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中的武威风貌
发布时间：2021-03-17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峻，西北国防地位愈加凸显，“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到西北去”成了当时中国上下颇为响亮的口号。政府各级官员、社会各界知识分子，纷纷以官方或个人的名义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游历，并撰写了大量的旅行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近代西北的各项面貌，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便是其中的一部佳作。
一、高良佐与《西北随轺记》
高良佐（1907—1968），字梦弼，上海松江人。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处处长等职。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等，奉派赴陕西参加黄帝陵民族扫墓大典；其后，邵元冲作西北考察，高良佐一路随行，凡沿途所见所闻，皆笔之于书，在当时各大报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后汇集为《西北随轺记》一书，于1936年由建国月刊社在南京印行，1987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据此影印。200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雷恩海、姜朝晖点校本，是“西北行记丛萃”第二辑中的一种；该书以建国月刊本为底本作了校点，并在前言部分对本书的形成、内容和价值作了简要评述，足资参考。
《西北随轺记》凡十章，即《民族扫墓》《陇东之行》《兰垣花絮》《青海之行》《河西之行》《关外之行》《关外归来》《塞北之行》《河东之行》《南归纪程》，对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历史地理、关隘要塞、风景形胜、社会文化、风俗教育诸项，皆有较为翔实的记录，是我们了解近代西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二、“武威三日”
据载，高良佐一行于四月二十五日自西安启程，五月二十三日到武威，二十六日下午离开西去。《西北随轺记》中的第五章《河西之行》“武威三日”一节，即是根据其间的调查资料，并参诸史志而写成的，不仅全面记录了当时武威的社会情状，也体现了作者的撰著原则和思想情感。
高良佐十分留意地方历史沿革、关塞形势、名胜古迹，“以见古代西北之大势”。“武威三日”一节，开篇即记禹贡以来直至民国时期武威的政区变迁、地理四至以及山川要隘，以说明武威历史的悠久辉煌和地理的重要性；又引清人张玿美《天梯山》诗，以志武威山河的壮美和风光的秀丽，从中略可见作者的文史素养，以及他的著述风格。
作者“于先哲之伟绩，古代之艺术，尤为致意，考证研讨，不厌其详”。本书记载了武威遗存的《唐弘化公主墓志铭》《青海国王墓志铭》《慕容明墓志铭》《安乐王墓志铭》《毛史君墓志铭》《康使君墓志铭》《西夏天祐民安碑》《元高昌王碑》等碑铭，以及大云寺、清应寺、关帝庙、雷坛、鸠摩罗什寺等古迹，足见武威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作者也希望借此“唤起国人民族历史之精神，充实民族生存奋斗之力量”。
作者特别注重对当时武威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的记录。如记市政：“道路整齐，市面繁盛”，“道上行人皆衣履整洁，雅有南人好修饰之概。街道两旁有人行道，植杉，高可四五尺，青翠宜人，整齐美观，饶有近代市政之规模”，“如游五都之市”，令人精神振奋；记人口，不仅确切记载了当时的户口数，还对农民作了详细分析（如农民种类、土地分配、农产物、畜牧业等）；记商业，则涉及商帮（如山西帮、山西帮、本地帮、冀鲁豫帮等）、货物的输入输出等；记财政，则于税收、教育经费言之特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每年外货输入量、教育经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况等情形，列表统计，“藉便省览”，体现了其科学严谨的态度。
作者也注意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一般农民，大抵仅从事其本身之作业，别无副业，故遇丰则谷贱伤农，遇歉则所获甚微”；烟土是本地的主要输出货，“前八九年烟价甚昂，故民间经济较裕，尚有购买力，往来各货，亦能畅销，而街市颇见繁荣。近三年来，烟土滞销，农村破产，商货积滞不行，各家赔累不堪，因之金融枯竭，衰落之象日著。且商家除山西帮，每家资本一二万元不等外，余仅数千余元之资本而已。金融基础薄弱如彼，农村之衰落如此，虽市容整齐，实有外强内干之势”，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问题。
三、小结
总之，“武威三日”较真实地叙述了1930年代武威的社会风貌，并对武威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所揭露；而对武威地理地貌、文化遗存的描绘，见微知著、生动出彩，颇有山水游记的韵味。从行文来看，作者对国家浓烈的热爱之情，对贫苦人民朴素的怜悯之情，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记录，来激励国人，可谓用心良苦。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个人条件的制约，作者侧重于材料的记录，而对于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解决对策则显得不足。（杨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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