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夏鼐（1910—1985），字作铭，初用名夏国栋，至初中时仿其兄夏鼎，改名为夏鼐。1930年夏鼐考入著名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于1934年7月毕业，1935年夏去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埃及考古学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年元月归国后，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夏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向达主要负责甘肃境内考古。1948年，他在《中国考古学报》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等文。

1943年，夏鼐经朱家骅推荐进入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历史学家傅斯年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李济等人的共同商定下，将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作为进入西北考古的重要人选之一。

1944年4月4日，夏鼐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四川李庄飞抵兰州，和考古学家向达、阎文儒等人结伴，组成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西北科学考察团。他们由兰州至敦煌，开始了历时两年的考察活动。在考察组中，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科班出身，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是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为考察团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资料记载可以看得出，三人合作十分愉快”。

考察团途经武威，他们来到武威文庙，看到了数块出土收藏的唐代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的墓志铭。考察团得知弘化公主、青海国王慕容忠等墓志出土于武威南山的喇嘛湾一带，以及这里发现墓葬的一些情况后，当即引起了极大兴趣和高度关注。随后，他们决定亲自到出土墓志的武威南山一带进行考察发掘工作。在西北科学考察即将结束之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与友人阎文儒，于1945年10月又返回武威进行了第二次考察，并对武威的吐谷浑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当时，武威南营青嘴喇嘛湾一带交通不便，生产条件十分落后，民众生活非常困难。夏鼐等人和武威县政府取得联系后，在其帮助支持下，10月7日，驱车前往武威南山喇嘛湾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墓地。夏鼐等人出武威城南门，考察了《捐地修路功德铭碑记》，后到金塔乡公所，会同乡公所事务员又行十里，至武威金塔寺考察后，时日已晚，于是在村内住宿了一晚。

武威金塔寺以南山路崎岖，第二天，夏鼐等人改乘马，又行十里到了南营儿，后又折西行二十里到喇嘛湾，其西山上即是弘化公主墓所在。由于去弘化公主墓需要蹚过南营河，当时水深急湍，夏鼐一行未能考察。于是又南行沿溪水上溯，五里下喇嘛湾，借宿在一户萧姓人家。萧家傍山为屋，其上即慕容忠墓。萧某向夏鼐等人说道：墓葬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塌陷，去岁有数人，至此挖掘，未及底而罢，此时还有未塌陷的墓室被发掘。于是，夏鼐等人制定发掘计划，先后发掘了两座墓葬。

 

（慕容智墓墓盖、墓志及志侧文字）

夏鼐《西北考察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考古挖掘：

1944年10月8日，（夏鼐）至上喇嘛湾，住一萧姓者家中。屋在山腰间，其南为村庄，冰沟河由西向东流，经过村中，对岸为变质岩之石山，稍西有一径南通干沟，屋之背后即背面即为黄土之土山，唐墓即在此山上。墓顶离地面约3公尺，墓深为3公尺有余，墓系四方形，每边约4公尺，砖层横卧，叠堆至2公尺许，乃向上作弧形之顶，作成穹庐形，顶之最高处为正方形，由长方砖之侧面砌成，近于六朝砖墓，与晚唐砖墓之水磨平滑者不同。

因为该墓葬之前已被盗掘，余物已经不多，夏鼐当年也有一种“食之无味舍之可惜”的纠结，在1944年10月9日的日记中他记载道：

如果此墓有墓志，由吾人此次一停工，此志不知何日始能出土，十年后或百余年后，有人阅及吾人之记载，知此间尚有一半途停掘之墓，再加发掘而出现，恐在吾辈死后矣。

经过一个晚上的“辗转不能入眠”，夏鼐最终还是决定“仍拟继续工作，掘完此墓为止”，“何不多费一星期之工夫，以免百余年之等候后始能解决此问题。”并因此添雇工人达14人，将整个墓室向下开掘。

10月14日天未亮，夏鼐即起身，与雇工们继续清理二号墓，这次他们有新的发现：

有砖砌成小祭台一……祭坛上乱堆之遗物甚多，木屐底一双，木俑头部及上身颇多，小琵琶及小琴，棋盘，残绢，镶嵌螺钿之木片残片，乱堆一起。小祭坛之西，地上亦有木俑头部，又有木马二，一白一红，颜色不同。

夏鼐在日记中记载：“今晨（10月15日）开工较前两日为早。”“中午发现墓志一方，始知为金城县主之墓。”“掘得此墓志时，阎君（文儒）适以中午收工，由一号墓前来参观，见及大喜，忽失笑云，‘真掘出墓志来’。”“余以半日之工夫，始清理完毕，绘画提取，完毕时已暮色苍茫矣。”虽然又困又累，夏鼐在日记中直抒胸臆，“然精神方面极愉快”。

10月16日，夏鼐在一号墓发掘到慕容曦光墓志，在其日记中写道：

志盖取开后，见志石已裂，上铺淤土上有绢纹，似原来铺有一层细绢，淤土似为后来所积，不见朱红格。……其中一碗，以螺钿镶嵌成纹，最为美观，与日本正仓院之唐物比较，绝不逊色，惜口部稍残破。漆碗保存不佳。此二墓中之漆器，以提取后未能立即加以处置，取回舍后即已损毁，为余最痛心之事。

（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拓片)

另外，与夏鼐一同进行考古发掘的阎文儒在其《河西考古杂记》中也对这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兹录如下：

1.金城县主墓

十月九日开始发掘，因墓坑颇大，故所需工人较多……至十二日见底……十五日，清理完毕。

墓室四边围墙，因昔人盗掘，墓砖被拆取，由地面到墓底，仅有0.8米，墓室四面各长4.3米。北壁前有砖砌成的棺床，长于北壁齐，宽1.8米，高0.55米。

殉葬品：

（1）金平脱文马鞍——于墓室东南角下掘出，样式与今日者相同。鞍木质，外涂以黑漆，鞍质已朽，共得三十八块。凑成可复原形。鞍前扶手及鞍后，俱系金平文作成之各种人物、鸟、兽、花草等形。前扶手金平脱文作成三骑士，一骑士乘马作奔状，手持击波罗毬之杖作上举状；一骑士手持击波罗毬之杖向后；一骑士一手执弓，一手执鞭，捶马作追兽状。前有野羊，又有狡猊、虎、羊、鹿，以及雁、鸭等鸟兽，及花草等植物。每一金薄片上，更有极细花纹之“毛雕”，胶粘于木上，然后再髹漆数重。此马鞍可稀世之宝也。

（2）铜马镫二付（副），于墓室东南角拾得。

（3）马颈皮带及铜饰物等，于马鞍旁拾得。

（4）画板数块——当为棺板之拆毁者，俱画花、鸟等粉画。有一长板在棺木第三层上，由北而南、第四板：上画一狻猊，回头作跑状；一独角羊作奔状；次后一狻猊亦作跑状；后一人高鼻，类西胡，右手前举，左手持绳，作追缚状。彩色鲜艳，遒劲动人。诚盛唐时彩画之佳作。

（5）绢裙——在棺床上，第三层木板，由北而南第二块、第三块板上。绢裙为死者所着，虽肋骨等已压平，而绢裙未损。

（6）鞋二只——俱皮底，一拾于棺床上第三层棺板，由北而南第五块板上。鞋面以细布织成者。一拾之于祭台上，鞋面以金线刺成花纹，鞋头俱较尖，与今日之女鞋相同，其长则近二公寸。

（7）似口红物二筒——在绢裙之旁拾得，贮于二竹筒内，外包以绢制成之袋，袋外缝以“花边”。

（8）木屐底二个——一在棺床上，一在祭台上。

（9）锯齿形木条一个——长与棺木齐，上有图案画，及小雕刻物。

（10）开元钱一枚——在棺床上锯齿形木条旁。

（11）曲项琵琶一个——在祭台上，长近一公寸五分。

（12）瑟一具——在祭台上，长近三公寸，可数者，二十弦。

（13）木棋盘一个——在祭台上，画十八方格。

（14）黑漆木碗二个——在祭台上。

（15）女木俑头十余个——在棺床上或祭台上，有双鬟髻、双髻、单髻等各时世妆。

（16）男木俑头数个——在祭台上。

（17）木马俑三个——在墓室东南角下。

（18）木驼俑八个——在祭台上，及东南角上。

（19）金刚力士木俑一个。

（20）镇墓俑一个。

（21）马夫俑上身一个。

（22）长颈小灰陶壶四个。

（23）长颈大腹带耳大灰陶壶一个。

（24）金条片数片——在墓室东南角拾得。

（25）有彩画一公寸长之短木条二十余块——在祭台上。

墓志铭一方，青石质，志底长37厘米，宽35厘米。志文16行，行16字，正书。志盖篆文三行九字“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简称“金城县主墓志”。周围篆刻十二地支，四隅有花卉图案各一。

2.慕容曦光墓

与金城县主墓仅隔一壑，在县主墓之东山顶上，从10月13日开始发掘。此墓，除前一部分塌陷外，其余部分基本完整。15日下午，掘至置棺的棺床上，棺除两端被盗墓者所毁外，其余完整。外涂以漆，骨架及随葬品散乱，头骨则扔置棺外棺床下，墓志置墓中。墓门向南，用砖封堵，墓道未开启。

殉葬品：

（1）彩画陶壶，于墓门之内稍西，露陶壶一个，外绘以红绿白等色之图案画，绘事精巧，诚属珍品。

（2）漆碗四，木质，外涂以漆，颇精致。其一为莲叶形，口外嵌以银钿；于其面上绘以朱花，更以漆涂之。今外层漆剥落，朱花遂露。

（3）皮马具——系一皮条上，穿以三个扣，另有一金扣，惟此马具不知置马身何处。

（4）陶盘一——内有双鱼纹，涂以漆，其外底为三足。底有墨书，匆匆未能认出。

（5）石条一块。

（6）长方木块一——外涂以漆，饰以赤金花纹及铜饰物于两端。

（7）小马镫一对。

（8）木俑——在西南角，因已腐朽，未能检出。

墓志铭一方，青石质，呈方形、志底边长61厘米，志文23行，行25字。志盖篆书三行九字“大唐慕容曦光墓志铭”，简称“慕容曦光墓志”。四侧各刻石像三人，乃十二辰像，另刻有卷草等花纹。

从夏鼐、阎文儒二人的日记记述来看，此次发掘的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俑、陶马、泥俑、瓷器、陶器、版画、服饰、皮革、金、银器、马鞍、乐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均运往南京中央史语所保存。这是第一次正式对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科学清理发掘，对研究唐代吐谷浑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考古研究价值。

但令人意外和惋惜的是，1945年10月发掘工作结束后，夏鼐等人将这批文物带到了南京。迄今，除墓志铭外，这批文物发掘出土后，未能与考古界、史学界见面。

（本文节选自《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