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炉里烧出泥活字
发布时间：2019-08-05
据中国北宋科学家沈括（1030～1095）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载，泥活字为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所发明。方法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经火烧硬而成泥活字，并用它们在两块铁板上交替排版和印刷。沈括称此法“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成功，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比德国J·谷登堡活字印书早约400年。
说到泥活字，我市文史专家党寿山的记忆回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意外发现的一批西夏文物，讲起了孙寿龄先生蜂窝炉中烧泥活字的故事。
1987年，武威凉州区新华镇缠山村部分村民在寺院山洞内，意外地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物。1989年9月，武威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得到出土文物的消息，当即赶到缠山村进行现场调查。
在出土的这批文物中，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共54页，书长28厘米，宽12厘米，每页有7行字，总共达6400多字。为我国最早的极为罕见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
当时的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寿龄发现，《维摩诘所说经》与别的雕版印刷品有许多区别，具有活字印刷品的特征。他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活字印刷品，但证明是活字印刷品，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活字有很多种：有泥字、木字、铜字、锡字……那么，《维摩诘所说经》到底是哪一种活字印成的呢？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老专家张秀民曾说：“至于泥字、木字、铜字的区别，则在几微之间，更为不易（鉴定）。”孙寿龄先生没有望而却步。
1994年3月，孙寿龄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那么，它到底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印本？专家意见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是泥活字印本，并称之为“世界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有人认为是木活字印本，认为研究者所提出的泥活字证据都可以从木活字角度得到合理解释；也有的专家采取很谨慎的态度……要想别人认可自己的观点，最好是能拿出实物证据。
孙寿龄又做出惊人之举：他要亲手制出泥活字。决心一定，从此他便迈上了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再实验的漫漫征程。
当他真正开始这项工作时，他才明白：“复活”西夏文字，可没有刻个名章那么简单！要复活早已“死亡”、退出历史的西夏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选料、刻字、“火烧令坚”、印刷成书四个步骤哪个都不可马虎，作为一名业余研究者来说，又不可能具备完备的条件。怎么办？到哪去烧？
孙寿龄决定就在自己家做饭用的蜂窝炉中烧。做饭炉子也能烧出陶化的字？他为此经受了无数次失败。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一炉一炉地烧，一次次毁掉重来。火候大了，流釉；火候不足，烧生了，一见水就变为泥巴。一炉烧坏了，就前功尽弃，从选泥到刻写都得重新再来，令人心疼不已。他不得不在炉边守着，不敢挪动。大部分节假日和下班后的时间，都被他用来烧制西夏字了，吃饭、休息都无法保证，他常常熬到深夜两三点钟，甚至整夜都不能睡。为此，他落下一身病：手腕发麻、腰椎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疼……但已“死亡”的文字却在他手中“复活”了。
西夏文泥活字烧制出来了，目的是要用它印刷成书。只有印成书了，孙寿龄的结论才更能令人信服。而印刷的难度，一点也不比刻写、烧制小。
排版难，固定泥字更难。毕昇是“先设一铁板，其上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孙寿龄研究认为松脂和蜡是用来固定泥字的，但一时竟不知纸灰有何用。经过反复试验才搞清纸灰起保温、确保字体平整的作用。这样，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坚持，终于掌握这其中的奥妙了。
他成功地印出了泥活字印本，让《维摩诘所说经》从他手中获得了新生，也让泥活字的特点在他的印本中得到充分展现。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失败与成功、挫折与艰辛，孙寿龄感慨万千。他说：“我花了功、搭了钱、赔了健康，图的是什么？我为的是捍卫祖国的发明权，为的是让子孙后代能正确认识泥活字，不要再把泥活字认作木活字。现在，我填补了一项空白，心血总算没白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史金波称他是“近代西夏文活字第一人”。（作者/刘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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