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缺乏史料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自然也无从谈起。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有学者曾经指出，“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十六国是魏晋南北朝中的一段，五凉是十六国时期在西北地区以凉州为中心的五个割据政权，即：前凉（301-376年）、后凉（385-403年）、南凉（397-414年）、北凉（397-439年）、西凉（400-420年），其间也包括前秦统治凉州的九年多（376-385年）、后秦统治的三年（403-406年），前后长达138年。虽然陈寅恪高度称扬五凉河西为学术发达之所，学者众多，著述亦夥，但是留存下来的史料却极尠，大多已经亡佚。史料的相对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五凉史研究裹足不前的现状，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近十多年来，学界在开掘五凉文物史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如何进一步整合传世与出土史料，从整体上去重新认识、甚至建构新的五凉史，仍需要从史料角度出发，深入挖掘旧的传世文献史料的学术信息，充分利用新的出土文物史料的优势，努力突破史料瓶颈，是今后五凉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专就五凉史料问题，对其存在的现状与特点、困境及其突围方式进行讨论，希冀从新的史料角度推动五凉史研究的进步，为五凉学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一、五凉史料的现状与特点

若是回顾一下学术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世纪及以前，学界对五凉史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传世的文献史料，但是传世史料的存量十分有限，错讹亦多，而且也基本上被学界耕垦殆尽；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学者利用河西墓葬出土的镇墓罐、画像砖、壁画、木牍及其它文物史料，在五凉史研究中崭露头角；敦煌、楼兰、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纸质文书、木质简牍，以及河西到吐鲁番的北凉石塔、石窟等，也为五凉史研究提供了足资参考的文物史料，弥补了传世文献史料不足的缺憾。

概观现存的诸种五凉史料，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传世文献史料记载较少，但是确立起了五凉史的基本框架。

关于五凉的传世史料，主要有《魏书》《北史》《晋书》《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辑补》等书。最值得注意的是，《魏书》卷52是河陇人的专传，列有天水人赵逸，安定临泾人胡方回、胡叟，敦煌人宋繇、张湛、阚骃、刘昞、索敞，金城人宗钦、赵柔，武威姑臧人段承根、阴仲达等12位传主。除了赵逸、胡方回、段承根3人外，其余9人均为五凉人，或者是曾仕于五凉政权；而段承根为武威姑臧人，且“女为敦煌张氏妇”，只不过仕于西秦，西秦灭亡后逃奔吐谷浑，后归顺于北魏。同书卷99是五凉国主张寔、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与西秦国主乞伏国仁及其家族人物的专传。《晋书》对张轨（张寔之父）、李玄盛（即李暠）、秃发乌孤、吕光、沮渠蒙逊及其家族人物也都有列传或载记，《列女传》《隐逸传》《艺术传》中也列有一些五凉人物。《十六国春秋》及《辑补》除了五凉国主以外，还对国主夫人、主要大臣有专门的记录。《资治通鉴》中关于五凉的史料，因为按照时间系年编排全国史事，所以显得较为分散零碎，但也有一定的数量，有些甚至可与上述史籍相比勘，提供新的史料价值。这些史籍对五凉人物与事件的记载，构成了五凉史研究框架的基础资料。此外，其它有些五凉文字史料散见于各种史籍与敦煌文献中，在这一方面，最足称道的是由关尾史郎、岩本笃志、町田隆吉、三崎良章等14位日本学者合力辑成的《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一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名曰“五胡之会”的学术共同体，从1994年到2012年，用了19年的时间，从《世说新语》《水经注》《敦煌秘笈》等45种史籍与2种敦煌文献中共辑出1940条十六国史料，裒为一编；其中属于五凉的史料也数量不少，这是目前所见搜辑五凉传世史料“霸史类”最为齐全的资料集。不过，此书的编排体例是以书为纲，十六国各政权杂错在一起，所以五凉史料也散在十六国诸政权之中。要对五凉史进行专题研究，为方便计，还需要将书中的五凉史料单独提取出来才行。

总的来说，以上传世文献中的五凉史料的数量并不算多，尤其是正史、《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及《辑补》的重合度较高，更是相对降低了五凉史料的数量；不过，这些五凉史料既有国主的列传或载记，也有其他人物的列传，特别是前者构建起了五凉史的基本框架，世系清晰完整。

2.文物史料具有第一手性质，尤其是河西西部及吐鲁番的五凉墓葬资料最为丰富。

五凉诸国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兼及湟水流域与西域地区，有时还深入陇右境内。在河西走廊与西域吐鲁番地区，上个世纪以来发掘了大量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墓室中出土有画像砖、壁画、镇墓罐、明旌、棺板、木牍、木俑、纸质文书、陶器、钱币等各种文物，种类极多。尽管许多河西墓葬的具体断代仍然不太清楚，但依据有明确时间的镇墓罐、棺板、木牍、墓砖文字，以及同类风格的文物特征，可以判定属于五凉时期的也不少。

河西走廊为五凉腹地，各地墓葬发现极多，主要以画像砖为其最突出的特点。1944-194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夏鼐、向达、阎文儒三人在敦煌佛爷庙、老爷庙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佛爷庙墓葬主要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1949年建国后，河西敦煌、瓜州、酒泉、嘉峪关、高台、临泽、民乐、永昌、武威等地不断发现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特别是70年代河西西部发掘尤多，出土了以画像砖为主要特色的大量墓葬文物。孙彦将这些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三期：第一期约相当于曹魏到西晋前期（3世纪20年代~80年代），第二期约相当于西晋惠帝以后到前凉时期（3世纪90年代~4世纪80年代），第三期约相当于后凉、前秦、西凉、北凉时期（4世纪末~5世纪中期）。由此来看，第二、三期绝大多数属于五凉时期，是研究五凉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有纪年的镇墓文、衣物疏等，如敦煌佛爷庙湾M1南棺、北棺出土的陶罐、陶钵上，有卒于西凉庚子六年（405）的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的朱书文字、卒于北凉玄始十年（421）的张德政妻法■（青+三撇）的墨书文字；M3西棺、东棺出土的陶罐上，有卒于前凉咸安五年（375）的姬令熊、卒于后凉麟加八年（396）的姬女训的朱书文字。又如，高台骆驼城南墓中出土两方随葬衣物疏木牍，其中一件末记“建兴五年（317）正月廿八日，赵阿兹凡杂衣卅六种疏”。建兴为西晋愍帝的年号，只使用了四年（313-316），建兴五年即前凉张寔统治的第四年。这些五凉时期有纪年文字的随葬品，不仅为该墓及同类墓葬所出文物的断代提供了标尺，而且是了解五凉时期的乡里制度、居民姓氏、丧葬习俗、服饰的具体资料。

在五凉统治下的西域地区，吐鲁番墓葬发掘甚早，数量极多，除了下文所述的纸质文书外，还出土了种类多样的文物，其中墓志的数量也不少，据统计20世纪共出土328方；至于其它文物，以阿斯塔那M383（墓主为北凉国主沮渠蒙逊的王后彭氏）为例，出土了帛书、画像、丝织品、铜器、铅器、木器等物，帛书为彭氏的随葬衣物疏，丝织品有绵背心、绵斗篷、鸡鸣枕、脚遮等。另外，库车也发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陶、铜、金、银、铁、骨、石、木器，以及半两钱、五铢钱、大泉五十钱、货泉钱、龟兹小钱等文物。从墓葬形制、埋葬方法、随葬器物等方面看，与河西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尤其是敦煌佛爷庙、祁家湾和嘉峪关魏晋墓、青海大通上孙家墓葬相近，所以其时代也被定为魏晋十六国时期。

对于这些墓葬史料，除了《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敦煌佛爷庙西晋画像砖墓》《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吐鲁番洋海墓地》等考古发掘报告外，专题性的史料整理在21世纪受到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版了多本图录与资料集，详细的介绍见贾小军《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墓葬壁画全集》的“前言”部分，兹不赘列。这些基础性的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资料，其中有大量属于五凉时期，为五凉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3.墓葬、石窟及各遗址出土的五凉时期纸质文书，蕴含的信息量极大。

五凉时期是木质简牍与纸质文书的交替阶段，河西敦煌与西域楼兰、吐鲁番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简纸文书，它们出土于古城或烽燧遗址、墓葬、石窟之中，史料价值极高。

目前所见最早的敦煌文献并非出自通常所说的莫高窟藏经洞，而是斯坦因（A. Stein）于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T. XII. a遗址发现的8封粟特文信札，记述了西晋永嘉（307-313）之乱及稍前，以凉州姑臧为大本营的粟特商人，在从中亚撒马尔罕到京城洛阳甚至更东的地区从事商业贸易的情况。其中，第2封信札的年代已被考定为312-313年。 对于这一时代，学界更多地是将它当作西晋末看待，但此时洛阳失守，怀帝被俘，而凉州刺史张轨统治河西已逾十年，所以与其将粟特文信札的时代视作为西晋末，不如说在前凉初更为恰当。随着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等学者的逐渐解读，这批粟特文信札的史料价值被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来。藏经洞出土的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记录了居住在赵羽坞的高昌里之兵裴晟、裴保、吕德，散阴怀、吕沾、随杨、唐黄，大府吏随嵩等9户的户籍，提供了重要的户籍档案史料。

楼兰出土有木质简牍和纸质文书，其时代从魏晋到前凉时期。著名的“李柏文书”与史籍所记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相吻合；赵贞为戊己校尉，不服前凉国主张骏，327年李柏击擒赵贞，张骏遂在吐鲁番设置高昌郡。这件文书对于了解前凉统治西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楼兰文书中有多件提到张济、张超济、张济逞，学界将之考订为同一人，小山满判定文书的年代在张骏时期。

吐鲁番墓葬最主要的出土物是纸质文书，其中有许多属于五凉时期，如阿斯塔那39号墓出土的《前凉升平十一年（367）王念卖驼券》、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韩■（上分下瓦）辞为自期召弟应见时事》、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的《段业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阿斯塔那1号墓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的《沮渠北凉真兴七年（425）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特别是沮渠北凉时期的文书极夥。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仅从整理者在定名标题中标明国别的，就有前凉文书5件、西凉6件、北凉94件、前秦2件，而后凉文书则未见，南凉因未统治西域自亦无之。这些出土文书及其伴出的墓葬文物，是研究五凉史、特别是北凉统治西域史的重要史料。

4.其它文物史料比较零散，但有的学术价值极高，值得重视。

除上列墓葬文物与各地出土的简纸文书外，还有不少其它遗存文物，如：前凉金错铜泥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底部有铭文为：

升平十三年（369）十月，凉中作部造。

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平章殿帅臣范晃督

臣綦毋务、舍人臣史

融、错匠邢芶、铸匠王虏。

这是前凉末主张天锡统治时期制造的金错泥筩，从平章殿帅范晃督领舍人史融等人督造来看，为张天锡御用之物，由错匠与铸匠共同制造，十分精美，反映了前凉时期高超的金错工艺水平。376年前秦灭前凉，凉州工匠制作的墓表及其它葬具还被东运至安定郡，如《前秦梁阿广墓表》记载：“以建元十六年（380）三月十三日丙戌终，以其年七月岁在甲辰廿二日丁酉葬于安定西北小卢川大墓茔内，壬去所居青岩川东南卅里”，背面刻有“碑表及送终之具于凉州作致”。后凉、西凉、南凉时期的文物目前所见极少，而北凉文物则相对较多，最著名的是分布于河西各地及吐鲁番的14座北凉佛教石塔，其中7座有承阳二年（426）、承玄元年（428）、二年（429）、缘禾三年（434）、四年（435）、大缘二年（436）等年号及干支纪年，为其它石塔及北凉佛教石窟提供了时代标尺。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16、17、18窟与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学界大多认为是北凉时期的洞窟。此外，武威等地出土了不少窖藏“凉造新泉”钱币，对其时代虽有窦融、前凉、北凉诸说，但大多认为属于五凉时期，当无疑义；武威市博物馆还藏有一枚“临松令印”，其主人也极可能是五凉政权的临松县令。

陈爽指出：“基础史料的短缺成为制约研究深入的瓶颈，魏晋南北朝史料相对贫瘠的状况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欲改变现状，也必须从史料入手，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开拓研究空间。新学术环境下的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挖掘于拓展，应当以史料的再发现与史实的再认识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并在古籍数字化环境下对中古史料整理和研究进行新的尝试”。但从上文所述可知，五凉史料的突破主要在于考古出土的文物史料，西北干燥的自然环境为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使五凉史研究有着十六国时期其它政权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五凉史料的困境及其突围

——兼谈“五凉学”的基础构筑

如上所言，五凉时期的史料主要表现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两大块，前者构筑了对五凉史认识的基本框架，后者不断地补充着新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具有极大互补性的史料状况，是五凉史研究的优势和活力所在；但也不得不承认，面对旧的传世文献史料的框架束缚，以及新的出土文物史料的碎片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够，造成了五凉史研究在史料与研究上的两难困境。

学界对五凉史的研究，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后藤胜起步较早，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探讨了五凉政权及其性质等问题；中国学者主要从改革开放开始，尤其是在80年代末及90年代出版了三本五凉史著作，即：齐陈骏、陆庆夫、郭锋合撰的《五凉史略》，洪涛的《五凉史略》，赵向群的《五凉史探》，奠定了五凉史的基本框架。2019年，贾小军对赵著《五凉史探》略作修订与改编，以《五凉史》之名再版。此外，《西北通史》第二卷、《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河西通史》《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等书中也都有对五凉诸政权的论述，尤其是最后一本书，主要是以五凉为研究对象。这些书撰写时代大多较早，或者出于通史的体例限制，如果从史料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以传世史料为主，主要利用《魏书》《晋书》《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等四书，搭建起了五凉史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些史料出于后世修史者之手，特别是像《晋书》将前凉张轨、西凉李暠家族列入“列传”、将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北凉沮渠蒙逊家族列入“载记”，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来编排和叙述历史，也影响到了今人对五凉史著作的叙写，以至于突破较为有限。在以上这些著作中，令人注目的是，《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专辟一章《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以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为中心》，利用关尾史郎《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一书中著录的镇墓文，特别是对其中的敦煌祁家湾310号墓出土的《北凉神玺二年八月□富昌镇墓文》，以及敦煌藏经洞出土的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吐鲁番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的《北凉蔡晖等家口籍》进行考析，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不过，此书的专章考论只是为五凉史研究利用考古史料开了个头，其所使用的考古史料仍然比较少，而且主要是出土文献史料，而不包括文字以外的大量文物。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凉各政权中，学者们对北凉史颇多关注，出版了杜斗城《北凉译经论》《北凉佛教研究》与杨荣春《北凉五王探研》等书，专门研究北凉史的博、硕士论文也是接连推出，另外还有研究后凉的硕士论文。这是十分值得欣喜的现象，诸凉的个案研究为推动五凉史的整体进步奠定了极为必要的基础；而且在十六国史中，除了五凉、五燕（已出版《北燕史》）、西秦外，诸国史均有专书出版，这对五凉史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鞭策。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的五凉史论文，特别是武守志、施光明、魏军刚等对五凉政权的各个方面作了颇为细致的探讨，解决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尤其是魏氏在深入挖掘新史料方面，致力于墓志所记五凉信息的开掘，展现出了良好的势头。

从以上所述五凉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总的来说仍然停留在以传世文献史料为主的阶段，像贾小军、魏军刚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尚未全面展开与深入研究。即便是利用传世史料，史籍中对五凉国主的记事不仅多有重复，而且错讹之处不少。以五凉国主的姓名为例，史籍所记颇多歧异，如：前凉张寔又写作张实、张宴、张晏，张骏又作张俊，张耀灵又作张灵耀、张曜灵、张灵曜，张玄靓又作张玄靖、张元靖、张玄静。至于其他人物，字形相近而误者，如宋与宗、曾与鲁、黑与里、元与充；偏旁相误者，如摹与模、僚与尞、凝与疑；甚至还有张冠李戴者，如田豹作田邈、宋修作宗悠、黄平作马兴平。面对如此讹误满篇的五凉传世史料，如果不下力气去做一番对勘考辨的工夫，自然是难以精准推进五凉史研究的。因此，有的学者使用对读校勘法，对五凉史料加以考辨，以获取精准的史料信息。例如，赵俪生将《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进行对读，在他所举8个例证中，有3个属于五凉，即：（1）北凉沮渠牧犍向刘宋献书目录；（2）五凉文士；（3）沙门昙无谶。需要说明的是，他拿来与《十六国春秋》对读的，实际上并不仅限于《晋书·载记》，还包括《魏书》《宋书》的列传。像赵氏这种将不同史料进行对读的做法，在五凉史研究中非常必要，通过比勘能够发现问题，可以寻觅到被部分史料遮盖的新信息。笔者也曾拿《十六国春秋》与《晋书》作过对读，如《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敦煌郡主簿张宅请索紞解梦，“宅果与贾摹等谋反伏诛”；而《晋书·索紞传》仅记张宅“以谋反伏诛”，未及贾摹。结合起来对读以后，就明白《晋书》所记张宅以谋反伏诛，实际上是参与了张茂时期武威大族贾摹“谋反”一事。此外，笔者还拿《魏书》与《晋书》进行对读，发现《魏书·私署凉州牧张寔传》记其父张轨患病，张寔“副凉州刺史”，“二子代行州事”，与《晋书·张轨传》记其患病后，“使子茂摄州事”，两者记载有异，推测张寔、张茂兄弟在其父病重之际层出现某些不和谐的迹象，这为后来张茂杀张寔的舅子贾摹、张寔之子张骏上台后又杀戮拥立张茂的阴元家族所证实。张寔系与张茂系之间的矛盾，最典型的解析是通过《晋书·张轨传》与《资治通鉴》的对读的出来的，前者所记“州人”在后者的记述中被具体地揭示出来。类似这样的比勘对读，本来是五凉史研究所必须的，但是从目前的大多数五凉史成果来看，对旧史料的深耕挖掘与考辨还显得不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凉史研究的深入和水准的提升。陈爽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一文中所列四个拓展方向，其中后三个仍属于传世史料的范围，即：（1）对旧有史料的辑佚与清理；（2）对现有史料进行史源学定位；（3）从史学层面重新解读史料。这些都是在尽可能榨取和开掘传世史料中的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提升相关的研究水准。陈氏所言“作为一名合格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精致处理史料的能力，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正是一位五凉史学者必须做到的。

陈氏所列第一个拓展方向，“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简帛文书和墓志碑刻等新出史料的利用”，属于出土文献的史料范围。就五凉政权而言，因地处西北，以墓葬为主的各类文物资料多有遗存，其中属于出土文献类的陶罐文字、砖石墓志、棺板文字、木质简牍、纸质文书也不少。前文所述1981-2008年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前凉、前秦、西凉、北凉时期的文书至少107件，既有录文，又刊布了图版；1999年，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收罗了大量楼兰出土的简牍、文书，其时代上起魏晋，下迄前凉，如著名的李柏文书、张济文书即属前凉张骏时期；2005年，关尾史郎编《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搜集了河西及青海地区的魏晋五胡时代镇墓文资料凡143件，其中明确属于五凉时期的有63件，且均有录文；2017年，贾小军、武鑫《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收录的时代为魏晋十六国时期，其中属于十六国五凉及前秦的镇墓文有80件、墓券37件，除了录文之外，有的还附有图版；2019年，吴浩军《河西墓葬文献研究》收罗了河西地区出土的镇墓文（80余件）、衣物疏（20余件）、买地券（10件）及明旌、招魂幡、解除文、冥间过所、砖铭、棺板题记等（20余件）文字，其中五凉墓葬文献为其重点。这些基础性的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文字资料，其中不少属于五凉时期，为五凉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诚如魏军刚在论述玉门毕家滩、金鸡梁墓群出土的随葬衣物疏、棺板法律文书、封检、木牍、砖铭、等十六国五凉文献时说：“其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葬俗、职官、姓氏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十六国河西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极具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玉门出土文献如此，河西其它各地及吐鲁番亦然。

除了文字史料，进入21世纪以后，墓葬出土的画像砖、壁画在最近十余年也得到充分重视，进入系统整理阶段，出版了一些图录书籍。2009年，俄军、郑炳林、高国祥主编《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刊布了嘉峪关、张掖（高台）、敦煌酒泉等地的墓葬壁画图版，但该书受到关尾史郎的批评，称“本书中的资料过于不充分、不确实，并过于混乱”；他还尖锐地指出：“本书对于历史学、美术史、图像学、考古学等为首的多领域的研究能作出的贡献有可能不大。总之，本书虽然是一部大型而昂贵的图书，但很难说具有出色的学术性意义”；他非常强调资料的完整性于准确性，称“资料的绝对性不足，怎么也补不了，我对于本文的有用性也不太有信心”。2019年，关尾氏编成《河西魏晋·〈五胡〉墓出土图像资料（砖画·壁画）目录》，首先逐一介绍了武威、金昌、张掖、临泽、民乐、高台、肃南、嘉峪关、酒泉、玉门、瓜州、敦煌等12个河西市县的墓葬发掘及其出土的砖画与壁画等图像资料，其次用表格的形式细致地列出66座墓葬出土的砖画与壁画等相关内容；同年，贾小军《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墓葬壁画全集》刊布了718块（幅）彩版壁画，其中魏晋十六国时期646块（幅），占了绝大比重，虽然也偶有重复，但资料价值很高，是目前所见最为齐全的图录集。利用这些河西墓葬图像史料来研究五凉史，最令人瞩目的是以关尾史郎为首的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成果。2004-2013年，他编辑出版了10期《西北出土文献研究》及若干期年度特刊，接连刊登研究河西壁画墓的论文，在调查整理挖掘河西壁画墓资料的基础上，对五凉史的各种内容进行精细的研究，甚至还提出了“高台学”的概念；停刊以后，其研究团队在2019年又结集出版了《砖画、壁画所见的魏晋时代的河西》一书，收录7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画像砖、砖画墓、砖画、壁画、朝服、乐器、武器等方面，最后有渡部武辑录的《甘肃省河西地方出土的犁耕关系画像资料一览（稿）》。值得一提的是，关尾氏还在2011年出版了专著《另一个敦煌——镇墓瓶与画像砖中的世界》，从敦煌墓葬中出土的镇墓瓶与画像砖等第一手资料并与其它地区作比较，探讨了敦煌社会及其人群、家族。日本学者重视组建团队协作攻关，地毯式地从事资料整理并开展专题研究，在利用墓葬图像史料研究五凉史方面走在了前面；而国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仅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利用河西壁画墓的图像资料考察了河西民众的农牧业、渔采狩猎、村坞生活、衣食住行、女性生活、少数民族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朱艳桐在浙江大从事博士后工作期间，完成了近36万字的出站报告《五凉文物史料整理与研究》，其《资料编》部分搜集了134座河西五凉、前秦墓葬出土文献及文物，72件散见河西、吐鲁番五凉、前秦文献及文物，以及30件墓志、敦煌文书、铜镜，且均附有彩图、研究信息及大部分录文，史料价值极高。

五凉地处气候干燥的西北，中原史籍记载相对较少，但出土文物史料却有遗存。陈爽所说魏晋南北朝史料的四个拓展方向，主要是针对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言，且比较关注文字史料，即便是第一个拓展方向即新出史料，也以简帛文书和墓志碑刻等出土文献为重，而忽略了非文字性的文物史料。从五凉史料的自身特征出发，首先是要突破旧史料的藩篱，拓展新史料的范围，使传世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史料相结合，真正实现二重证据法，才能走出五凉史研究的瓶颈；其次是运用传统和新的方法，深耕开掘旧史料的价值信息，通过对勘考辨与索隐钩沉，最大程度地榨取新发现的史料信息，从而推进对五凉史的新认识；复次是充分重视和利用出土文物史料，在已有资料整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研究工作上猛追国外学的成果，积极译介和吸收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使国内的五凉史学者了解更多的研究信息，站在更高的起点开展新的五凉史研究；最后必须做好《五凉史料集成》及相关的人名、地名、官名、族名等索引工作，为五凉史研究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提供有效的检查途径。只有通过综合利用多元史料，深入解读诸种史料的有益信息，才能从被史料限制住了的五凉史中寻找到突围的口子，也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推动新时代五凉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构筑起“五凉学”的史料基础。

 

作者简介：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代表性成果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著作及《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丝绸之路陇右段粟特人踪迹钩沉》等论文。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