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漆器随葬品

漆器是吐谷浑唐代王室墓葬随葬品的一大特色。1945年夏鼐发掘的青嘴喇嘛湾一号墓出土黑漆木碗2件，二号墓出土漆碗4件，木质，外涂以漆，颇精致。其一为莲叶形，口外嵌以银钿；于其面上绘以朱花，更以漆涂之。今外层漆剥落，朱花遂露。两座墓葬出土漆碗数个。“其中一碗，以螺钿镶嵌成纹，最为美观，与日本正仓院之唐物比较，绝不逊色，惜口部稍残破。漆碗保存不佳。此二墓中之漆器，以提取后未能立即加以处置，取回舍后即已损毁，为余最痛心之事。”从当时发掘记录可以反映出两座墓葬随葬品中漆器之多、漆器的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可惜的是出土以后，因保存条件有限，木质脱胎，使这些漆器原貌不存。

慕容智墓出土漆盘1件。木胎。敞口，折沿，圆唇，深弧腹，腹部外侧正中有一圈外凸。内外皆髹黑漆，盘内放置有7件漆碗、1件银匙、1件银筷，组成一整套用具。形制皆相同，放置于漆盘当中。木胎。侈口，弧腹内收，腹部饰一圈凸弦纹。平底，下接矮圈足。内外皆髹黑漆，在口沿、凸弦纹以及圈足边缘各镶有一圈银扣边。这反映出唐代制漆做工的高超技艺。

（慕容智墓出土漆盘）

青嘴湾五号和六号墓出土的一批漆器以及镶嵌银花的漆器，虽大部分已 残，但从部分残件上可以看出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整个漆器漆底较厚，用色自然。镶嵌银花，有动物、植物，还有团花图案等。品种多，做工精细，在手 工工艺上堪称佳品。在漆盘、碟、碗底面上有红漆书写的文字，从书体看，并 非出自一人之手；内容有“石竹”“生生”“实芯”“王元”“长年”“稔廿”“谦”等。“石竹”“生生”“实芯”“王元”当为人名。从漆器的胎、色和文字的颜色 来看，用料相同，当为一工匠同时所做，而漆器上所写人名又非一人所写。根据这些情况，漆器上的人名不是工匠之名，应为送葬家人或亲友的名字。“长年”“授”“稔廿”“授二”“谦”有表示祝寿、稔知、授予、尊敬、吉祥之意。慕容智墓出土了漆盘、碗等部分髹漆。从以上来看，唐代吐谷浑王室对漆器使用较为普遍，漆器做工精细，反映了发达的制漆手工业和高超的漆器制作技艺。

唐王朝用先进技艺制造出的漆器工艺品，成为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王室首选的生活用品，去世后又用这些漆器进行陪葬，说明他们对这些漆器的喜欢和珍爱。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的大量精美漆器，不仅是研究唐代制漆工艺的珍贵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唐与吐谷浑关系以及丧葬习俗的实物见证。

六 胡床、六曲屏风、大型彩绘木质床塌等器

“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又称交床。慕容智墓中出土的胡床、六曲屏风、大型床榻、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发现，为研究吐谷浑王室的生活起居，室内陈设装饰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也是研究唐代的胡床、六曲屏风、大型床榻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慕容智墓出土胡床）

在慕容智棺椁中，发现了笔、墨、纸等文房用具，而其中的两支毛笔更是填补了国内无唐代出土毛笔实物的遗憾，为国内现存唯一唐代毛笔，绝世孤宝。两支毛笔、纸、墨出土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第一时间开展了科技保护，同时对毛笔的笔杆和笔毛进行了分析鉴定。毛笔经过污染物清理、干燥和矫形，现已基本稳定，保存完整。另外，为了毛笔后期保存、展示和研究的方便及安全，对保护后的毛笔采用了“随型”包装。通过分析鉴定，“毛笔的笔杆为麻竹，笔头为羊毛”。

七 丝织物品

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出土的大量丝织物，品种之多，质量之高，纹饰精美，反映了唐代高超的纺织技艺。慕容智墓出土的丝织品主要覆盖于棺盖、铺于棺床及床榻帷帐上。其类型多样，质地细密牢固，彩色鲜艳，图案精美，其中棺盖上的黄色织锦上有团窠连珠双龙纹，并穿插有宝相花图案，为长安地区流行“陵阳公样”风格。慕容智身着丝织衣物多达十四层，包括绢、绮、绫、锦、罗、纱、缂丝等丝织品种，织物上团窠纹、对狮纹、翼马纹、对鹿纹、孔雀纹、麒麟纹等纹样兼备。夹缬、扎染、刺绣等唐代丝织品制作工艺丰富，既反映了唐朝的服饰文化特点，也体现了吐谷浑草原文化的特征，为国内外所罕见。喇嘛湾二号墓出土的绢裙为墓主人所着，历经千年，完好未损。青嘴湾五号墓出土的一批丝织物残片，有纱、绮、绢等，色泽鲜艳，纹饰复杂，薄细透明。各种图案的织锦、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地牢固，反映了唐代精湛的丝织技艺。

（慕容智墓出土深黄地缠枝团窠鹿纹锦半臂）

慕容智墓出土的丝织物上的对鹿纹、对狮纹与敦煌发现唐代织绵（丝织物）的纹饰相接近。此类织锦在欧洲各地中世纪教堂中均有大量遗存，被认为是典型的粟特锦实例。

慕容智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了解到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吐谷浑生活及活动的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在“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中西交通贸易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这些丝织文物，既是唐代丝路贸易的实物见证，也是唐与吐谷浑友好交往的实物见证。丝织物的发现，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研究盛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等相关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关系的形成及发展。

（本文节选自《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