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敦煌，有三块石碑，都是清末官员廷栋书写。这三块珍贵的石碑，为我们研究清末河西走廊历史、敦煌文物流失保护的历史提供了重要金石资料。

 一、三块文物碑刻

 武威“晋筑灵均台”碑：在武威市海藏寺内灵均古台上立有一块石碑。碑文“晋筑灵均台”，题款“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之古台”，落款为“安肃兵备使者摄甘凉道事廷栋立”。石碑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廷栋书写，书法规整遒劲，很有功力。

 酒泉“西汉酒泉胜迹”碑：在酒泉市酒泉公园内也有一块廷栋书写的石碑。碑文“西汉酒泉胜迹”，题款“圣清宣统辛亥三月”，落款是“安肃兵备使者廷栋立”。石碑立于宣统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

 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碑：191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箓（也作王圆箓）修建了一座集存残破佛像的泥塔，名为“千相塔（千像塔）”，塔前立有《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碑，碑文为廷栋所撰并书。“千相塔（千像塔）”于1951年拆除，石碑现藏敦煌研究院。

 碑阳面碑额为“永垂不朽”，碑文为《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落款为“安肃观察使者兼嘉峪关监督渤海廷栋撰并书；世袭骑都尉皖北李长龄监修；道人王元箓建；大清宣统二年（1910）岁在庚戌冬十月丁亥吉日辛卯立石；书记员于桂林、安应岱、刘肇基监造；南阳王占魁刊字。”碑阴面碑额为篆字“昭视后贤”，碑文为廷栋撰写的两首诗《敦煌千佛山咏怀两律》，落款为“遂安居士廷栋稿；男岳琇、（岳）珍勒石。”

 二、廷栋其人 

 那么，这个廷栋是何许人呢？

 廷栋（1866-1918），号云浦，镶黄旗人。他于1885年由副贡中举，官直隶州州判，1904年补授锦州知府，后历任安肃兵备使者、甘凉道道台、安肃道道台。廷栋在河西为官多年，所以在武威、酒泉、敦煌的名胜古迹书写三块石碑就不足为奇了。

 廷栋工书法，也善诗。其诗作“弱水西流出边汉，绿杨阴里系渔船。此乡鱼米堪招隐，到处莺花淡俗缘。杯酒园蔬村客醉，山桃溪柳暮春烟。何时解组来湖上，料理琴樽结数橼。”描述了黑河岸边古甘州的秀美景象。

 三、廷栋与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渊源

 廷栋还与敦煌藏经洞文物颇有渊源。

 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了敦煌17号窟藏经洞。王道士徒步50里路，找到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但严泽并没有重视。1902年，王道士又向新任县令汪宗翰报告，汪宗翰带人查看后只是下令：就地锁存，由王圆箓看管。

 汪宗翰拿了一些写卷和绢画送给了当时的甘肃学台叶昌炽，叶学台马上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局转运省城保管，但陕甘总督以经费紧张为由，拖而未办。

 1906年11月，王道士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一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写本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当时在嘉峪关税务司有一个比利时人，回国前去看望廷栋，廷栋以王道士所送的写经数卷相赠。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在师爷蒋孝琬的陪同下见到了王道士。5月，斯坦因以四块马蹄银的代价，买下了六千卷写本和画卷，装了满满24箱运走。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王道士又卖了一部分经卷。

 1909年，伯希和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请教，展示了部分敦煌写本，令中国学界震惊。罗振玉立即建议清学部给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电报，将洞中剩余文物悉数收购并解运北京。

 毛庆蕃令廷栋行事，廷栋行文肃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行文敦煌县知县陈泽藩。陈泽藩接到命令后，便会同王道士清点藏经洞文物。1910年5月，装着剩余8000件经书的共18只箱子，捆绑在6辆马车上，开始东行。途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事件。历经磨难，残存的敦煌文物终于运送至北京。

 作者简介

 赵大泰，甘肃武威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编非遗专著《凉州贤孝之“二十四孝”》《凉州贤孝之“三十六记”》，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2项，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