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前凉文学土壤，不但促成了赞、铭、表、令、疏等官僚文学的兴盛不衰，还给以图谶、占候为主要内容的前凉民间文学提供了生存的环境，赋文和骈诗两种主要的文学式样也佳作频出。前凉积淀的文字学、音韵学、诗赋修辞学，都给鸠摩罗什带去了丰富的营养。反过来，鸠摩罗什在凉州的讲诵活动，把天竺佛经的文学表现手法和天竺社会生活风貌介绍到了凉州的僧俗界，尤其是士界，又丰富了后凉文学创作的素材，使后凉的文学创作烙上了异域色彩。后凉文学修辞的迅速发展，创作素材的开阔，完全得益于佛教文化的影响。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僧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把佛教中广阔多变的本生故事、百喻故事和天竺、西域民间故事大量地通过讲诵活动，推介到了凉州，开阔了河西文化学术群落的视野，天竺或西域的民间故事和佛经故事在口传中搀加上了本土文化的特色。经过鸠摩罗什等一批驻寺僧和游僧的讲诵活动，佛经故事被中国化，佛经故事中的人物和风土，被重新加工创作为中土人物。东方的志怪传奇涌进凉州，为人们所喜爱，而天竺的阿弥陀佛世界也在洞窟壁画、经卷译本中深入人心。佛教题材、志怪题材与本土民间题材的杂糅，开拓了后凉文学的创作空间。后凉灭亡后，凉州人段龟龙创作了志怪与野史题材的《凉州记》，成为同中原《搜神记》一样闻名一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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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凉时期多名凉州文人修撰有《凉书》，虽然至今佚失不存，但有些句段仍被僧史资料引用。张澍《凉州记序》载：“又云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各著《凉书》……传谦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阙漏，谦之乃修《凉书》十卷。《宋书》大且渠传：‘元嘉十四年，茂虔表上献《凉书》十卷。”多种《凉书》，有的全名《前凉书》，有的叫《后凉书》，还有的叫《北凉书》，后世概以《凉书》称之。唐代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就引用《凉书》句段：“案《后凉书》，秦主符坚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将军、酒泉公吕光西讨龟兹国。得沙门鸠摩罗什，是龟兹国大承相之长子。吕光至凉州，闻秦主姚苌所害，光遂称帝凉，治姑臧。罗什在凉州译出《大华严经》，以自玩。适至秦主姚苌子兴弘始二年，至长安译出众经，佛法尔时大盛。”索晖、刘昞与鸠摩罗什生活在同一时期，高谦之是沮渠蒙逊的外甥，对鸠摩罗什的了解更详细，鸠摩罗什在凉州译出《大华严经》是可信的。准确说， 鸠摩罗什在龙飞年间译出的《大华严经》，应是其中的“十住品”。
鸠摩罗什在凉州时期，特别注重对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提婆菩萨佛教经义及菩萨生平的研究。四世纪末的凉州僧俗，对这三位天竺菩萨所知甚少，鸠摩罗什借助讲经活动，向信众推介三菩萨，介绍三菩萨的生平事迹。他的汉语讲义资料，在凉州时期应当就形成了文本，也就是闻名后世的《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和《提婆菩萨传》的最初稿本。菩萨三传，确切说，就是在凉州完成初稿，后在长安略作润色后定稿，最终经他的弟子们传抄而流行于世。
僧肇是受鸠摩罗什教诲最多的弟子，初到姑臧，鸠摩罗什就为僧肇单独讲述《维摩诘所说经》的玄义，解开了他在关中许多久积的疑惑。僧肇后来注解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把鸠摩罗什在凉州多次讲解的要义或笔录、或默记，以“什曰”的形式，全部辑入注解中，他自己的观点则以“肇曰”的句段附在其后，不但体现了维摩诘要义的师承关系，而且因为鸠摩罗什本人既译又注，加上僧肇与道生各自观点不同的注解，产生了中国佛经注疏中独一无二的《注维摩诘所说经》师徒三人混注本，在后世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权威影响。
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到长安弘法初期，“方言未融”，可见凉州文化对他后半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鸠摩罗什在凉州掌握的是汉晋遗风的古雅官方语体，而在长安，东晋的骈丽藻华之气已被长安士大夫所喜爱，长安为中心的关陇官方语体比之凉州更重修辞，更在乎巧饰。两种官方语体的句型结构发生了差异，比如，凉州官方语体中，秉承两汉、西晋古朴的语法特征，鸠摩罗什后来喜欢在动宾之间嵌用的助词“于”，这在两汉、西晋的文书中从无先例，而诸如“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得于圣道”等，恰恰是南朝的民间俚句流行到长安后形成的句型结构，符合当时关陇官方语体的发展趋向。鸠摩罗什在佛念、僧肇的帮助下，刻苦学习关陇官方语体，其凉州方言口音也逐渐改变为关中方言口音，适应了长安的僧俗语境，交流上的障碍没有了。鸠摩罗什克服了语体上的“格”后，其翻译语言融入了长安的官方语境，为他以后能熟练“手执胡本，口宣秦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从《贤劫经》的翻译开始，鸠摩罗什探索出了同之前几百年译僧“直译”传统截然相反的新路子，这就是“意译”，后世僧俗把鸠摩罗什的这种译法称为“新译”。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把庄严的西天佛土赋予了中国化的时空审美情趣，翻译语言灵动传神，行文音节秀美，顿挫冶姿。其中“法华七喻”所述，结构整饬，句型跳跃多变，遣词用语精准，上下句句尾韵角呼应，既有汉魏散文的高迈，又不乏南朝散文的空灵，体现了鸠摩罗什已经成熟自如的“意译”风格。自鸠摩罗什创新“意译”后，统治中国译界几百年的“直译”被淘汰了。
《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论著，鸠摩罗什把经、论翻译出来后，总摄为一百卷，洋洋一百多万字。译本对佛教全部关键名词都给出了详细、深入浅出的解释，成为当世乃至后世僧俗二界学习佛学概念的工具书。僧睿在序中称赞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但这本论著的内容非常庞繁，要是全部照章翻译出来，就不是一百卷的问题，而是长达千卷的规模。但是天竺与中原在行文上的审美差异就成了矛盾，天竺行文，不厌繁复咏叹，唱赞誉美的段落不断重复出现，上下品连接部分也多重复。而中原人却以简洁为美，不喜繁复，唯尊精炼。鸠摩罗什最后决定尊重中原人行文组篇的审美习惯，“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就是敢于对经典进行删减，祛冗言以概简，体现简明、通畅、精炼的特点。《大智度论》的梵本，存在大量的比喻，取材自天竺的民间传说、风土历史、人文掌故，而每一个细碎的典故背后，就有一大堆令人目眩的史地与风俗知识，尤其是自然物产，天竺有的，中原闻所未闻，如果用原比喻，那么，译成汉文就令人如坠云雾，不知所出。如果删除比喻句，又不能准确传达龙树菩萨由“情”而致“悟”的原委。不用比喻，不能达情，不达情无所寄托哲理和妙悟。在此情况下，鸠摩罗什决定用中国化的比喻去替代天竺化的比喻。鸠摩罗什在翻译中严格遵守“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的规制。梵经抄本中音节出现误差的，必须审定为正确的天竺标准音节。原来译为汉语但不契合梵经原义的，必须要核定准词语。遇到咒语等密不可动者，直接音译为汉字。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在中国译史上第一次运用中国的审美观与社会价值观，准确、生动地解释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玄妙般若思想，也使中国的般若思想通过中印文化的对撞，让中国的般若修行者们认识到了原来以道仙、儒经“格义”般若类佛经的荒谬处，使真正的般若思想如清风样流行在了中国的寺丛。自《大智度论》的翻译开始，天竺的译本从此走上了中国化的文体审美特征之路。
自后秦弘始四年（402年）二月初八日，鸠摩罗什翻译出《阿弥陀佛经》开始，到后秦弘始十四年（412 年）九月十五日译定《成实论》，他在长安翻译出的佛经主要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二十卷、《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妙法莲华经》七卷、《贤劫经》五卷、《菩萨藏经》三卷、《佛藏经》三卷、《禅秘要经》三卷、《梵网经》二卷等。鸠摩罗什翻译语体的澄净，在文体上恰与禅道虚明的内在观相应，而对经义玄妙的呈现，又起到了浑然天成的铺垫。唐代高僧道宣对鸠摩罗什的译经推崇备至，撰文说：“其人聪明善解大乘，以下诸人皆俊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近代梁启超称赞他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他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时称“什门四圣”。道桓、昙影、慧观、慧严、僧肇、竺道生、道融、僧睿，被称为“什门八俊”。另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释僧契、释昙影、释慧严、释慧观、释道恒、释道标被称为“什门十哲”。
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活动，为后世塑造出了一批形象饱满的佛教人物。鸠摩罗什译笔下的富楼那，是怎样的一个佛教典型人物呢？富楼那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的略语，中原译作“满愿”。他是天竺人，出身富豪之家，净饭王国师之子，属婆罗门种。他是最解凡俗众生心的菩萨，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出现。四海为家，行无定处，今天人还见他在南天竺为人解难排忧，明天却发现他出现在北天竺的集市上。白天在大街、广场，随缘弘法。晚上在山间、林中、水边，独自静坐。他发动建立精舍和讲堂，建造成功，让有德者居之，自己又到他方去行化。他生活艰苦，除三衣钵具之外，别无长物。
富楼那是佛弟子中杰出的布教师,不作空洞的说教，而是从改善人的生活做起。如输庐那国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富楼那到那里以一个医师的身分，每天忙着探视病人，看护病人。患者见到他，如同看到救星，再重的病症，都能霍然痊愈。他又是一位教师，白天教群众识字、耕种等生产知识，晚上讲说五戒十善，因果报应的道理。使输庐那国的人民很快都皈依了佛教。他在那里收了五百弟子，建立了五百僧伽蓝。他所具备的善知法义、能为宣说、处众无畏、辩才无碍、方便巧说、随法行法、具足威仪、勇猛精进、身心无倦、成就威力等十种佛徒德行，至今仍在激励着僧俗二界。
鸠摩罗什的译笔还为后世塑造了维摩诘这样一位“居士”形象。维摩诘本是俗世中的修行人，生活美满富足，有娇妻乖儿，有良田钱粮，有鲜衣怒马，现身为实业家、外交家、法律家、政治家、演说家、教育家，“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维摩诘居士善行六度，“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最后成就大菩萨功德，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得诸总持，获无所畏，入深法门，善于智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
通过鸠摩罗什的译介，维摩诘形象在南北朝州郡、乡里无处不风行流传，不仅士大夫、文人阶层竞相摹仿，就连乡野、村庄的田夫亦钟情于维摩诘，维摩诘信仰催发“居士”人群大量出现，出现了人人争说维摩诘的旷世奇观。“居士”群体的弘法活动，弥合了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别观念、尊卑界限，重新整合了大小乘佛教理论在在家与出家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修行变成平实易行的在家现实生活。隋唐以后，维摩诘信仰越演越烈，乃至深入诗词曲赋和民间文艺。自宋代以至清末晚近词作、词话、笔记小说、书信词札、评注序跋等有关资料中，维摩诘的影子无处不在。
中国历史上维摩诘居士信仰者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品类之繁盛，时间之久远，影响之深广，莫不与历代文人士夫政治的失意，权力的丧失，仕途的坎坷挫折相关。维摩诘的人格形象无疑是他们精神上得以解脱，转而向往人生享乐，追求声色刺激的前提与诱因。如王安石《诉衷情》五首、苏轼《如梦令》二首颇具代表性，表达儒、释、道三教思想相辅相成的宗教情感与体验。
自鸠摩罗什在中国首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此经至唐代已译六次，影响巨大。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颁布《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孝经》、 《道德经》一起颁行天下。明成祖编纂《金刚经集注》，敕令天下奉行。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对《金刚若波罗蜜经经》崇奉有加，天台、华严、三论等竞相习诵，并按本门宗义进行阐发。天台宗用佛性论注解经文，华严宗以真如缘起论解释经文，禅宗更以《金刚经》为传法心印。
随着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广泛流传，一种中国式的佛教感应文化应运而生。十六国时期，不少僧俗就开始收集各种信受奉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获得功德报应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分类辑要，以证明尊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延寿、愈疾、生子、登科、避邪、脱难、如愿等效应，一方面让人们加强佛教信仰，一方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止恶从善。唐代孟献忠撰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按诵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能获得的应验和利益，分为救护、延寿、灭罪、神力、功德、诚应等六篇，收入以隋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故事七十则。唐代凉州人段成式撰的《金刚经鸠异》收入了以中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故事二十一则。此外，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中《持诵金刚灵验功德记》、《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等著作，都反应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民间社会的流行情况及其化导世俗的功能。
伴随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传播，中国古代印刷、雕刻、绘画、文学、书法等文化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木刻本；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扉页的佛教绘画；现存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外，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所书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手迹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相关的文学作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疏中的诗词美文仍流传至今。尤其是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内容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千百年来层出不穷，涌现出了一大批佳作名篇。如，《五灯会元》中就收录有大量以此经经义创作的诗歌，作者多为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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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鸠摩罗什的传记，大致有僧本、史本和窟本三类。最早记录鸠摩罗什生活情况的是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释道安所撰《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其中记载：“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
鸠摩罗什晚年，他的弟子僧睿等为他翻译的佛经作序，序文中零碎记载了鸠摩罗什的简历。僧睿《大品经序》中介绍：“究（鸠）摩罗什法师，慧心夙悟，超拔特诣。天魔于而不能回，渊识难而不能屈。扇龙树之遗风，振慧响于此世。秦王感其来仪，时运开其凝滞，以弘始三年，岁次星纪，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秦王扣其虚关，匠伯陶其渊致。虚关既阐，乃正此文言；渊致既宣，而出其释论。渭滨流祇洹之化，西明启如来之心。逍遥集德义之僧，京城溢道咏之音，末法中兴将始于此乎？”随后，僧睿又在《小品经序》中记述鸠摩罗什译经“神授其文，真本犹存”。他作《思益经序》《大智释论序》，记述鸠摩罗什译经的盛况，“幸遇究（鸠）摩罗什法师于关右，既得更译梵音。正文言于竹帛，又蒙披释玄旨，晓大归于句下。于时，咨悟之僧二千余人。”“秦王虚衿，既已蕴在昔见之心，岂徒则悦而已？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惓。又以晤言之功虽深，而恨独得之心不旷；造尽之要虽玄，而惜津梁之势未普。遂以莫逆之怀，相与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师义业沙门，命公卿赏契之士五百余人，集于渭滨逍遥园堂。鸾舆伫驾于洪涘，禁御息警于林间，躬揽玄章”。《关中出禅经序》的记载更为重要，确切地记录了鸠摩罗什从凉州到长安的时间。“究（鸠）摩罗法师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常（长）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从受禅法。”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也提及鸠摩罗什“宣马鸣所述”。稍后的东晋慧远的弟子们也在《鸠摩罗什法师大义》中记载：“什是天竺大婆罗门鸠摩罗炎之子也，其母须陀洹人。什初诞生，圆光一丈。暨长超绝，独步阎浮。至乎归伏异学，历国风靡。法集之盛，云萃草堂。其甘雨所洽者，融、伦、影、肇、渊、生、成、睿八子也。照明之祥，信有征也。”英国藏敦煌抄本《鸠摩罗什传》的内容，比对僧佑、慧皎的传，可发现抄本要早与此二人的传，应是北凉时期凉州人所作的窟本小传。
为鸠摩罗什最早系统作传者，是南朝梁著名佛史学家僧佑，鸠摩罗什的传记收录在《出三藏集记》中卷第十四中，是南朝梁释慧皎、唐房玄龄重作《鸠摩罗什传》的主要依据。僧佑作《鸠摩罗什传》的时间，大致是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前期（502-508年），他所知道的鸠摩罗什是东晋、刘宋南方僧团的口传资料。《出三藏集记序》中载：“提、什举其宏纲，安、远振其奥领，渭滨务逍遥之集，庐岳结般若之台。”可见鸠摩罗什在“渭滨”译经对南朝僧界的巨大影响。梁武帝带头推崇鸠摩罗什，撰文称赞：“鸠摩罗什澍以甘泉，三译五校，可谓详矣。”鸠摩罗什的影响力在天监年间达到了极盛，僧俗二界为他作传也水到渠成。僧佑将鸠摩罗什弟子们序文中有关他的零碎记载加以缀联，关于凉州的风土民情通过“凉州沙门释慧朗”、“随师河西”的沙门释弘宗等友人的口传资料得以清晰，结合段龟龙《凉州记》和多种《凉书》的历史记载，产生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鸠摩罗什传记文本。僧佑作的《鸠摩罗什传》中，鸠摩罗什弟子经序中的记载是该传后部分的重要史料。而前部分所记的鸠摩罗什斗天魔的故事，明显出自僧睿《大品经序》；他生而聪慧一事，则源出慧远弟子编辑的《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关于鸠摩罗什在凉州与外道斗法和他的生活情况，则出自北凉段龟龙的《凉州记》。鸠摩罗什父子出身相门，其母为公主，创作灵感明显受了佛经故事中智子们生活环境的触动，唐代的道宣又从这根线索演绎了鸠摩罗什为“七世译师”的故事。可以说，僧佑的创作中，鸠摩罗什生平断裂处很多，杜撰痕迹也明显。
僧佑的传随《出三藏集记》的刻抄传到南北朝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位梁僧释宝昌也于天监九年（510年），“搜括历代僧录，创区别之，”在天监十三年（514年）（《历代三宝记》中又作“十八年”）创作出了三十一卷本的《名僧录》，其中就有鸠摩罗什的新传。但该书完成不久，释宝唱获罪，未能大范围流通。在宝唱著毕《名僧传》的当年，梁僧释慧皎也撰写完成了《高僧传》，欲与宝唱相敌，他集前人资料，依据史籍、地志、僧传等，采各家之长，编撰《高僧传》凡十四卷，分译经、义解、神异等十科，记载自东汉明帝至梁代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余人，成为汉传佛教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僧传，所创僧传体例为后世所依。《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比僧佑的同传文辞上更为流畅，内容上也多有增补。但添加的民间传闻多而无据，史料的严肃性与准确性方面不及僧佑。释慧皎的传收在《高僧传》卷二的头条，中间部分加入了大乘佛法的说教，赋予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尤其是根据僧俗二界“悠悠者”口传史料记载的鸠摩罗什长安“纳妓女”之事，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唐代房玄龄作《晋书》时，进一步夸大鸠摩罗什失戒事，又加进了“一交而生二子”的丑闻。同时，房又根据《魏书》《宋书》《十六国春秋》中的奇谈玄事，敷衍成传。
隋唐以后，各种注疏鸠摩罗什译经的著作层出不穷，这些注疏作品中，都有鸠摩罗什的简介，主要叙述鸠摩罗什门徒的师承和他译经的史事，以僧睿等人的经序为依据。乾隆《大正藏》中《经疏部》收纳隋唐以来名僧注解鸠摩罗什译经的著作多达三十三部，如北魏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隋吉藏《法华论疏》、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都有内容大同小异的鸠摩罗什简介。而《大正藏》中的《史传部》《事汇部》《外教部》《目录部》《古逸部》等收历代僧作百余部，大部分著作中都有鸠摩罗什的事迹介绍。
总的来说，历代介绍鸠摩罗什事迹的僧作，侧重于译经的考据；介绍鸠摩罗什生平的史作，僧佑《出三藏集记》中的传相比《高僧传》《名僧传》和《晋书》的鸠摩罗什传历史的真实性更为接近；敦煌窟本的鸠摩罗什传记，内容简练，记述质朴，但也记载了诸传中没有出现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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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早在西汉武帝时期，西域佛教文化传入凉州，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佛教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凉州曾一度为中国早期佛教中心，为中原的佛教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凉州是鸠摩罗什在中原地区驻锡时间最长、受“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影响最深刻、搜集梵胡佛经最多、为长安译经准备翻译条件最充足的地方。现存的鸠摩罗什寺塔是鸠摩罗什惟一的一颗舌舍利的存贮地，是全世界惟一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城标性的塔寺。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真实还原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弘法生涯，是武威档案研究工作者、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2017年以来，武威市委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挖掘工作，提出“把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等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步伐”“更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留住历史根脉和痕迹”“努力建设文化旅游名市”，为《鸠摩罗什在凉州》编辑出版项目实施提供了动力和保障。武威市档案局结合鸠摩罗什档案的挖掘整理工作，向甘肃省档案局申报了《鸠摩罗什在凉州》图书出版档案文化项目，获批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省级项目，文史学者李林山为主创。李林山深度挖掘《四库全书》和隆印《大正藏》中沉埋的大量鲜为人知的鸠摩罗什史料，整理佛史古籍中涉及鸠摩罗什事例的档案文字达900多万字，并从英、法、俄藏敦煌文献中搜集到鸠摩罗什佚闻近百条，整理了大量鸠摩罗什译经的古抄件、雕刻本，从中汲取创作《鸠摩罗什在凉州》的宝贵素材。
在创作《鸠摩罗什在凉州》一书时，主创人员力求以大量第一手的史料，对信史《出三藏集记》、《高僧传》中鸠摩罗什传进行二度弥合、补充、引申，体现在史学布局方面的新颖性和独到性，力求作到新而不孤（观点尽可能不用孤证，用二条以上史据为证）、谨而不泥（历代僧史见解甄别吸收）。对信史《出三藏集记》、《高僧传》中鸠摩罗什生平不足部分，在史学与佛学求证中进行再创作；对鸠摩罗什生平简略部分，依据佛籍史料进行深度阐述；对鸠摩罗什生平中争议或存疑部分，引足史料进行甄别处理。在创作布局中，力求以生平“不足”和“存疑”两部分为重点；在鸠摩罗什生平叙述布局中，力求以鸠摩罗什在凉州十七年生活为重点；在鸠摩罗什翻译事业上，力求以凉州十七年的译经准备和经义见解、弘法实践为重点。全书横线上，以三个部分展开记述的基本构架；纵线上，则以西域求学、长安译经两部分，全面烘托、渲染鸠摩罗什凉州生活十七年的写作中心。创作脉络清晰，重点突出。记述力求简洁流畅，避免古籍中晦涩、玄奥的佛学术语和阐述，用文学语言对佛学术语和教义进行生动、通俗解构，把鸠摩罗什放置到佛教文化背景中去刻画，避免了以往许多作传者把人物活动与佛经译介肤浅堆砌的弱点，经中见人，人中现经，提升了鸠摩罗什形象的佛学专业水平。
在具体创作中，主创人员力求用简明、通俗、传神的笔调，为人们展现了大、小乘佛教的时空情景和大千世界秩序，描绘了般若、涅盘对十六国时期社会民生的精神塑造。《鸠摩罗什在凉州》突破以往鸠摩罗什传记的臼窠，第一次把鸠摩罗什这个佛教历史人物放置到佛教瑰奇的文化土壤中去，进行了全新的刻画。同时，浓彩重墨展现前凉、后凉、前秦、后秦等割据政权纷杂的战争画面，把人物的命运与社会大环境结合起来，使一大批人物的爱恨情仇和弘法者们的坚韧无畏都刻画饱满、有血有肉。这部作品，与其说是鸠摩罗什个人的弘法史，不如说是佛教东渐几百年僧俗大众的精神史。浑厚的佛教文化与民俗渲染，使鸠摩罗什这一人物形象更具厚度。
《鸠摩罗什在凉州》在历史学与档案学的范畴内，以历史史实记述鸠摩罗什的一生，重点介绍国内鸠摩罗什研究的凉州生活部分，贯通了《高僧传》中龟兹与长安之间所缺乏的凉州社会生活与个人经历。以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据为基础，全面系统地勾勒鸠摩罗什在凉州十七年的社会活动、弘法经历、梵胡经籍搜集等重要事迹，填补了国内鸠摩罗什在凉州十七年史事缺失的空白、鸠摩罗什父母研究的空白、鸠摩罗什译经思想与译著内容研究的空白。可以说，《鸠摩罗什在凉州》一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档案学范畴内的严谨人物史传记，必将使人们对鸠摩罗什的生平产生新的认识，推动鸠摩罗什研究向历史学术、佛教经籍解读、佛学文化知识普及等领域进发。
《鸠摩罗什在凉州》的编辑出版，是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武威黄金节点城市和努力建设文化旅游名市而推出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档案文化产品，对于丰富中国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工作，对于开展“一带一路”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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