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本好书，是思想的凝聚，是时代的回声，更是文化的载体与传承。凉州文化研究“成果推介”栏目以学术为经纬，以文化为血脉，系统梳理推介凉州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在这里，既呈现专家学者深耕细作的学术结晶，也关注民间文化守护者的实践智慧，更期待与广大读者共同搭建起文化对话的平台，为构建具有特色亮点的区域文化研究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主编：张国才

副主编：席晓喆

2023年1月

读者出版社

 

主要内容

《武威历代进士录》共收录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来，籍贯属今武威市的进士71人，按文武进士、历史朝代、中式时间、籍贯等进行排列，可以说是一部武威进士档案汇编。该书从纵向比较武威进士数量变化，分析与之相关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要素变化；又对同一时期各县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以此开展武威科举、学校教育、地方经济、人文风俗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记载为依据，内容丰富，观点权威，论述严谨，融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书中对清代凉州府进士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布成因，进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及武威地方书院、士子游学、武威文庙匾额与武威进士等方面对武威科举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专家评述

在中国，贤能政治理念出现得很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大道”指的是三皇五帝时代至善至美的规则、制度。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想象，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但它对后世政治生态的塑造不可忽视。三代时，权力是世袭的，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公卿世家把持权力，等级结构固化，社会丧失活力。“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相互竞逐，称王称霸，大兴养士之风，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世卿世禄制被打破，新的选举制度需要重建，孔子应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无论是汉代的察举、征辟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均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漏洞，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诸如权势、人情等因素的干扰。因此，这些制度实施的时间并不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创科举制，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在中国历史上，一项制度能够超越王朝更替，存续1300年，其实并不多见。科举制以才学为唯一选拔标准、以考试为唯一选拔形式。科举制是公开的，并在其实施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近乎严苛的防弊措施，这就使得科举制同时具备了公平、公正的品格。可以说，科举制的产生使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落到实处。以儒家规范知识为核心的“才学”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最终导致科举被废止。但同时也应看到，科举的另一要素——考试在民国时期得以恢复，一直保持到今天。

进士是科举的终端，常被誉为蟾宫折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关进士的论题一直是科举研究的热点。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出于弘扬地方历史文化的目的，编著《武威历代进士录》,可谓慧眼独具。该著作在资料搜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为研究武威地区的进士乃至科举作了一定的铺垫工作。史学虽然不是史料学，但史料之于史学的意义毋庸置疑。历史学家傅斯年的治史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无史料则不成史学，这是历史学界的共识。本地人研究本地的历史，有着“地利”的优势，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的同仁还可以通过田野考察的手段搜集更多的资料，占有详尽资料是深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科举史上的分区取士和凭才取士问题，至少在北宋以降已经变得相当突出，出身北方的司马光和出身南方的欧阳修有关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以及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事件是这一问题凸显的典型例子。由于宋代依旧坚持凭才取士，到明宣宗年间会试分南北中卷，再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分省取士，科举改革越到后来越是分区占了优势。这一方面有助于各地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维护地方社会的政治稳定。所谓“分区取录”政策，其实质是将科举的竞争限制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譬如清代，童试是生员(俗称秀才)的选拔，取录多少决定于每个州县的学额；乡试是举人的选拔，取录多少决定于每个省的乡试中额。会试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之后，名额不再预设，而是根据各省参加会试举人的人数临时确定。从整个清代来看，乡试中额对一个省的举人、进士数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甘肃在清代产出的进士、举人位列各省之末主要是政策因素导致的：其一，陕西乡试中额偏低。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始定各省乡试中额，且始有以中额多寡为依据的大、中、小省之称。顺天、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为中省；云南、广西、贵州为小省。大省的乡试中额均逾百人，其中顺天最高，中额达168人；福建最低，为105人。中省中，河南中额最高，为94人；陕西和山西最低，均为79名。云南、贵州、广西为小省，中额分别为54、40、60。此次乡试中额是对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两京十三省乡试中额的微调。此后，各省乡试中额屡有变化，但大都是在原额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增减，基本上不会影响大、中、小省的格局以及各省乡试中额的排序。陕西乡试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全境以及青海东部、新疆乌鲁木齐以东实行府县地区。其二，陕甘合闱。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分省，析为陕西、甘肃。但析治后的陕西和甘肃依旧合闱，因贡院在西安，甘肃士子应试路途遥远，盘费高昂，最终影响了甘肃士人的应试。因此，依据进士、举人数而称清代甘肃是文教落后省份，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将文教落后完全归咎于地处边远，这一观点就需要修正了。同时，基于清代科举“分区取录”政策，在一个省区范围内进行州县文风盛衰的比较才有意义。

武威地处河西走廊，按照元代学者马端临的观点，河西经历了一个“由夷变夏”再到“由夏变夷”的过程，其转捩点是唐安史之乱。汉武帝在河西设置四郡开启了河西“由夷变夏”的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被纳入民族政权统治之中。河西地区在明代可以说再一次开启了“由夷变夏”的进程。首先，明代河西实施的卫所制，是一种军政一体的管理制度，即所谓的实土卫所；其次，因各种原因而来的内地移民；再次，创建官学、书院并开科取士。明代河西就已经有进士产生，这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教育高度。清代武威科举之盛，可以溯源至明代。考查一地文教盛衰，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当然是必要的。

李于锴《先大夫云章府君行述》最能反映作为士绅的李铭汉的一面。因为绅权不隶属国家正式的行政权力，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做着只有正式的行政人员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士绅成员可以看作是马克斯·韦伯命名为‘业余’或‘非业余’类的行政人员”。在潘挹奎《武威耆旧传》中，传主大都有在地方从教的经历，无论其为塾师还是书院山长，应该说他们撑起了清代武威教育的一片天空。读王化南传、刘作垣传后，令人印象深刻。传统地方教育更是绅权发扬光大的场域。

笔者对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界定，既考虑到清代甘肃为科举落后之区，同时也参考了学界的既有研究。据此，清代武威地区(凉州府)可考出20多个科举家族，这是仅就笔者所寓目的资料而言。要者如武威的孙氏家族，代表人物有孙诏、孙铺；尹氏家族，代表人物有尹世阿、尹世衡；李氏家族，代表人物有李铭汉、李于锴；镇番的卢氏家族，代表人物有卢生莲、卢生薰；谢氏家族，代表人物有谢葆澍、谢集成；张氏家族，代表人物有张尔周、张金寿；马氏家族，代表人物有马起凤、马明义。古浪张氏家族，代表人物有张进南、张起鹓、张澂。清代河西地区的一些科举家族源于世袭的武官家族，这些家族中有的在明代就有其成员获得科举功名，这说明这些家族在当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

笔者供职高校，曾问询过攻读文学和历史专业的武威籍大学生，提起张澍，他们也不知为何许人也。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教育制度中，乡土历史文化教育基本是缺位的。晚清新政时期，清廷鼓励地方人士编纂《乡土志》,以作为小学堂教材，其中乡贤是重要类目，并且明确提出“爱国始于爱乡”的观点。这种做法和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依旧有着可资借鉴的地方。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以发掘和弘扬地方文化为职志，武威的科举文化有诸多亮点：除了张澍的学术成就外，在清代甘肃343名进士中，牛鉴殿试排名最高，其官至封疆，也是无如其右者。陕甘合闱的95科乡试中，22名解元来自甘肃，其中武威一县就有6名。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陕甘乡试，武威李映朴及其子李培滋、李树滋为同榜举人：父映朴为第5名、兄培滋为解元、弟树滋为第53名。当时陕甘乡试中额为62名，李氏一门占了3席。这种情况在整个清代绝对是不多见的。依托武威某个科举家族，建设一个文旅景点，以弘扬武威的科举文化，增强武威人民对其地域文化的自信心，这也是当下乡村振兴所倡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推荐专家简介：陈尚敏，兰州城市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在《中国地方志》《历史档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篇；出版专著3部、合著1部；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1次、三等奖2次；主持完成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各1项，现主持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