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文物研究综述

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此墓位于武威市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所在的山顶之上，东距青嘴、喇嘛湾墓群约15公里，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2020年，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慕容智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保护修复，并对出土棺木进行了实验室清理。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所见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实验室考古清理保护了该墓葬出土的纺织品、彩绘陶俑、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多件为这一时期文物中首次发现。出土墓志铭一方，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存在。相关文物公布后，立刻吸引了无数专家学者、吐谷浑史和隋唐史等兴趣爱好者的关注，也产生了很多相关研究材料。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发布的《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对2020年以来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出土文物进行了阶段性报道，特别是慕容智墓的考古发掘，集中出土了一大批如木胡床、木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床榻、成套武器装备、列戟屋模型、笔墨纸、白葡萄酒实物、完整棺木等珍贵遗物，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遗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还首次发现吐谷浑文字，这对吐谷浑史和唐代物质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发现的珍贵遗物中，又以大批量丝织品的出土最为难得。这批丝织品绝大多数保存相对完整，时代明确，类型多样，形制清晰。其中绢、绮、绫、锦、罗、缂丝等传统丝织品种类兼备，团窠纹、对狮纹、翼马纹、对鹿纹、孔雀纹、麒麟纹等纹样兼备，扎染、刺绣等丝织品制作工艺兼备，幞头、袍、衫、裤、袜、靴等服饰兼备，被、褥、荒帷、镜衣、覆面等制品种类兼备。为国内外考古发现所罕见，甚至可说是唯一，是极为难得的初唐丝织品类型标准器群，在考古、艺术、文化、科技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蔡苗苗、李明珂、马宇等撰写的《唐慕容智墓出土陶质彩绘文物颜料分析》一文，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分析、显微共焦拉曼光谱技术、偏光显微镜及剖面分析技术，对慕容智墓出土彩绘陶俑的大红、粉红、橘红、蓝、黑及白色彩绘颜料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彩绘陶俑所用的颜料以矿物颜料为主，靛蓝在彩绘陶俑上的使用是本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可为唐代彩绘陶土颜料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慕容智墓出土胡床）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杨瑾教授在《甘肃武威慕容智墓披袍俑的多元文化渊源探析》一文，通过对比分析甘肃武威慕容智墓披袍俑与其他地区墓葬及其他遗存所见披袍俑像，得出慕容智墓陪葬俑的披袍与同一时段其他地区墓葬、佛教石窟壁画与造像所见披袍相比，带有明显的鲜卑风格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征。这既反映了吐谷浑在“在政治礼制、文化面貌上已整体纳入了唐王朝的统治体系当中，汉化明显，同时也保留了部分本民族文化特征”，反映了与匈奴、汉族、羌族等文化的统合，形成了“比较一致的习俗”，即“代表了在吐谷浑统治下逐渐融合为一个吐谷浑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暗含更久远的游牧渊源，是古老的欧亚游牧世界披袍传播体系中的区域性呈现。在中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披袍形象形态丰富，自成一体，动态演变。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偶见其他地区，与西亚波斯、中亚粟特及其他游牧民族有一些渊源关系。

杨文宗、顾文婷等撰写的《吐谷浑慕容智墓〈门楼图〉壁画的科学保护与修复》,以《门楼图》壁画为研究对象，使用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扫描电镜/能谱仪、激光拉曼分析仪、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分析仪等检测仪器，对吐谷浑慕容智墓出土的门楼图壁画进行了成分分析，明确了壁画的本体材料。之后，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和保护修复时，尽可能使用与壁画本体材料相同或相似的材料对壁画进行科学性干预，依次对壁画进行背面修复、正面修复和美学修复，对泥土污染、酥碱、起翘、缺失等病害进行了有效治理。

刘睿佳、邵新艳所撰的《唐代半臂中的肩部拼接与历史渊源探析》一文，通过对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和青海省都兰热水墓群等吐谷浑墓葬群发掘的唐代肩部拼接式半臂将其与文献、图像进行比对，得出半臂蕴藏着鲜明的区域民族特色，是一种带有吐蕃服饰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吐谷浑服装。肩部拼接式半臂是初唐时期中国边疆地区与西域服饰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服装整体承袭了中华古典袍服趋于“整一”的裁剪方法，局部的肩部拼接又体现了吐谷浑受吐蕃及西亚、中亚地区装饰艺术影响发展而来的审美习惯，从而表现出很强的审美性。该类半臂展现了初唐时期伴随着丝路往来，青藏高原上多元民族融合与文化互动的历史格局，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涵，同时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与发展。作者认为蒙元时期的半臂服装在肩部利用纹样的组合形式构成了与唐代半臂类似的拼接效果，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关注肩袖部位形式美感的共同追求，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来服饰审美风格的吸收与改进。

二、出土墓志研究综述

     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等撰写的《唐慕容智墓志考释》一文中指出，慕容智是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的嫡三子，永徽元年（650年）出生，最初被授予的是左领军将军。由于永徽至龙朔年间（650—662）慕容智尚小，担任左领军将军的可能性不大，其担任左领军将军的时间应当在咸亨、光宅之间（670—684）。光宅元年（684年）以后，左领军卫改名左玉钤卫，慕容智又晋级为正三品的“守左玉钤卫大将军”。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同时，对墓主人喜王慕容智的祖籍与世袭、入侍经历，归葬之地的变迁、古吐谷浑文字作了详细的考释，填补了吐谷浑王族世系的空白。志文首次提及吐谷浑王族又一先茔“大可汗陵”的存在，明确了吐谷浑王族在武威地区至少存在两个陵区的事实。志石侧面还发现有两列未能释读的文字，初步推测应为失传已久的吐谷浑文。该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吐谷浑王族历史及游牧民族文字构造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李宗俊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从志文释义与志主生平、志主父祖及本人王号、吐谷浑王室墓地及其凉州情结三个方面对慕容智墓志进行了相关研究。周阿根《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校理》对慕容智墓志中的部分文字释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慕容智墓墓盖、墓志及志侧文字）

从2019年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开始以来，吸引了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历史学、书法学、美术学、服装学等多学科的关注，从墓葬的形制、墓葬群分布和结构、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出土墓志的考释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料，还推动了对唐代西北民族史、书法史、美术史、交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作用。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以及吐谷浑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有些研究盲点和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对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保护和吐谷浑文化的传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本文节选自《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