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位伟大的藏族政治家，杰出的历史人物，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他出生于西藏萨迦派世家，幼年学习佛教，10岁时来凉州，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19岁离开凉州，跟随世祖忽必烈“尊为国师”，之后又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他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超人的智慧，毕生致力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佛法。他对藏族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方面深远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前往凉州到离开凉州10年，这段时间，正是他一生中学习知识，增长才干，走向社会的黄金时代，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八思巴是从凉州成长走向“帝师”的。本文拟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对此略加探讨，以助于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八思巴铜像

　　一、在凉州结识熟悉了蒙古皇室成员及有关情况，建立了蒙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公元1244年，10岁的八思巴应驻扎在凉州的西凉王蒙古皇子阔端尊父皇窝阔台汗的邀请，随同63岁高龄的伯父西藏著名的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年仅6岁的弟弟恰那多吉，从西藏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饱尝风雪以及各种困难和艰辛，于1246年8月来到凉州，共同协商西藏归属蒙古，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但是，此时邀请他们前来凉州的阔端已到蒙古地方（《元史》说是汪吉宿灭秃里之地）参加贵由即大汗位的典礼，他们就停留在凉州等待，一方面了解和熟悉凉州的情况，另一方面讲经说法治病救人。1247年正月，阔端回到凉州与萨班在这里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商谈”。首先谈到的是在西藏各地方势力分据一方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实现西藏归附于蒙古汗国。萨班与阔端议定了降附纳贡，维持原来地方首领职权的条件，然后以佛教首领的名义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规劝他们接受。萨班从凉州向在西藏各个派领袖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指出为了西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条件归降蒙古，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当时通过萨班与阔端的会谈，确认了西藏全部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汗国的属地。阔端承认归属的各地方首领可以保有原来的地位，但要通过蒙古的委任，并向蒙古呈报户籍，交纳贡赋，接待蒙古的使臣，遵行蒙古的法度。在这一过程中，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兑现了邀请萨班时作出的让他管理西藏僧众的诺言。西藏归入汗国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生活得到了保障，社会经济由此而得到了继续发展，同时也为元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萨班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年轻的八思巴，通过参与目睹“凉州商谈”的亲身经历，他即结识了蒙古皇子阔端王，又熟悉了解了蒙古与西藏这段不平凡的历史，相互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第一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凉州阔端对他们非常关心，对八思巴兄弟尤为喜爱。他让萨班和八思巴居住在凉州幻化寺（今凉州区白塔寺），生活所需完全由他供给，而且很受优待。正如八思巴1252年2月从凉州写给涅塘巴·扎巴僧格的信中所说：“我们众人在教法及享用方面不需发愁，定会十分丰足。”对他们各自在凉州的工作生活阔端也作了安排。据说萨班为阔端治好了多年未愈的顽疾，得到阔端的信仰。当时在阔端宫廷中有一些基督教，蒙古萨满、维吾尔和藏族佛教僧人活动，在萨班到达凉州之前，这些教派影响较大，在阔端祈愿时，其僧侣坐上首；萨班来凉后，通过维吾尔佛教僧人向阔端介绍佛教教义，阔端很高兴，于是下令以后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让萨班坐上首，其它教派僧侣不许坐上首。祝愿时佛教僧人领先，并委任萨班为“祭天长老”，扩大了佛教在阔端宫廷的影响及信仰。八思巴继续跟萨班学习吐蕃教法即西藏佛教，恰那多吉穿着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言。在此之间阔端不仅与萨班和八思巴兄弟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八思巴兄弟与阔端的儿子们也建立了密切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阔端很快将这种关系变成了与萨迦款氏家族通婚的关系。《汉藏史记》记载：“（恰那多吉到凉州后）阔端令其着蒙古装，娶公主墨卡顿，朝见薛禅（忽必烈）皇帝后，受封白兰王。”《萨迦世系史》也说：“蒙古薛禅皇帝封他为白兰王，赐金印及左右两部同知衙署，并将公主墨卡顿嫁给他，让他穿蒙古衣服，任命为吐蕃三区执掌法度的长官。”还说：“众生法主恰那多吉有三个妻子，一个是阔端之女茫噶拉（即墨卡顿），一个是玛久丹察曲本，她们二人没有生子，第三个妻子是夏鲁万户家的堪卓本，他父亲名尚阿扎，是蒙古皇帝的一位重臣，她生子达玛巴拉合吉塔。”从这些记载看来，恰那多吉先是在凉州娶墨卡顿公主，在会见忽必烈之后，受封白兰王的。恰那多吉到凉州时年仅8岁，1251年阔端和萨班在凉州相继失去时，也才为12岁。因此，他的这次婚姻自然是阔端和萨班为加强双方关系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整个西藏都属于阔端管辖，作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符合蒙古王室与归附的其他民族主要贵族通婚的贯例，另一方面也符合萨迦款氏家族以一个儿子繁衍后裔的传统。后来恰那多吉的儿子达玛巴拉合吉塔被尊为帝师，忽必烈仍命他娶阔端的儿子诸王启必贴木儿的女儿贝丹为妻，这是蒙古王室与萨迦款氏家族通婚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从而加强蒙藏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了八思巴兄弟与阔端王室之间建立的关系。

　　萨班与八思巴在凉州，也引起了蒙古皇室其他成员的关注，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公元1251年，八思巴17岁。6月，蒙古王公大会选举蒙哥为大汗，是为宪宗，蒙哥继位后，即以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是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遣使到凉州迎请萨班，萨班以年老未赴，八思巴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去六盘山拜见忽必烈，忽必烈大喜，赠蒙哥都蒙古马军一百，留下八思巴，与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对八思巴一生影响巨大。不久，因萨班病危，八思巴离开忽必烈营帐返回凉州。1252年2月，八思巴从凉州王宫之佛殿内为通报萨班去世向西藏萨迦派的僧人写信，此信收入《萨迦王祖全集》，题为《萨迦班智达去世时八思巴致乌思藏地区高僧大德的信》，从这封信看，当时的蒙古皇帝和八思巴关系密切。八思巴首先通报了萨班在凉州圆寂的情况，接着告诫萨迦派僧人“当弃却世俗凡人之悲戚伤痛，无论何时对利益众生之事业不生倦怠之心。”他还介绍了当时蒙哥皇帝和他本人的情况，“皇子蒙哥现已即位，对吾等甚为关怀。”在信中还说，蒙哥即位之初在向西藏颁布即位诏书的同时，还颁布了一道免除僧人赋税、兵差、劳役，保护僧人的诏书。诏书中还承认萨迦派在西藏教派中的领先地位，这都是继阔端之后对西藏政策的继续。同时蒙哥汗又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为他在西藏实行分封制做准备。为了在清查户口时便于与各派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联络，减少因括户引起的惊惧和动乱，蒙哥还命令刚刚继任萨迦派教主的八思巴遣僧人与使者一起前往，以保证清查户口的顺利完成，这是蒙哥汗为加强与西藏关系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也是继阔端之后，蒙哥汗对西藏政策措施的继续和深化。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年仅18岁的八思巴在凉州与蒙古皇帝的关系，也显示了他已经具备的非凡的政治才华。

　　二、在凉州学习精通佛法，继承法王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一代教主

　　八思巴自幼聪明颖悟，5岁时父亲去世，还有刚出生的弟弟恰那多吉。这样抚养和教育幼小的八思巴兄弟的责任就由伯父萨班承担。在《萨迦世系史》、《元史·释老传》、《拔思发行状》、《帝师殿碑》都有这样的记载：“八思巴三岁时，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异，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声远扬，故通称其名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班举行预备法会时，八思巴说《喜金刚续第二品》，因其能在法会上说法，大众惊异，众学者也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使八思巴声名远扬”。“八思巴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八思巴。”“七岁演法，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勾玄索隐，灵通三藏”。“师生八岁，诵经十万言，又能约通大义，国人以为圣，故称拔思发。”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都是依据一些相同的传说而记录的，因此一些藏学专家研究，这与当时西藏各教派争夺领袖人物继承权有关。萨迦派款氏家族后裔少，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局面。八思巴是在桑察·索南坚赞52岁时出生的，这种“高龄生子”必然造成对绝嗣的恐惧和对诞生贵子的盼望；同时，“高龄生子”又造成了幼童继立的局面。为了使款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地位能够巩固，后续有人，萨迦派对宣扬款氏接班人的神异却用了一番苦心，对八思巴的降生着力渲染，使八思巴从小就获得众人的信仰。另外，八思巴的母亲是桑察的长妻，八思巴和他的同母弟恰那多吉都不是在萨迦出生，但他的异母弟意希迥乃却出生在萨迦寺，因桑察有五个妻子，并不在一起住，他去世后家庭内部又有矛盾，这也是萨班着力神化八思巴，处处把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带在身边的一个原因。1244年萨班携带八思巴兄弟踏上了走向凉州的艰难途程。萨班动身前对萨迦班的事务作了详细的安排，让释迦桑布、伍由巴·索南僧格和夏尔巴·意希迥乃组成了掌管萨迦派僧俗事务的领导集团，保证萨班不在时萨迦派不致发生动乱，他对去凉州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考虑，估计到自己短期内无法回到萨迦或者永远不会返回萨迦，为了使萨迦派的教主的职务按贯例顺利传给下一代，使萨迦与蒙古的关系顺利发展下去，不必别的教派捷足先登，所以萨班把自己的继承人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

　　萨班是萨迦派的名师，第四代法王，由于他的爱护和悉心教导，八思巴在佛学上进步很快。1246年到达凉州之后，在经过“凉州商谈”，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大业之后，八思巴作为萨班的继承人，根据阔端的安排，他继续跟从萨班学习吐蕃教法即西藏佛教。由于萨班的精心教诲，加上八思巴的勤奋和聪明颖悟，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到17岁（1251年）时，八思巴在凉州已经学完了萨班所有的教法，掌握了担任萨迦派教主必须具备的知识，同时他从这一时期开始命笔作文，《萨迦五祖全集》中八思巴署有时期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是1250年在凉州写的《怙主赞颂》，可见他在当时凉州的学习成长情况。

　　1251年11月14日萨班病危，他把自己的法螺和衣钵授于八思巴。在举行的简短的付法仪式上，萨班将自己的全部徒众托付给八思巴。仪式结束后，萨班嘱咐八思巴说：“汝利益教法圣业及无数众生之时已至，当谨记先前对我所发之誓愿！”之后，萨班在凉州幻化寺圆寂。这样，年仅17岁的八思巴就成为萨迦派的新一代教主。1252年8月，凉州幻化寺（今白塔寺）萨班灵骨塔落成，由八思巴以新一代教主的身份主持隆重地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

　　这一时期的八思巴从萨班那里继承的是一个正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教派和因为阔端的关系而得来的优于其他教派的地位。但是，由于窝阔台系的失势及蒙哥汗的上台，蒙古汗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萨迦派的地位也变得很不稳固，随时有被其他教派取代的可能。这就要求作为新教主的八思巴仔细分析政治形势，努力保持发展萨迦派的地位，从而不断丰富提高自己的从教经验和执教能力与水平。因此，蒙哥汗命八思巴派僧人、随使者到西藏清查户口，八思巴遵命照办，并在给西藏各地领袖的信中，再次强调蒙哥汗以萨迦派掌领佛教的政策，要西藏各地领袖安心对待蒙哥汗的括户。萨班临终时曾嘱咐他回萨迦去跟从萨迦派的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但是八思巴在写信给噶当派的高僧涅塘巴·扎巴僧格的信中又词意恳切地希望扎巴僧格来凉州担任给他授戒的堪布，他还给其他一些高僧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佛教僧人将受比丘戒视为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之一，通过授戒确定的师徒关系最被看重，这表明当时的八思巴充分认识到了扩大与其他教派的高僧联系的重要性，用广请受戒师的办法来弥补他远离西藏与各派高僧接触较少的缺陷。

　　在总体来看，当时在凉州作为教主的八思巴乃是阔端诸子敬奉的上师，但他已在仔细观察形势的变幻，思想上有了转向拖雷一系的准备。蒙哥汗即位，立即以其弟忽必烈统领漠南军事镇治蒙古、汉地民产、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区忽必烈统辖。1252年7月，蒙哥汗命忽必烈远征大理，以控南宋后背。当时南宋还控制着四川，蒙古军只能穿过甘肃、川西藏族地区直捣大理，在这种情况下，藏族地区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1253年夏天，忽必烈率大军抵达六盘山、临洮大约因为即将进藏族地区，忽必烈派人就近到凉州再次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正在这时的八思巴给忽必烈一家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通过传授灌顶，使忽必烈一家信奉了佛教，建立起关系。“灌顶”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而表示视福，后来佛教的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佛教的灌顶主要有传法和结缘两种。先是忽必烈妃子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喜金刚灌顶，并将出嫁时父母陪送的耳环上的一粒大珍珠献给八思巴，这粒大珍珠可值黄金一大锭，白银千锭。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是结缘灌顶，即是通过传授灌顶使察必有权以喜金刚为本尊神，进行修习，念诵密咒，观想等活动。喜金刚又称吉神饮血金刚、戏乐金刚，是萨迦派最为注重的密宗本尊神之一，传授喜金刚使八思巴已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成为师徒关系。但是，当忽必烈同样请求八思巴传授时却遇到了困难，八思巴提出授灌顶以后忽必烈应遵守法誓，真正从弟子的礼节来遵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讳上师之心愿”。这一条件实质上会导致将佛教的教权显于世俗王权之上，当然是忽必烈感到难以接受，这时王妃察必出来调解：“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及请求”。在这一折衷条件下八思巴于19岁的阴水牛年（癸丑、1253年）新年时在军中为忽必烈传授了喜金刚灌顶。年轻的八思巴不仅同忽必烈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在佛教上成为忽必烈一家的老师，建立了师徒关系，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影响之大。

　　三、在凉州学习蒙、藏、汉、维吾尔历史文化，广泛结识各族各界人士，积累了丰富的政治与从教经验

　　13世纪初的凉州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当时的西凉府为西夏辅郡，西夏党项族笃信佛教，早在西夏仁宗天盛时（1159年）就遣使到西藏，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在凉州广泛传播教义。1227年蒙古灭西夏和1234年灭金国以后，窝阔台将原西夏的辖区以及现今甘肃、青海部分藏族地区划为阔端的封地。当时阔端宫室于凉州，成为西凉王，驻扎在凉州。同时新疆维吾尔族高昌国的国王纽林的斤的先祖归降元太祖，其国王和他的部落又跟随武功赫赫的窝阔台南征北战，辗转到西凉州，在永昌（今永昌镇）筑起新城王宫，也驻扎下来。此外，这里又曾是吐蕃王朝的重镇，一向为吐蕃边将节度驻守之地。因此，这一时期的凉州是一个蒙、汉、藏、西夏、维吾尔多种民族文化融合相处的地方。1246年萨班一行来到凉州，八思巴除了跟随萨班学习西藏佛教和藏族文化，在凉州以及阔端的宫廷还接触到各族各界人士，接触到了蒙古族、汉族、党项族、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这些都为他后来及发展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发挥重大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凉州商谈”之后，阔端对于萨班弘扬佛法，非常赞成和支持，在凉州城外为萨班特地建造了府邸和东部幻化寺（今白塔寺），其他佛寺也多有兴修或扩建，重要的有南部金塔寺，西部的莲花寺，北部的海藏寺等，在各寺广设讲场，供给一切所需。阔端自己“曾多次向法王请教大乘之发心等博大精深之教法”，僧众对法王亦非常拥戴。萨班讲经时，要有四名翻译把他的话译成蒙古语、维吾尔语、汉语，或当时的安多藏语。这种讲经场面之大，听众之多以及听经风气之盛可想而知，从而使“既不同语言又不信奉佛教之徒亦信仰了佛教，信奉者们皆入大乘教。总之法王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经过萨班的努力，佛教在凉州一带盛行起来。当然，这一切如果没有阔端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期间，奉阔端之命继续跟随伯父学习佛法的八思巴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解了不同民族的各种语言文化及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不同民族的各界人士，从而积累了他丰富的政治与从教经验。

　　据《萨迦世系史》载，1253年八思巴从凉州再次到忽必烈营帐后，忽必烈首先询问的是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接着就命八思巴派人去西藏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这显然是忽必烈为进军做准备。八思巴深知藏族地区人烟稀少，财力有限，不能供应蒙古大军所需，于是一再向忽必烈陈述：“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八思巴不悦，对忽必烈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住坐，请放回家乡。”忽必烈说：“那么，可以前去。”在八思巴与忽必烈行将分手之时，忽必烈的妃子察必出来转圜，说八思巴比忽必烈身边的蔡巴噶举派的老僧们在知识功德方面要超出几倍，应将八思巴留下继续论法问道。《萨迦世系》还记载说：“施主与福田再次讲论，此时八思巴作倨傲之状，汗王说‘你如何如此倨傲，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对此说道：‘我并没有什么威势，但我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印度、门地、吐蕃帝王供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汗王说：‘吐蕃地方何时有王，何人尊奉拥戴？这与佛教所说不合，必是虚妄。’八思巴以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收服南赡部洲三分之二，此后汉地与吐蕃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情形回答，并说：‘此事实有，佛书虽不载，但有文书记载，请查阅既知’。查阅汉地先前的史籍，见上面的记载一如八思巴所言，汗王心喜。其后八思巴又说：‘此外，早先千万年前，南赡部洲曾降七日血雨。’查看汉地史籍，也有记载，汗王更加生起敬信。八思巴说：‘我的父祖亡时，西夏之王曾献一锦缎伞盖，可将公鹿从角尖整个罩住。’汗王派人到萨迦去察看，回报真有此物，汗王父子俱生信仰。”从以上记载来看，八思巴此时以揣摸忽必烈要行军通过西藏地区，需要仰伏藏传佛教领袖帮助的心理，他利用在凉州学到的历史知识，包括对汉文史籍唐书《吐蕃传》的了解，以及吐蕃、西夏王朝尊信西藏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忽必烈，使忽必烈从利用西藏佛教转变到崇拜西藏佛教。从这里反映出了八思巴在凉州学习成长过程中的政治远见和学习掌握到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八思巴渊博的历史知识与巧妙的宗教宣传，很快就对“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一家产生了作用，使他认识到要得到佛教徒的拥护，还需要依照历史上崇佛的帝王先例，与八思巴建立了更进一步的关系。

　　1252年8月八思巴在凉州为萨班的灵塔举行了开光仪式之后，他感到忽必烈召见他，主要是为了想通过自己了解藏地区的情况，并没有长留自己在身边的打算，而作为萨迦派年轻教主的八思巴考虑的是返回自己的根据地萨迦，完成宗教上的学业，于是就动身回藏，想按萨班的遗言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当他到达朵甘思（今四川甘孜、西藏昌都）地方时，从来往各地的客商口中听到伍由巴大师已经去世的消息，于是途中折回，与1254年年初奉蒙哥汗之命从云南军中返回的忽必烈会合，一同前往汉地。八思巴为什么要从回藏途中折回而投奔忽必烈，《萨迦世系史》所说的听到伍由巴大师去世的消息可能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因为前面八思巴曾写信给西藏一些高僧，请求他们担任为他授丘比戒的堪布，所以伍由巴大师的去世并不影响八思巴回藏受戒。真正的原因是八思巴在朵甘思得到了西藏形势变化的某些消息，促使他下决心投奔忽必烈，并追随忽必烈到汉地从而显示出他在凉州积累的丰富的政治和从教经验。1254年初蒙哥汗完成在西藏的清查户口和划分兄弟诸王封地的工作，并委任各地方首领担任万户，由于萨迦派是划给阔端的后裔掌管的，所以在这次权势的重新分配中从原来领先于其他教派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影响已不及划给蒙哥汗的其他教派，同时蒙哥汗已召请帕竹派的多吉贝，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到他的宫廷，而萨迦派没有人接到召请，形势的发展对萨迦派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八思巴感到，他返回萨迦，很难有所作为，对萨迦派的发展不会有多大帮助。因此，他毅然改变计划，重新回到忽必烈身边，决心利用与忽必烈已建立的关系，等待时机，改变萨迦派面临的被动局面。忽必烈对八思巴的到来十分欢迎，看来忽必烈并不完全情愿遵守蒙哥汗为他们兄弟在西藏划定的管辖范围，八思巴的前来，使他有可能通过八思巴掌管萨迦派所在的后藏地区，同时使他感到八思巴代表的西藏佛教势力对他的支持。因此，忽必烈立即以宗王的身份赐给八思巴一封诏书。这是萨迦派从蒙古汗王那里得到的第一份正式诏书，对此十分珍视。对当时处境困难的萨迦派和八思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八思巴在诏书前面写了两段赞颂诗，前段赞颂佛祖释迦牟尼和师尊萨班，后段赞颂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蒙哥汗，这本来应是赞颂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历代大汗，但从中取掉贵由汗而加入拖雷，正符合蒙哥汗即位之后蒙古朝野对贵由汗的心态。在诏书的后面，八思巴还写了一段赞颂忽必烈和察必的颂诗，最后写明写诗的时间（1254年）五月九日及地点东方汉藏交界之处。这一时期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日益密切，八思巴年轻聪明、勤奋好学、谦逊严和、学识渊博，是忽必烈喜爱他的重要原因。另外，八思巴善于传教，不拘泥于佛教经典中的条文，巧妙地将忽必烈一家与佛教联系在一起，以佛教的形式道出忽必烈内心的愿望，也是忽必烈很快就他奉为精神上的导师的决定因素，显示出了八思巴在凉州学习积累的非凡的政治与从教才能。

　　八思巴还是一位伟大的语言文字学家。1246年萨班一行来到凉州后，感到蒙古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蒙古没有文字，不便传播佛教，曾打算创造一种蒙古文，在萨班的影响下，八思巴的幼小心灵中就产生了创造蒙古文的美好愿望。忽必烈即位后，随着蒙古社会的飞跃发展，元朝多用汉语，建立各项制度，于是创造能使多民族接受的一种文字（蒙古新字）就迫在眉睫。忽必烈就把这一艰巨造字任务交给八思巴。八思巴在凉州时就学习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广泛接触各民族僧俗人士。后来又三度入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再说藏传佛教非常重视学问，藏传佛教的“五明”中的声明学就是关于语言文字、修辞、语法、造字组词、音韵的学问，八思巴又是精通“五明”的“圣者”，这些都给他创造蒙古新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八思巴受命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试验，最后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新蒙古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了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的书写习惯，并考虑到这些文字的语言特点，因此创造后就达到了可以使用的程度，并基本达到了译写各族文字的目的。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他把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当作弥补元朝“一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有重要作用的大事来看待。在他的推行下，八思巴创造的文字在元代得到了广泛使用，他对丰富祖国文化遗产、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颁行后，至正七年（1270年），八思巴36岁时，遂“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