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1781—1847），字百瀹，号介侯、介白，甘肃武威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泸溪等地知县。在文学、经学、史学、方志学、敦煌学、金石学、姓氏学、辑佚学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著有《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续敦煌实录》《姓氏五书》等，辑有《二酉堂丛书》。
张澍是有名的金石学家。早在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就将其列为“金石学家”；其《輶轩语》更是肯定了张澍《养素堂文集》中的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传差误”。邓之诚则把张澍与翁方纲、武亿、邢澍并称，列为北方著名金石学家之一。七十年来，学界对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作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拟从张澍金石学成就综论、张澍对西夏金石文献的贡献、张澍对大足石刻的研究三方面，对七十年来的张澍金石学研究作一述评。
一、张澍金石学成就综论
张澍金石学成就涉及多方面，包括对金石的搜访、整理、研究、利用等。
全面综合研究张澍金石学成就的专文，目前所见有崔云胜《张澍金石学成就综述》和张晓彭《张澍学术成就及文学创作研究》中的第六部分《考究金石，证史补史》。崔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张澍对金石学的贡献：一是开拓研究领域。作者从张澍在贵州对石刻的搜讨、发现西夏碑，以及对大足县石刻的探访、搜求、整理等方面，说明张澍开拓了金石学和史学研究的领域范围。二是解读金石碑铭，证史补史。作者认为，“张澍凭借广博深厚的文史功底，以跋尾的形式写下了大量研究金石的文章，以史学、经学来解释金文和碑文，同时又以金石文献来证史、补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强调，张澍在编纂方志时，不仅“特别注意用金石文献来订正、补充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还用游记的形式对当地石刻进行描述和记载，这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史研究的准确性，丰富了地方史研究的内容。三是补前人姓氏书之不足，成就卓著。作者认为，“张澍将金石文献与姓氏之学的研究相结合，探索某些姓氏之源、订正前人的错误、补前人姓氏书之不足”，为其姓氏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四是评论和鉴赏碑铭的石刻书法艺术。作者认为，尽管张澍在这方面的论著不多，但也体现了张澍的观点和看法，是他金石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且张澍对碑刻拓片寓目颇多，对其书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张晓彭所论，并未超出崔云胜的研究范围，但花了很大篇幅讨论西夏碑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
尚有一些论述，散见在学者论著中，如张舜徽说：“澍既长于词章，兼治金石。是集卷十八、十九两卷，皆考证碑版，时有佳者。”李鼎文《张澍生平及其作品》也提到了张澍的金石题跋，并重点讲述了张澍发现西夏碑的事迹。柴多茂《张澍》一书，依据时间顺序对张澍搜访、整理金石的事迹作了清晰的记叙和梳理。一些辞典、志书亦有涉及，惟多概论而已。这些亦足资参考。
二、张澍对西夏金石文献的贡献
嘉庆年间，张澍发现西夏碑，为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学者对该事件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于发现西夏碑的时间，张澍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中记为嘉庆甲子(1804)秋,《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之诗序则记为嘉庆庚午（1810）秋。按照牛达生在《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一文中的梳理，1980年代以前，学者一般都认为是嘉庆甲子，比如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等便是。但1980年代以后，则渐有争议。牛达生遂通过对《书碑后》《观碑》诗序的比对、分析，认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应是嘉庆甲子。崔云胜的《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通过对张澍诗文集稿本的分析，认为西夏碑的发现是嘉庆甲子年无疑，《观西夏碑》诗序则是张澍晚年的回忆文章，而那时“他已记不清发现西夏碑的具体时间了”。但李鼎文却认为嘉庆庚午秋才是正确的，其理由则是“《养素堂诗集》用编年体，庚午年从夏到冬，张氏都在武威家居，‘庚午秋’的记载可信”；张思温亦据《诗集》编年认定是庚午秋发现的；张晓彭则通过详细考察张澍当时的行踪和学术活动，进一步认定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应是嘉庆庚午年秋。
关于西夏碑发现的地点，张澍自述为武威清应寺。因张澍为武威人，所以后世对此多无疑问。晚清以来，伯希和、林竞、陈万里等人却都是在武威大云寺见到了西夏碑而非清应寺，自后学界遂多以大云寺为是。李鼎文即根据陈万里的《西行日记》，认为张澍乃是误记。黎大祥《稀世珍宝——西夏碑》《凉州大云寺的历史变迁》《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对西夏学研究的重大意义》《西夏凉州护国寺历史变迁述论》、崔云胜《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均持“大云寺说”。不过，也有持“清应寺说”者，如张思温就认同张澍的记载，认为“碑在大云寺”是错的；王丽霞通过对大云寺塔和姑洗塔的历史，根据阿育王奉佛舍利建八万四千塔的记载，认为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应是武威清应寺。张晓彭从张澍辑佚关陇文献，武威松涛寺、海藏寺、大云寺、清应寺的历史变迁，以及张澍当时的行踪三方面，论证发现西夏碑的地点就是清应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武威籍学者，他绝不可能把发现西夏碑，这一重大学术事件的地点记错”。
以上两个重要问题，目前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仍各持己见。一些学者论著，直接使用某说，并未给出依据，这里也就不再讨论。
此外，胡玉冰《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讨论了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意义，认为张澍发现西夏碑“不仅丰富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于西夏学研究、尤其是西夏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崔云胜《张澍两组咏凉风物诗述评》则论及张澍对“澂华井铭”的缅怀，亦可见其对武威金石的关切。至于张澍误西夏碑额为“西夏天祐民安碑”一事，学界早已对其作了纠正，兹不赘述。
三、张澍对大足石刻的研究
张澍在四川为官期间，对大足石刻作了搜访整理，并撰《大足金石录》，为四川金石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学界对此多有关注。
陈习删《大足石刻志略》一书，肯定了张澍在大足石刻整理研究方面的贡献，同时也对张澍的一些错谬作了纠正。梁新民《张澍在四川的学术活动》，认为张澍对大足县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等地的石刻文献进行细致挖掘，开拓了金石学的领域，且张澍研究金石学，完全是为了研究历史、尤其是为研究地方史志而服务。陈典《考察和研究大足石刻的奠基人——张澍》，认为张澍对大足石刻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大足石刻研究的奠基人；而他研究大足石刻，着眼在石刻的艺术和历史，而对于一些迷信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陈灼《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肯定了张澍对大足石刻研究作出的贡献，同时指出“张澍的研究主要还是凭着直观和学识，就事论事”。张晓彭的《张澍与清代西南史地研究》，认为“张澍十分重视金石文献证史补史的作用，他考证金石碑刻，……纠正了史书上的重大错误。张澍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研究，编纂《大足金石录》，开创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大足学，为后世研究唐宋历史以及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对于张澍的《大足金石录》一书，学界也作了一定的探讨。朱捷元《陕西省博物馆所藏张澍遗稿》（下），介绍了该馆所藏《大足金石录》的版本、行款、目录等基本情况，并对其内容作了较为细致地考察，认为此书是张澍在金石学方面的杰作，“他通过实地调查，详细地收集著录的四川大足县碑石文字，保存了一部较为完整的金石学资料”，且其治学严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张彦《西南碑林博物馆藏张澍<大足金石录>抄本考略》，对《大足金石录》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抄本的辑录时间、编写过程等相关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此书对研究大足石刻的历史沿革及石刻内容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大足地区出版的各类文史书，也多有涉及张澍者，惟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四、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张澍金石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张澍对西夏金石文献和大足石刻的贡献上，但是对于一些关键问题却未达成共识，尚存争议；而对于张澍金石学文献的整理利用、对其金石学成就的综合论述等，仍显不足、单薄。有鉴于此，我们或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搜集整理张澍金石学文献，以便于治学者利用；二是拓展研究范围，包括张澍对隋唐以前碑刻的研究、对云南爨碑的研究、对各类金石铭文的研究等等；三是加强对比研究，以窥张澍金石学研究的特点、边疆与内地的学术交流等；四是客观评价张澍以金石证史补史的作用，不能忽略其不当之处，如赵俪生先生所说：“从客观来讲，它（碑）比史书可靠，但又不可绝对化。碑虽是实物，但其出现是个别的、零星的、不成系统的，或者说不自明的。又碑虽是实物，不经人们主观意志的渗入，但著碑文之人会产生误讹和偏见，不正确和主观的因素，仍是不能尽情排除的。”
总之，我们应放宽视野，广搜资料，拓展研究范围，深化专题研究，并以严谨客观的态度，探讨张澍的学术贡献，以更准确地认识张澍的学术思想和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杨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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