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大懿、刘师陆父子的武威情结
发布时间：2021-07-22
山西洪洞县人刘大懿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边疆重臣，他与凉州有一段不解之缘。时至今日，他题写的“聚精扬纪”匾，还悬挂于武威文庙桂籍殿，供人观赏。
那么，他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来到凉州的呢？
刘大懿（1756—1823），字坚雅，号苇间居士，洪洞县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举，五十六年（1791）以刑部云南司员外郎，升为贵州司郎中，不久授福建粮道。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二十五日，刘大懿奉旨任分巡台湾兵备道，八月加福建按察使衔兼提督学政官，以廉政闻名。但是在福建任上却遭别人恶意中伤，于嘉庆二年（1797）二月二十八日罢官。事情清白之后复官，刘大懿补授分巡安肃道，千里迢迢来到了西北的肃州，掌察安西、肃州二州官吏的善恶政治得失。后刘大懿又任分守甘凉兵备道，就这样，他来到了凉州。
驻甘肃期间，刘大懿治理有方，“边民怀德，藩部畏威”，功绩卓著。尤其在凉州的工作生活经历，与凉州的近距离的接触，使刘大懿对凉州产生了一种第二故乡的情怀。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十三日，年已50岁的分守甘凉兵备道刘大懿升任甘肃按察使，负责甘肃一地的司法和刑狱。甘肃按察使设立于康熙三年二月，驻巩昌府，后于康熙八年十二月移驻兰州。
虽然调离了凉州，但刘大懿对凉州依然念念不忘。
任甘肃按察使的第二年，也即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51岁的刘大懿再次来到凉州。参观视察武威文庙之后，刘大懿有感于凉州文风昌盛，再加上自己在凉州的经历，遂欣然题写“聚精扬纪”匾，鼓励凉州的莘莘学子。此匾笔力气势磅薄，俊逸浑厚，悬挂于文庙桂籍殿。大意是，集聚精华，弘扬法纪，歌颂文昌汇聚天下贤才，弘扬和维护法纪，鼓励后学勤奋读书，以礼安邦。
刘大懿此前曾在云南、贵州、福建等地任职，当时又在甘肃任职，从西南之地到东南海疆，再到西北边陲，辗转边疆各地，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显示了他对文化教育的期盼和重视。
后来，刘大懿离开甘肃，先后在福建、山东等地任职，再也没有来过武威。刘大懿虽已远去，但底蕴厚重的“聚精扬纪”匾仍然悬挂在武威文庙桂籍殿前廊檐下，默默诉说着两百多年的前的那段往事，尽情彰显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聚精扬纪”与另一块“书城不夜”匾，已被收入《中华名匾》—书。
也许是机缘巧合，刘大懿的儿子刘师陆，与武威也有一段传奇经历。
刘师陆（1784—1850），字子敬，号青园，刘大懿的四子。清代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因为刘大懿曾在凉州及甘肃任职，为酷爱收藏古代钱币的刘师陆提供了诸多便利，也使他与凉州有了一段经久不衰、至今为人称道的传奇故事。
嘉庆十年（1805）六月，刘师陆“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当时的“凉造新泉”钱币非常稀见，只有刘师陆手头有，“极罕见, 当年唯刘师陆独有之。”因此刘师陆的这次发现，开启了人们对“凉造新泉”钱币的重新认识，为钱币学研究增加了新内容。
同年，刘师陆还在凉州得到一批西夏时期窖藏出土古钱，共一千多枚。“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天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馀枚。”
对于“梵字钱”，刘师陆翻查泉谱，尤其是认真查阅南宋时期洪遵著的《泉志》十五卷，其中也记载了一枚“梵字钱”，但洪遵也不识这种文字。因此刘师陆也未能解决疑难。
当时正是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冥思苦想的刘师陆忽然想到自己此前曾游览过凉州大云寺，于是再次来到凉州大云寺参观西夏碑。他把得到的“梵字钱”与西夏碑上的文字细细对照，经过悉心考证，判定历来认为是“梵字”的钱文为西夏文。“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
刘师陆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他额手称庆道：“景泉（洪遵，字景泉）作《泉志》时，即之不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刘师陆发现并认定西夏文钱币，是钱币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其意义不同凡响，为后人研究西夏钱币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刘大懿、刘师陆父子的人生经历，从“聚精扬纪”匾额到“凉造新泉”、西夏钱币的历史故事，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凉州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厚重与魅力。（作者：李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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