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重要生活趣味，既反映了他们广博的学识体系，又彰显了个人独特的文化魅力。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郭沫若、老舍、徐悲鸿等人都收藏了众多专属自己的物品。随着他们的居住地成为文化名人故居后，这些私人物品便转变为名人故居纪念馆的馆藏藏品。这些藏品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品本身，它们对于了解和深化对现代文化名人多样性的人生和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里就以郭沫若纪念馆中所藏的郭沫若藏品为例，来阐释文化名人故居馆藏藏品的重要文化价值。郭沫若纪念馆的馆藏品，对于郭沫若的研究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郭沫若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收藏家，他的收藏物品既不如鲁迅对版画和刻本收藏那么专而精，也不如徐悲鸿对绘画作品收藏那么多而广，但就他的收藏物品的动机和种类来讲，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个性。

名人故居纪念馆的藏品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还原一个真实的、具有丰富情趣追求的晚年郭沫若，同样必不可少。

一、文化名人纪念馆与收藏

在文化名人故居内，除了名人生活过的不可移动的古建等文物外，名人收藏的各种物品也是各类故居重要的文物类别。故居是收藏品的集纳场所，没有了故居所提供的固定场所，收藏品定然是难以存在的。

郭沫若的收藏活动，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定居于北京的岁月中，也就是他的晚年期间。收藏是一种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文化活动。要想从事收藏，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收藏者余暇的时间和收纳藏品的空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谈到郭沫若的收藏，不得不先说他的居住情况。

郭沫若真正有安定的居所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搬入北京西四大院5号算起。自1914年远渡日本留学后，郭沫若就一直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留学日本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为了投身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洪流之中，他不断往返于上海与日本之间。到上海之初，郭沫若只能寄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因为在国内受到蒋介石的政治通缉，只能流亡日本。在日本流亡的十年，他受到各方势力的监视，只能不断更换居住场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返回国内，参加抗日民族战争。严峻的战争局势迫使郭沫若由上海转移到武汉，后又撤退到重庆，再到香港，后由香港北上到达沈阳，最后到达北京，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中国现代社会瞬息万变，郭沫若只能全力以赴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激流之中，去寻求国家解放的路径。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他根本就没有闲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收藏物品。为了取得抗战胜利而一路辗转腾挪，所以郭沫若根本没有存放藏品的场所。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的展厅中，陈列着郭沫若在重庆沙坪坝居住时使用过的书柜，竟然是由四个弹药箱罗列而成的。这种随时可以机动转移的物品存放方式，使郭沫若无法进行藏品的收藏与保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入住西四大院胡同5号后，才有了正式可以安稳居住的家。郭沫若就可以从兵荒马乱的戎马生涯中解脱出来，投身相对舒缓的文化重构和世界和平的工作之中。没有了战争的急迫感，郭沫若便有了进行收藏的心境和情绪，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郭沫若的藏品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藏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藏品收藏的方式和地点等外部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对藏品收藏者的生活状态、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进而对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做出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

二、纪念馆藏品背后的学术价值

文化名人的藏品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收集来的，因此，藏品的种类、样式等方面便显现出名人的文化个性。郭沫若所收藏的个人物品也凸显了他的个性。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郭沫若陆续完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美术考古一世纪》等学术专著和译著，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因此，郭沫若对于古代器物的收藏特别上心。在郭沫若纪念馆里，郭沫若亲自购买的古代器物就有古钟、古代方砖、石狮子、石墩子等。从这些物品来看，类型并不统一，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大见长，而且多为皇家贵族的御用物品。

在这些收藏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四合院垂花门前的两口不成对的铜钟。这两口铜钟的造型花纹相似，外形也极其相像，顶端都有一个龙形神兽，它既有野兽狰狞的面目，又有骄龙盘曲的身形，它就是传说中龙的第四子蒲牢。皮日休在《寺钟暝》一诗中就写道：“重击蒲牢唅山日，冥冥烟树睹栖禽。”因为蒲牢善于鸣叫，因此古代铸造铜钟时，将蒲牢置于顶部，与铜钟的声音形成合鸣，既增加了铜钟的声响，在气势上也有威严之感。虽然两口铜钟外形相近，但铸造年代却有不少差距。左侧高而细一点的钟铸于明代崇祯十年（1637），矮而粗些的钟铸于清代乾隆九年（1744）。这两口铜钟建造年代不同，使用的场所和用途也不尽相同。

左侧铜钟上面铭刻的文字比较复杂，记录了此钟铸造的时间、用途、捐赠铸钟者姓名以及铜钟文字书写者姓名等信息。从铜钟上的文字可知，此钟建造于“大明天顺元年岁次丁丑十月吉旦”，后因“大清乾隆岁次甲子仲春重修洪慈道院”，由住持周复定募集资金购买。在“大清乾隆岁次乙亥十月吉旦”进入道院之中，并由“顺天复学康膳生员张元鼎”书写了以下铭文：“太上弥罗无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阙太微玉清宫无级无上圣廓落法光明寂寂浩无宗玄范总十方堪寂真常道惬漠大神道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在铜钟的下半部分，刻写了各地捐资者的姓名。右侧铜钟略粗而低，上面铭刻的文字就比较简单，只是记录了这口铜钟建造于“大清乾隆戊寅年”，由“齐初百诚造”，并将捐资铸造铜钟的人员姓名也刻录在钟的下半部分。

左侧铜钟下面有几块垫砖，如果不仔细看，肯定会把它当成一般的水泥砖。其实这两口铜钟下面的垫砖都不是普通物品，上刻有“贰年成造细料贰尺见方金砖江左苏州府知府钟殿选照磨周存颖管造六一甲袁春霖造”的字样。从此可以推测，此砖为苏州府监制而成。之所以被称为“金砖”，主要是因为该地所生产的砖，专为京城建造皇家亭台楼阁所用，因此也叫“京砖”，因敲击能发出金石玉器般的声音，又被称为“金砖”。因为是皇家宫廷专用，故此砖的选土、用水、烧制、运输乃至最后的选用，每一道工序都特别严格。它们能够留存下来并流落于民间，非常难得。

虽然这两口铜钟并非前海西街18号建造之初便有的摆设，但是将皇室金砖垫放的铜钟放置于有百年历史的四合院的垂花门左右两侧，二者相得益彰，更加凸显了四合院的历史韵味，也显示院落主人独有的文化情怀。

真正反映郭沫若收藏品特点的应该是一系列石质藏品。郭沫若收藏的石质藏品大到作为守护家园的一对石狮子，小到巴掌大小的奇形怪状的石块。郭沫若所收藏的石头多为文人石和观赏石。在20世纪50年代老舍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写道：“郭老：找到一方端砚，系北京藏砚家所珍。石名‘焦白’，非普通紫色。中有饼（冰）纹，加水愈显。大概是康熙时物，边款或可证。这是我送给您的小礼物。”老舍给郭沫若的这封信没有任何闲言絮语，只提到这方端砚的出处、名称、颜色、形态以及特性，如果只是一方普通人所使用的砚台，老舍并没必要如此详细地介绍这些特性，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郭沫若对砚台有天性的喜好，并有较高的鉴赏能力，故此老舍将此作为礼物赠送给郭沫若。

无独有偶，在郭沫若纪念馆中藏有一幅郭沫若题《故宫猫蝶砚》的诗画作品。他写道：“在故宫中得见此砚，原江邨居士旧藏，镌刻甚为精巧，砚质乃端石。利用鸜鹆眼以为猫眼，灵活有神。砚面蝶翅诸眼亦为石眼，可谓天造地设。砚工惜不知名耳。”一尺见方的小小砚台，郭沫若却对其外形、质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对其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在郭沫若纪念馆客厅《拟九龙渊诗意》巨幅画面的下面木板上整齐地摆着一组小巧玲珑的石头，这组石头颜色不同，造型各异。特别是中间一块呈绿色的孔雀石，色泽亮丽，造型独特，是观赏石中的精品，整个客厅在此石的映衬下，更加古朴幽静。这些藏石多为郭沫若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到考古工地考察等时候捡拾而来的，对石头的热爱，同样也折射出郭沫若渴望回归天地万物之间、享受自然馈赠的人生心情。另外，郭沫若也通过对形态各异的石头的收藏与摆设，提升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自我修养。

三、作为交往的文化藏品价值

文化名人个人收藏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名人之间互相馈赠的物品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物品并非从市场购置或议价购买，而是因人而做，因事而制，因而具有更加私人化的价值，透过这些藏品可以对文化名人的社会交往做出合理的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山水写意画的喜爱和收藏上。现代著名画家傅抱石的山水画当然就是首选。香港出版的国际性中国书画投资鉴赏杂志《名家翰墨》的编者就认为，“海峡两岸，私家收藏傅抱石画作富而精者，北京首选郭沫若，台北当推蔡辰男”。

郭沫若之所以收藏傅抱石的画作，并非有意而为之，主要缘于他与傅抱石之间的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郭沫若所收藏的傅抱石的山水名画，大部分是傅抱石专为其所做，并非由收藏市场购买而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收藏更加具有鲜明的个性价值。郭沫若与傅抱石自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相识后，结下了一生的情谊。留学日本的傅抱石主动拜访了流亡他国、过着颠沛流离生活但声名鹊起的郭沫若。由于他们在文学艺术上有诸多共鸣，又因二人都属龙，所以两人相识后便结下了终生的情谊。

傅抱石赠送给郭沫若的众多山水画作中，《拟九龙渊诗意》最具代表性。此画作的复制品现在悬挂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的原状客厅沙发后面的墙壁上。这幅巨幅山水画，是傅抱石“据诗立意”绘画手法的典范之作。

此画是傅抱石专为郭沫若私人定制的。郭沫若搬入前海西街18号后，因客厅空间布局的变化，原悬挂于西四大院5号的《九老图》与现有的格局不太匹配，傅抱石便为郭沫若乔迁新居而特意创作此画。作为多年的朋友，简单的山水泼墨已经不足表达他们之间知音的情谊。于是，傅抱石依据郭沫若1958年访问朝鲜时创作的组诗《九龙渊诗意》进行创作。诗中写道：

白石乱溪流，银河下九州。观音新出浴，玉女罢梳头。

树影偕心定，泉声彻耳幽。浮桥铁索缆，仿佛梦中游。

群树郁苍苍，山头飞凤凰。人声和溪响，峰色净天香。

南画宁无本？东邻信有光。青红纷烂缦，天宇为低昂。

来到龙蜒底，群山已觉低。千寻垂白练，万转下云梯。

崖峭摩天立，渊深彻地整。举杯邀玉女，为汝太嵌崎。

——郭沫若《九龙渊诗意》

诗中山石、溪水、树木、山峰、山谷等自然风景应有尽有，由近及远的描述又使读者仿佛亲临胜景。另外，诗中有许多色彩词语的修饰，如白石、银河、青红等，使该诗具有了色彩斑斓的画面感。

傅抱石选取了《九龙渊诗意》作为创作的底本，经过了一年多的绘制，《拟九龙渊诗意》应运而生。当郭沫若展开此画卷时，顿时感到画面上山水雄浑厚重，景致恬静怡人。郭沫若的《九龙渊诗意》一诗，共分三节，由远及近、由高到低地描写了九龙渊独特的风物景象。该诗的每一节都以溪水的律动作为描写中心，衬托以山峰、怪石、树木、桥梁等景观。景中含情是山水画创作的最主要特征，《拟九龙渊诗意》便鲜明地展现了这样的创作原则。傅抱石虽未曾亲临九龙渊，但他从诗句中读出了隐藏于文字背后的深意，并且依此布局谋篇，勾勒线条。遵循这样的创作思路，画中央的瀑布如一条白练贯穿山石之间，凸显出流水的落差与气魄，两岸的树木郁郁葱葱，层峦叠嶂，使画面的层次感更加鲜明。全诗以“举杯邀玉女，为汝太嵌崎”为结，表面上是进一步夸赞九龙渊险峻奇特的自然景观，实则是诗人在感叹人与自然和谐交融、你中有我的优美山水。为此傅抱石在画面的左下角，特意将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的影像植入山水，描绘他们临风眺望远方，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

傅抱石借助此画的创作，把郭沫若《九龙渊诗意》中抽象的语句，以可观可感的具象形式表现出来，完美诠释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也将他与郭沫若的情谊升华到了更高层面。

《拟九龙渊诗意》是傅抱石一生创作的郭沫若诗意画中尺幅最大、气势最磅礴的一幅。该画完成不久，傅抱石便于当年秋天因病去世，这幅画也成为他一生最后的巨幅作品，更是郭沫若与傅抱石30余年深厚情谊的结晶与写照。

四、文化藏品中蕴藏的研究密匙

文化藏品是名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特有的私人化性质，在以往对文化名人的研究中，恰恰成为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在我们以往的知识体系和现实认知中，晚年郭沫若多是作为新中国领导者的公众形象示人。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中，有一千余页的内容都记录了郭沫若自1950年到其去世期间，有关郭沫若的重要事件和文化活动，这些内容约占全书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而且从这套资料集可见，在这段岁月中郭沫若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参加各类国内外的会议，还有接见国内外重要来宾等政务性的工作，郭沫若的名字和图片频频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媒体的时政要闻之中。相对于“五四时期”“北伐前后”“抗战烽火”“解放建国”等时期郭沫若鲜活生动、多元共存的文化形象，晚年的郭沫若，形象略显单一，甚至凝固化了。有关郭沫若晚年的历史记载和资料汇集，使对这一时期郭沫若的研究一直处于表层化的阶段。有的仅仅只是将报刊资料中有关的社会活动内容简单归纳，有人甚至据此得出有违历史真实的结论；更有甚者以讹传讹，不惜抹杀真实的历史，对郭沫若进行人身诋毁，从而造成了“进人新时期后，呈现在杂志图书中的郭沫若形象一直欠佳”的社会印象。

对晚年郭沫若的认识和研究之所以难以推进和深入，关键还是研究视角的固定化、思维的模式化，使得对郭沫若外在政治言行的渲染，替代了对郭沫若个人多元生活的探究。

通过上文有关收藏的描述可知，郭沫若的藏品中，两口铜钟、铜钟的垫砖以及庭院中的石狮子、石墩子等古物，多是他在日常工作之外的闲暇生活时间，游逛北京各处文物市场收购而来；而小巧精致的石头摆件，也是郭沫若在外出工作或游览中捡拾而得。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赏玩文物、品味精品也是晚年郭沫若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私人空间也在对物品收藏和品鉴中搭建而成，一个真实而丰满的郭沫若形象得以延续下来。

郭沫若是一位由传统知识与现代文化体系共同孕育而成的文化名人，他既有古典文化诗词歌赋创作的天分，也有现代白话文章书写的能力，特别是他在现代白话文的创作中显示出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尚古的思想和意识在郭沫若的文化体系中从来都没有断裂过，无论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还是弃笔从戎的人生抉择，都表明郭沫若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质素，也是知识分子文情雅趣的体现。郭沫若对傅抱石水墨山水画的收藏喜好，对古代器物的选取摆放，对石头制品的情有独钟，无不彰显他对古代文人风雅意趣的向往，此时，一个真实的郭沫若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对于目前文化名人故居的收藏藏品，一方面应该全面考察这些物品的来历、性质等方面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还应借助于这些个性鲜明的藏品，对文化名人进行全面的认知和解读。

   （本文选自“8+”名人故居纪念馆编著的《文化名人与文化自信》，编辑时注释有删减。作者系郭沫若纪念馆社会教育与资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