷浑政权都所在地)，之后走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东支线，经今西宁、鄯州(治所今乐都)，然后东行赴长安的。除上述诸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取道吐谷浑道的僧人还有单道开、昙弘、慧睿、法秀(昙摩迷多)等。上述这些高僧大德是往来于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上的代表，由于他们名望高，在史书上留下了记载。相信还有很多僧侣也曾在吐谷浑道上行走过，只是他们名望不太高，没有留下记载罢了。僧侣们不辞辛苦，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使丝绸之路吐谷浑道的路线更趋稳固。各色人等在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上络绎不绝往来行走，使吐谷浑道呈现出一片更加繁忙的景象。

(四)军事行动的战略要道

除了政权之间的贡赐往来及商旅往来、西行求经僧侣往来之外，利用吐谷浑道更多的是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中，数以万计的人、马、车辆行走在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上，使吐谷浑道逐渐发挥丝绸之路主干道的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只举主要的数例加以说明。

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凉、北凉或用兵，或拜谒西王母，曾率数万军队先后到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环湖地区，他们分别行走过吐谷浑道向东、向东北的支线，丰富了吐谷浑道的线路。

北魏多次讨伐吐谷浑，曾经迫使吐谷浑王慕利延带领数以万计的部落向西域迁徙，促成其对丝绸之路南道的成功管控，同时加大了对吐谷浑道的使用。西魏讨伐吐谷浑的多次战事，特别是陈太平元年(北齐天保七年，西魏恭帝三年，吐谷浑夸吕二十二年，556)，西魏联合突厥人不仅抢掠吐谷浑政权财富，而且掳掠吐谷浑人口，强行迁往西域，使吐谷浑遭受惨重损失，同时加大了对吐谷浑道尤其是其东北支线的使用。“从吐谷浑与西秦、北魏的军事较量看，当时的青海道各干线的承载能力是相当可观的，否则满足不了数万军队的行军和作战需要。”隋炀帝是古代皇帝中唯一到过青海的。隋炀帝西巡既是军事行动又是政治行为。隋大业五年(609)，炀帝率几十万人走丝绸之路，遇山路狭窄处便加宽，逢河流无桥处则架桥(如在浩亹水渡河时，桥坏，负责修桥的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9人被斩首)，使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路况大为改善。隋炀帝的西巡，将丝绸之路的管辖权、经营权从吐谷浑和突厥手中收归大隋朝廷，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密切了内地和西域的关系，从而促进了中国和西亚、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太宗贞观九年(吐谷浑伏允三十九年，635)，唐五路大军在环青海湖地区、柴达木盆地、黄河源头等地大战吐谷浑，使吐谷浑政权遭受灭顶之灾。双方作战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马、车辆行走在丝绸之路吐谷浑道，夯实了吐谷浑道作为东西大通道的基础。

此外，隋代、唐代在河湟地区从事屯田的人以驻军为主，驻军官兵是从全国各地征发的。由于驻军、从事屯田的人一时间大大增多，吐谷浑道的军事功能进一步发挥。至此，吐蕃的东向扩张达到了最高峰。

四、吐谷浑道的历史意义

在吐谷浑建立政权的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及河西地区时局动荡，中原战乱频发，河西走廊常因战乱而阻塞不通。相比之下，吐谷浑政权相对稳定，因此吐谷浑道成为东西方行人、商队、使臣、僧侣通行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的畅通无阻，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贸交流，使得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能够顺利流通，为乱世背景下的东西方交往提供了可能。日本学者松田寿南分析道，“作为西域贸易的中转者在东西交通中起到重要作用”。从利益的角度看，吐谷浑道为吐谷浑人带来了东西双向的丰厚利益，他们居间引接，建立起了以商贸为主线的服务业产业链，为来往的各路人马提供武装护卫、翻译中介、货物集散、住宿餐饮服务，一方面自己也进行官商结合的商贸活动，为统治阶层和少数权贵赚取高额利润。从文化交流角度看，吐谷浑道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东西方之间的人文交流，客观上延续和加强了沿线各个政权与势力之间的交流交融，并使得自己成为一个中西交往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从历史的最终走向来看，正是因为坐拥四通八达、联结各方的地理交通要道而引起了其他势力对吐谷浑的觊觎，那些有实力的政治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对吐谷浑的征伐与控制，这种征伐与控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对于丝绸之路的战略重要性和现实利益的独家垄断。而对于丝绸之路的反复争夺与频繁易主，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

吐蕃道和河南道南线的建立和畅通，使得远在青藏高原西南端的吐蕃，开始觊觎吐谷浑通过课税、导引、护卫繁忙的商贾往来所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一方面开始借吐谷浑提供的商道密切地与西域诸国进行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强烈地意识到吐谷浑已经成为与中原交往的最大障碍。最终吐蕃攻灭吐谷浑，使青海融入吐蕃，并借由丝路之路的通道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丰富了吐蕃文化。吐蕃文化、古羌文化延伸到川西高原，川滇地区的藏康彝走廊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属性濡染浓郁的古羌文化、古藏文化的特色，成为六江流域各民族的源头文化。由于吐谷浑的勃兴，使得氐羌等族的人口逐渐迁往六江流域，从此该区域各族在族源追溯、历史记忆、文化变迁、族群界限等方面都与青藏高原发生着十分密切而深刻的联系。

丝绸不仅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最大宗商品，且成为主要实物货币，最后将西方的金银货币引入这一地区。丝绸之路发育完全，使我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等地通过丝绸等贸易往来，结成了以贸易为主体经济的利益共同体，古代青海地区的民族战争与和平，都以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动因，青海与南疆成为沟通东西方最大的贸易、文化、政治中转站，当北方、中原地区政局动荡的历史时期，丝绸贸易将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沟通，且从未发生中断，直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才渐次沉寂。

吐谷浑诸路的畅通，使丝绸之路从此进入国际化交往的历史进程当中，吐谷浑政治的稳定是中西交往的保证。同时，吐谷浑立国之所以能长达300余年，亦有赖于其国策，即强化畜牧业根本外，强调贸易强国的交往政策，这一点与其他很多地区的游牧文化长于掠地敛财的国家积累方式有着鲜明的差别。吐谷浑诸路的畅通，宽容和迎纳其他宗教，为佛教的东传与西行提供了方便。从此，佛教成为青藏高原各族交融的文化纽带，从而加速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的进程。

（文章节选自《形象史学》2024年冬之卷，注释有删减，详见原文。）

 

作者简介：张国才，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兼任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武威分院院长，甘肃省领军人才、武威市领军人才。编著和主编《凉州文化概览》《凉州府志备考校注》《凉州民歌选》等学术专著十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