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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凉州籍高僧昙曜生平简介及对中华佛教文化的贡献

发布时间:2020-05-18      点击率:
昙曜是北魏时期著名的凉州高僧,在天文、地理、佛教、建筑、艺术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主持开凿的云岗石窟第16至20窟,被称为“昙曜五窟”,在古今中外雕塑艺术史上具有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昙曜生平简介
昙曜,生年不详,约卒于487—489年间,籍贯凉州(一说为罽宾人,今指克什米尔一带)。他少年出家,修行禅法,坚守戒律,节操高拔,是北魏时期佛学修养最深、最有才华的一位高僧。
昙曜年轻时期所处的时代是匈奴族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在都城姑臧,他受到了太傅张潭的特别礼遇。太延五年(439)七月,北魏攻陷姑臧,北凉灭亡,迁僧人工匠3000人,北凉国人3万户到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昙曜亦在遂迁的僧团之中。
入魏后,昙曜历经北魏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深得皇帝知遇和礼敬。北魏太武帝年间,灭佛事件,诛沙门,焚寺院,毁佛像,许多僧人纷纷还俗以免惨遭杀害。唯独昙曜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加劝,仍密持法服器物。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任师为沙门统,管理僧众,整修寺宇,道誉日高。后来,又奏请皇帝设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制度,作为兴隆佛法之资。并于大同石窟通乐寺,召集诸德,翻译佛经。
二、历代古籍中对昙曜的记载
昙曜的事迹首载于梁朝慧皎《高僧传》,唐朝释道宣《续高僧传》、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和唐朝靖迈《古今译经图纪》亦有记载。《魏书·释老志》的记述颇为详细,载曰:
“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减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又云:“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袛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拿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三、昙曜对中华佛教文化的贡献
昙曜一生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超凡的智慧,展开一系列复兴佛教的工作,无论在政治、经济、教化、艺术或译经,都将佛教带向复苏、繁荣的景象,为中华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凉州的功绩。十六国时期,凉州佛教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开凿石窟、雕塑佛像、翻译佛经,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为中原的佛教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翻译佛经。五凉时期,凉州僧人不仅赴西求经,返回后译经传播,使凉州成为中国禅法最盛之地。除前凉外,后三个凉国中,北凉的译经最为突出,当时闻名凉州的佛经翻译家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道泰和昙曜等。在凉州,昙曜参与了长达10万偈的梵文本鸿篇巨著《大毗婆娑经》。这部经书被称为“三藏之指归,九部之司南”,由凉州僧人道泰从西域带回姑臧。为了翻译此经,北凉王沮渠牧犍召集300多凉州僧人翻译,昙曜便参加了这次译经。可惜书成不久,北凉灭亡,此经横遭劫难,百卷之数,仅存60卷,即为流传于后世的《贤愚经》。同时,昙曜还参与翻译《优婆塞戒经》。
建寺立塔。五凉时期,凉州城乡塔寺林立。据《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载:“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于州南北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遵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姑臧城内的清应寺及姑洗塔即建于前凉时期,武威天梯山石窟亦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约在412—433年间)。这些佛教活动,昙曜亦全部参加。特别是天梯山石窟的开凿,昙曜应是深度参与,在建筑艺术的中西结合方面作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为日后主持开凿云岗石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昙曜参与开凿的天梯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称之为“凉州模式”,在学术界有着“石窟鼻祖”之称。
(二)昙曜在平城的功绩。《魏书·释老志》载:“太延五年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昙曜对中华佛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入魏后的平城,集中表现在文成复法后的沙门统任上,开窟造像、翻译佛经、改制寺院经济。
翻译佛经。昙曜在武州山通乐寺设官署译场,这是中国石窟寺最早的译经场。昙曜译经僧团主要人员有吉迦叶、常那邪舍、昙靖以及负责笔录汉文的刘孝标等。昙曜在此组织过两次译经活动,一次是在和平三年(462),另一次是在延兴二年(472)。唐朝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六载:“以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壬子,为昭玄统沙门昙曜译《大方广十地》等经五部,刘孝标笔受。”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第三载:“和平元三年昭玄沙门昙曜欣三宝再兴,遂于北台石窟寺,躬译《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传》四卷,流通像法也。”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载:“《杂宝藏经》十三卷(阙)、《付法藏因缘经》六卷(阙)、《方便心论》二卷(阙)。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此三经并未至京都。”
“昙曜五窟”。《中华文明史》(第4卷)写道:大同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16—20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是来自凉州、当时身为沙门统的僧人昙曜所开。“昙曜五窟”是武威天梯山石窟“凉州模式”的承袭与超越,揭示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艺术的开创,代表了我国北魏时期造型艺术的巅峰水平。“昙曜五窟”吸收了外来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华,特别是“凉州模式”,发展创新了中国式的佛教造像艺术,体现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传统艺术精髓。“昙曜五窟”所显示的粗犷、雄浑、朴实、大气的风格,以及造像中以“气”为主的造型艺术特色,是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所特有的。

       改制寺院经济。昙曜任沙门统后,还把产生于凉州的“僧祇户”制度移至北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另外,还创立了“僧祇粟”“佛图户”制度,这不仅改善了当时的经济生活,更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贡献。(文/柴多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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