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武威作为其陪都，是西夏在西部地区的经济都会，所谓“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西夏碑所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汇，日有千数”，反映了当时武威交通便捷和商品货币经济较为发达。西夏统治近200年，在武威遗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物遗迹，特别是西夏铸造的货币，成为探究西夏神秘面纱的第一手实物资料。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及其收藏中，武威对西夏时期的钱币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夏钱币遗存较少，是我国古代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西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对整个西夏学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出土实物，西夏铸造钱币仿照宋朝惯例，以年号钱为主。现在能够看到的西夏王朝的年号钱有十余种，有铜、铁两种的西夏文和汉文钱。

目前，已经发现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有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这五种钱币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光背，形制都为小平铜钱，非常少见，属于珍稀的古钱币。汉文字体的西夏钱币按照年号分，已经发现有九种，这些钱币的书体以楷书为主，兼有篆书、行书等书体。分别为“大安通宝”、“大德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在这些钱币中，除了“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至今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四种。

一、清代刘师陆发现西夏钱币，至此西夏钱币在中国钱币史上占一席之地

西夏灭亡后，元朝未能给西夏修史，所以到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到清朝时，西夏文献资料基本散失殆尽，西夏文字已经完全停止了使用。人们已经不认识西夏文字，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西夏及西夏文字的存在。西夏文字逐渐失传，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西夏成为一个神秘的王国。因此，世人也更不知道西夏钱币的存在。

在南宋人洪遵编辑的《泉志》一书中，卷十一记录了西夏官方铸造的一枚西夏文钱币。洪遵称：“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赤纯，文不可辩，大抵类屋驮、吐番钱”。从文中可以看出，洪遵虽然发现了这枚西夏文钱，但他并不认识西夏文，也就没有将它列入西夏钱币。经后期考证，《泉志》记录的这枚梵字钱，是西夏王朝铸造的西夏文钱币。《泉志》虽然是第一部发现并记录了西夏钱币的著作，但没有提及西夏铸造钱币。

元、明两代300多年间，流传下来的钱币研究著作，有胡我琨的《钱通》和李世雄的《钱神志》。但这两部著作，或是沿袭洪遵的《泉志》或是记述简略，均未对西夏钱币作深入研究，西夏钱币在中国钱币史中被忽略。

刘师陆（1784—1850），字子敬，号青园，为刘大懿的四子，清代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刘大懿（1756—1823），字坚雅，号苇间居士，洪洞县人。先后任分巡台湾兵备道、福建按察使衔兼提督学政官、分巡安肃道、分守甘凉兵备道、甘肃按察使。清嘉庆十年（1805年），刘师陆来到其父亲的官邸凉州，无意中在武威城内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刘师陆从中发现了西夏铸币“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元宝诸品”。他根据张澍1804年在武威大云寺发现的西夏碑中的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就是西夏时期铸造的“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在中国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嘉庆十四年（1809年），著名金石学家山东人初尚龄在其著作《吉金所见录》中，对这次武威西夏钱币重大发现进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这使得“西夏钱币在中国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刘师陆这次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除一品“大安宝钱”外，还有两品“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

（西夏文）大安宝钱

（西夏文）乾祐宝钱

（西夏文）天庆宝钱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即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史学界据此认为西夏在仁宗天盛时期才铸造货币。而1805年武威发现西夏窖藏货币，特别是出土了天盛朝以前的西夏钱币诸品，充分证实西夏在天盛以前的诸朝就铸造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刘师陆发现并认定西夏文钱币，成为我国钱币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开启了西夏钱币发现研究的新征程，为中国钱币研究增加了新内容。武威成为西夏钱币考古史上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发现地，为西夏钱币研究做出了贡献。

另外，嘉庆十年（1805年）六月，刘师陆“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当时的“凉造新泉”钱币非常稀见，只有刘师陆手里有。因此刘师陆的这次发现，开启了人们对“凉造新泉”钱币的重新认识。

凉造新泉

二、武威出土银锭填补了西夏银锭有文献记载无实物的空白

西夏的货币形态除流通使用铜铁钱币外，其境内还使用白银。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的西夏文献都有大量使用白银的记载。但西夏是否自己铸造并流通银锭，没有实物流传于世。1987年9月，武威市城内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大楼，在开挖地基时，距地表三米多深处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文物。这是西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出土金器6件，银锭21件半以及铜钱、瓷器等，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出土了21件半银锭，总重量为35995克。

从银锭的形制看，均为束腰形，两头圆弧线板状，背部布满蜂窝，正面砸印或錾刻文字、截记、符号等;从大小看，分两类，大的有17块，小的有4块，银锭的薄厚、重量均不一致。从银锭的形状，表面砸印的文字、截记以及这些文字、截记的排列特征，可看出每块银锭各异。说明这批银锭不是在同一个铸造点用同一个铸模所铸，而是西夏社会上流通使用的货币。银锭上錾刻的文字或截记也都是在流通过程中錾刻的。银锭上砸印的这些铭文及戳记，记录了当时西夏社会白银流通的真实情况。

西夏银锭

银锭发现后，武威市博物馆黎大祥先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撰写《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时期流通的银锭》发表于《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银锭上的文字经考释，归纳起来有几方面的内容：砸印“使正”“官正”戳记的，錾刻“行人”“秤”“秤子”的，砸有“赵铺记”“夏家记”戳记的，自铭银锭重量的，反映银锭成色的等等。这些文字真实记录了西夏流通时的真实情况，是西夏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文章发表后1996年被评为甘肃省钱币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将11件錾刻有文字的银锭、6件金器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无独有偶，1989年武威亥母洞寺出土的西夏汉文“宝银”记账单也记载了当时寺院使用银锭的情况。“宝银”记账单第12行记载“状多知其整保人中弍拾五锭。”其文字的内容断句应该是：“状多，知其整，保人中，弍拾五锭。”从字面意思来看，寺内所收入的白银，其形状大小不一，数量比较多，按收入的银两知其整数，正好是弍拾五锭，中间有保人作证。记录了当时寺院使用银锭的状况。

武威西夏银锭及亥母洞寺文献的发现，为白银在西夏时期的流通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根据这批银锭的特点和同时出土瓷器、宋代货币等文物，专家断定这应该是西夏通用银锭。这是是国内首次且唯一发现的西夏银锭实物，为研究西夏白银货币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也是对西夏钱币研究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武威出土的铜铤为研究西夏货币的铸造币材提供了珍贵实物

1989年7月29日，在武威地区邮电局大楼开挖地基工程时，在距地表3米多处发现了一批窖藏铜铤。这次出土铜铤21件，现均藏于武威市博物馆。铜铤为长方形，形状、大小基本一致。长45厘米，宽21厘米，厚5.5厘米；每件重量在22.5～23公斤之间。铜质为红铜，薄厚均匀，正面为素面，背面呈蜂窝状，每件的一角处均有被压的痕迹。从这痕迹看，应是当时冶炼成锭时，为鉴定铜铤质量时所为。从整个发现的情况来看，这次出土的铜铤数量之多，每件铜铤体积之大，体量之重，21件铜铤，总重量为约500公斤。一次发现这么多且体积这么大的铜铤，在国内所首次，尤其是在西夏统治的凉州出土，更为罕见。因此，这是我国西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它的发现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冶金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的货币制度以及西夏货币铸造工艺和冶炼技术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铜铤

四、《西夏钱币集》的出版发行，丰富了西夏钱币研究

甘肃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西夏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田占军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西夏瓷器及西夏古钱币的收藏和研究。他将国内200余年来发现的西夏钱币版别进行了归类，将国内发现的西夏钱币尽数收藏、收录其中，编撰出版了《西夏钱币集》。该书附有西夏钱币的西夏文和汉字的对照说明，收录500余枚西夏钱币实物图片，为钱币收藏和研究者提供了可鉴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他所收藏的西夏钱币及《西夏钱币集》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古钱币——西夏钱币研究的空白。被纳入《古泉文库系列丛书》第十七种（著作类）《西夏钱币集》卷。2021年该书被评为甘肃省钱币研究优秀成果奖。田战军先生收藏的西夏钱币及《西夏钱币集》的出版，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西夏钱币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西夏钱币集》

在武威民间还有很多收藏西夏钱币的爱好者，他们手中掌握了大量的不同形制、文字的西夏钱币，是研究西夏钱币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源，其中明清街“玉缘瓷韵”的秦学录先生就是佼佼者。

秦学禄先生是一名退伍军人，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他收藏了大量的古玩，包括造像、字画、木器、钱币、铜镜、油灯以及像章、旧书等，其中玉器、瓷器居多。值得一提的是在历经几十年的搜集、收藏后，他在西夏钱币收藏方面也颇为丰厚。他收藏有西夏钱币近千枚，其中“天盛元宝”800多枚，“光定元宝”80多枚，“皇建元宝”60多枚。稀有的西夏汉文钱有“元德通宝”“大安通宝”“天庆元宝”“乾祐元宝”等多枚，西夏文钱币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10余枚。

天庆元宝

元德通宝

乾祐元宝

天盛元宝

 

作者简介

张长宝，甘肃武威人，大学本科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宣传信息部主任、助理研究员。出版著作《天马长歌》（合著），参与编撰《武威故事》（第一辑）《武威历史文化研究》等专著。主持或参与完成省社科院、省社科联课题5项。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2篇。入选甘肃省第八批“陇原之光”人才培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