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民族乐府第一曲调，《凉州》是唐人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人用《凉州》书写了丰富内容，赋予了它诸多文化内涵。

由于《凉州》乐曲在盛唐广泛流行，它随之也成为盛唐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史之乱爆发，盛唐一去不返，人们每当听到熟悉的《凉州》乐曲时，自然会联想昔曰的盛世繁华。

《凉州》因此成了盛世记忆的符号。最先赋予《凉州》这一内涵的是唐玄宗。前引《明皇杂录》中玄宗自蜀返回听贵妃侍者红桃歌《凉州词》以至相顾掩泣的故事，说明在这位酷爱音乐的风流天子心中，《凉州》引发了他对杨贵妃的刻骨相思和盛世一去不返的极端悔恨。中晚唐诗人回忆盛唐，往往写到《凉州》。如王建《行宫词》云：“开元歌舞古草头，梁州乐人世嫌旧。”吴融《李周弹筝歌》云：“供奉供奉且听语，自昔兴衰看乐府。只如《伊州》与《梁州》，尽是太平时歌舞。”《凉州》饱含着诗人对盛唐景象的深情追忆和深切怀恋。

当经历安史之乱的创痛，唐人开始反思这场灾难时，《凉州》作为边地乐曲代表，又成了灾祸之兆。《大唐传载》云：“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人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没，其破兆矣。”《新唐书·礼乐志》亦云：“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开天传信记》还具体阐述了其中道理：“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诏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杂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恐一曰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禄山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尽管音乐与政治本无关联，但审乐知政在儒家理论中向来备受重视，而音乐与政治治乱的关系，又往往是在政治衰乱之际被强化揭出。《凉州》被视为灾祸之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安史乱发，吐蕃乘机占领河西，《凉州》又成了唐人书写河西之痛的载体。凉州地处唐朝连通西域要道，北有突厥、南有吐蕃，处在几股势力中间。徐坚《初学记》载：“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张掖属国、居延属国，凉州刺史所部也。”旧唐书·地理志》亦载：“凉州节度使。治凉州，管西、洮、鄯、临、河等州。”旨否有效控制凉州，成为王朝盛衰的关键。初唐后期“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万里，握兵三十万。”盛唐时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权朔方、河东节度，佩四将印，劲兵重地，控制万里。”哥舒翰镇凉州，“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威震河西。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人侵河西，河西百姓沦为吐蕃子民，朝廷却无力收复失地。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载沦陷区百姓“见使者麾盖夹观。……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去河西，从这一区域诞生的《凉州》乐曲就成了唐人心中难以言说之痛。

中唐以来，借《凉州》书写河西之痛的诗作大量出现。如王建《孤州行》云：“凉州四边沙皓暗，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三亦云：“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元稹《西凉伎》云：“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泪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白居易《西凉伎》亦云：“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凉州的失陷，百姓的艰难，将领的无能，诗人的伤感与愤怒，残酷的现实和复杂的情感都让《凉州》书写显得无比沉痛。这种伤痛直到咸通二年(861年)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收复凉州以后才得以缓解。

一曲《凉州》，经历过盛唐的繁华，记载着战乱的伤痛，有唐一代再且没有哪个乐府曲调能够如此牵动人心。它是唐代第一民族乐府，是名副其实的边塞乐府绝唱。幸运的是，《凉州》曲谱至今仍有留存，叶栋《唐乐古谱译读》、李健正《大唐长安音乐风情》分别根据不同曲谱破译了《凉州》乐曲，今天人们仍能领略到唐代这首边塞乐府绝唱的魅力。

（本文节选自《武威历史文化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