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字善长，生于天安元年（466年），卒于孝昌三年（527年）。他的《水经注》引王隐《晋书》说:“凉州（指姑臧城—引者）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及张氏之世居也，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据《晋书·王隐传》：王隐，陈郡陈县（今河南淮阳）人。东晋太兴初（318年）任著作郎，奉命撰《晋史》。当时的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但他生长在东南，不知西晋事，便常向王隐求教，“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等到虞预书成名扬，便加害王隐。隐被逼归家，“贫无资用”，乃流落到武昌，幸由征西将军庾亮赞助，他才得以把《晋书》写成。王隐撰写《晋书》的年代，正是前凉有国的年代，所以王隐所记前凉国都姑臧城事，其可靠程度是很大的。唐贞观十八年至二十二年（644—648年）修《晋书》时，王隐《晋书》是十八家参考书之一。可惜“新《晋书》成，而十八家尽废”。唐修《晋书·张轨传》载:“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馀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以上两书所引王隐《晋书》说得十分明白，前凉张氏增筑姑臧城时，原来的姑臧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到了前凉张氏，“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

　　在没有发明印刷术的时候，古代的书籍是传抄的。传抄过程中，形近致误，随意衍夺等事屡见不鲜。所以古代的校勘工作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被称为校勘学。例如《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说凉州城“南北七十里，东西三十里”，“七十”和“三十”的两个“十”字都是“衍文”，这一“衍”，就出了大问题，不说一个小小的王国国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王朝的首都恐怕也没有这样大的城。

　　我们可以想象，两千一百多年前，匈奴筑的姑臧城和一千六百多年前前凉张氏增修的姑臧城相比，肯定是较为逊色。从前凉时（或者还要早些）建筑的建康郡城（今高台县骆驼城）遗迹看，当时城垣工程之浩大是惊人的。城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425米，南北长704米。城为黄土夯筑，夯土层厚10—15厘米，城基宽6米，残高7米。从南垣向北250米处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城墙，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城、北城）。南城西南隅，有长132米、宽79米的小城，南城墙开一小门。南城南垣正中开门，内筑马道，外筑瓮城。东西城垣在靠近北城处对称各辟一门，并筑有瓮城。北城南垣（即南、北二城的隔墙）正中辟门，筑有瓮城，南、北二城相通。城垣四角筑有方形角墩，东、西垣筑有马面，由这一实物例证联想到，笔者对前凉张氏在匈奴筑的长方形姑臧城里面，由北向南，依次筑过三座小城的推测，更增加了它的合理性。

（骆驼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