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材料曾经作为重要的古代文化载体，在历史舞台上存在了大概三千多年，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就是简牍。所谓“简牍”，就是竹简和木牍的合称。那么简牍是如何加工制作的？材料是如何选取，长度有没有一定的规定，它们又是如何编联书写，特殊版面又有什么功用呢？

一、简牍的取材与加工过程

简牍的取材在古代史籍中多有记载。《汉书·东方朔传》记载“讽讼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楚国先贤传》记载“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可见简牍所用的材料有竹有木。

在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的竹简经过鉴定者考证，认为可能是由产于江浙一带的短穗竹或苦竹制作而成，这两类竹为小干或中等大小之竹类，可以作钓竿，伞柄之用。出土的木简经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根据残片鉴定考证，认为是产生于北方的云杉一类，《特牲》最后的十三简与其前四十简的颜色木理不同，疑是白杨木一类。

简牍制作所用的材质其实与地域及所记载的内容有关。从地域上看，南方多用竹，而北方多用木。沙婉先生指出“中国本部多用竹，而新疆多用木。此盖为斯地土产所限，不足以为异也。”

简牍的取材是以竹、木为主，那么简牍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957年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工具箱中装有书写和修治简牍的工具，如凿、斧、锯、刀、削、励石和陶线锤等工具。凿是柄的前端带刃的开孔器具，斧通常用来加工比较大的木料，励石用来修磨刀、削，刀、削则用来整治简牍，线锤用来编组简册。

有了这些基本工具，第一步便在竹子砍伐后，在竹节处把竹子截断为筒。根据书写内容的规格要求，选取竹杆中间部分经过剖破、刀削使它成为长薄片状，因为竹杆中间部分竹节之间距离大，这样取材制作的简没有竹节，便于书写。第二步是“杀青”，所谓“杀青”高大伦先生认为就是用火炙烤竹黄一面，当背向火的竹青一面被烤出汁（汗）了，即说明烤干烤透，不会被虫蛀，这道工序完了以后，再经过刮削和打磨将竹片削薄（主要是削竹黄面），也就去掉了炙烤后留下的糊焦痕迹，便成了竹简。第三步是编联，简在编联以前，还需要一道修治的手续，即根据册书长短在简册上刻上契口，用来固定编绳，使简不致脱落或上下移动。需几道编绳便用刻刀在每简适当位置削刻的几个契口，然后用细麻绳、丝线或牛皮条编系。出土的楚简的编绳较为统一，一般都是二道或三道，到了秦汉编绳的数量则有四道、五道，如武威出土的《仪礼》简，但仍是以二道与三道为主。当然，从出土简册看编联可以是在书写之前，也可以在书写之后。

二、简牍的规格与书写工具

文献记载，古书使用的简牍长度是不同的。根据出土实物考证，现存的古代简牍在长短、外形等方面有不同的规格，表明古代使用的简牍尺寸是有一定的规定，不是随便截取长度制作的。

林沄先生在《古代的简牍》一文中对简牍的长度规格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汉代，简的长度因书写内容不同而有等差。书写法律所用的简最长，达三尺，所以称为“三尺律令”或“三尺法”，写有诏令目录的居延汉简长67. 5厘米，正合汉尺三尺之数。书写儒家经典的简为二尺四寸，武威磨咀子6号东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册，简长55. 5-56. 5厘米，正相符合。一般书藉用简长一尺，故称“尺书”或“短书”，现在已发现的大量汉简，长度大都和汉尺一尺（约23厘米）相当或相去不远。为了突出皇帝诏书的地位，使用一尺一寸的简，故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不过，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战国时代的简一般都很长，如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的“遣策”（随葬品登记簿），简长70-75厘米，比汉代的“三尺律令”还长。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诸子百家书籍，简长27. 6厘米，也比“尺一诏”还长。由此可见用简的长度从战国到东汉是逐渐缩短，逐步制度化的。缩短长度是为了便于书写和阅读。

简的宽度，大致来说在1厘米左右，不超过2厘米，但有些木牍较宽，能容五行或五行以上的文字。

简牍的书写工具除基本的竹木简牍外，还需笔和墨。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汉墓就出土过这样的书写工具——“白马作”毛笔和墨丸。“白马”是制作工匠的名字，此笔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弱相济，富有弹性，适于在简牍上书写，笔杆后端尖头削细，便于插入发髻。墨丸近似圆柱体，顶部渐收分为圆弧，底平，有使用过的磨痕，墨色乌黑透亮，此墨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为汉墨中所罕见。当然，还有一样配套书写工具也值得一提，那便是“刀笔”。在简牍上书写，写错时便要用到“刀笔”来削刮，其用途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擦。从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它挂在书写者的腰间，平时跟竹简、毛笔、砺石放在一起。对于需要经常使用简牍的汉代书佐官吏来说，毛笔和书刀实在不可或缺，书有错谬，则以刀削之，故常随身携带此二物。书刀需要时时研磨以保持锋利，因此有时干脆连砺石也一起带在身边。

三、简牍的格式与特殊版面

从先秦发展到秦汉，简牍书写形式、简册行文布局等已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比如留白，是指为简册更为协调精美而有意留下的空白，一般两道编绳的简册常常不留天头地头，三四道编绳的简册上下端书写都留有天头地头，除天地头外，常见的草稿本中人名、时间还需留空，篇章之间、不同类型内容之间留空，还有为避开编绳、捆扎封检等也需要留有一定的空白。再比如分栏，木牍上的文字字数多的（横向）常分栏书写，薄籍、历书、遣策类文书常分栏书写，而通行文书中的呈文、移文以及书信等版牍则不分栏。常见的分栏根据书写内容的多少可以分两栏三栏至更多栏不等。还有抬头与提行，抬头指简文中一些文字位置高于其他文字居于简牍最上端，常见者有篇题抬头居简首，皇帝及皇室的称谓作抬头，皇帝之“制”“诏”之类亦抬头居简首，武威《王杖》简就是最好的例证。提行指意义连贯的字句，出于尊敬他人等特殊原因，而分成两行书写，常见于谒、刺、书信这一类。

在众多的简牍中，有一类木牌比较特殊，这就是在西北烽燧遗址中发掘出的绘有人面形象的木牌，这种木牌上用墨笔或者朱笔绘制有人面的形象，两眼凶而有神，浓眉，大口，有须，线条粗犷。那么戍卒为什么要制作“人面形木牌”，它们的功能又是什么？

在汉代，大部分戍卒都来自外郡的社会底层，文化水平比较低下，又加之汉代民间崇信方术的社会背景，戍卒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自身的不安全感会进一步加深，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制作“人面形木牌”这种简单的木质器具，并且放置在房屋之中镇宅驱邪，从而达到保护自己与房屋安全的目的。

作者简介

王冰，甘肃会宁人，大学本科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参与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1项，在《青少年书法》《书法报》《丝路视野》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书法作品数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