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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文物见证文化交流互鉴

发布时间:2023-10-09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甘肃位居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咽喉孔道,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其主干线在甘肃绵延长达1600多公里,约占其全程总长度的1/5。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兰州、天水等地发展成了国际性的都会或重要城镇。史载丝绸之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汇,日有千数”,天水“繁富大出于陇右”。丝绸之路融合荟萃东西方文化,使得甘肃地区出土文物异常丰富,目前甘肃全省拥有世界文化遗产7处,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处,已查明的文物遗存约1.5万处,可移动文物数量达195万余件,这些数据在全国均居于前列。

多彩的甘肃大地上蕴藏着多元的历史文化。这些出土珍贵的文化遗产犹如打开丝路古道的钥匙,折射出色彩斑斓的丝路影像,是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和合共生的历史见证。

中原儒家经典简牍

“简”述中华文明非凡魅力

《仪礼》简

甘肃是简牍大省,出土汉简达7万余枚,位居全国第一。1959年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的《仪礼》汉简,分木质和竹质两种,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具体内容是:甲本为《仪礼》17篇中的7篇,并有经、记、传,共有简398枚;乙本仅存“服传”一篇和经、记、传,共有简36枚;丙本仅存“丧服”一篇和经、记,共有简34枚。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60字不等。这是目前国内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且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被誉为“天下第一汉简”。在我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

河西地区这些中原儒家经典简牍的出土,充分说明儒家文化在河西、西域的深刻影响力,也证明河西诸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皆心仪中华、崇尚儒家文化,说明汉文化在河西地区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古老纸本文献

印证丝路文化传播的历史记忆

甘肃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多有纸本文物出现。如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残长5.6厘米的纸质地图,这是我国目前所知出土时间最早的纸张实物。位于河西走廊瓜州县与敦煌市交界处的汉代悬泉置遗址,除了出土大量汉简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写有字的残纸共10件,据碳14测定,其中9件是汉代弃纸,1件是西晋时期的纸张。西晋纸张表面残存墨书7行31字,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较早的用纸作为书写载体的书信。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安乐古城南佛塔内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写本残卷,是陈寿《三国志》写本残卷。经鉴定,新疆出土的晋唐时期的纸本和敦煌出土古纸一样,均使用中国传统造纸原料。

纸张书写方便、易于保存、传播便利,至今仍然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书写载体。造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认为,中国造纸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至中亚、西亚、欧洲,至少向欧洲传入了10余项新的造纸技术与工艺,极大地推进了欧洲造纸术与造纸业发展。

丰富的古钱币

见证丝绸之路上贸易的繁荣

萨珊钱币

货币是商品贸易的象征,见证着丝路贸易的繁荣。丝绸之路甘肃段出土的钱币数量丰富,具有多样性特点。既有中原货币,又包括粟特、回鹘、突厥、波斯、罗马、希腊等中亚、欧洲的货币。如1976年,甘肃灵台县蒲家川出土的一批希腊文钱币共274枚。甘肃张掖、武威、兰州、天水等地多次发现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共20余枚,说明在中古时期,我国和波斯之间的商贸往来十分频繁。2008年,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出土的钱币涉及宋代、西夏近50个种类,一次性出土古钱币数量达200余枚。甘肃境内出土的花拉子模金币、拜占庭金币、喀喇汗王朝钱币等,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2018年,甘肃张掖黑水国汉代墓葬群出土不同时期钱币868枚,包括汉代五铢钱、压胜钱、无郭五铢等。这些出土的古钱币,不仅见证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同时呈现了丝路古道上多元文明碰撞、不同文化交融的生动场景。

北凉高善穆石塔

多元文化融合荟萃的缩影

北凉高善穆石塔

1999年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地区的北凉高善穆石塔,高44.6厘米,底座直径30.3厘米。刻于塔上纪年为“承玄元年”,即公元428年,可知是北凉时期的文物。该石塔的特殊之处是基座之上为八面形基柱,高8厘米,每面用阴线刻出供养菩萨八身,为四男四女,各像左侧上角刻有八卦符号。该石塔所刻人物形象及所配八卦符号与《周易·说卦传》记述一致,显示出北凉时期河西地区民众对传统《周易》的卦象内容很熟悉,进而创造性地与外来佛教文化相互融合在一起的特征。

伏羲画卦之说是众人皆知的,石塔是佛教造像记的一种形式,可谓典型的外来文化,八卦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文化。然而,佛教文化与八卦符号却同时出现在北凉时期河西地区的一座石塔上,而且融合得那么贴切自然、浑然一体。北凉高善穆石塔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河西地区多元文化融合荟萃的一个缩影。

多语民族碑刻

见证丝路沿线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

甘肃是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丝绸之路的开通,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的流通,也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借助这条国际大通道,古代各民族文学家以神奇之笔抒写着文化相融合的历史,产生了众多的双语民族碑刻。如敦煌莫高窟藏《六字真言碣》(多语);酒泉市文化馆藏《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张掖市博物馆藏《黑河建桥敕碑》(藏、汉);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汉、西夏文),元代《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汉、回鹘文)、《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汉、蒙文);泾川县博物馆存元代《镇海寺蒙文碑》(汉、蒙文)等。这些出土双语民族碑刻其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提供了一种与中原本土文本形态不同的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书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

著名的《六字真言碣》为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立,碑上刻“莫高窟”三字,碑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周遭三方都有两列刻文:上方第一列为梵文,第二列为藏文;左方为汉文,内为西夏文;右方为回鹘文,内为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都与汉字“唵嘛呢叭咪哞”为音,世称六字真言碑。碑上还刻有功德主、立碑人等82人的题名,民族有蒙古、汉、党项、回鹘等。一块石碑上虽然只有6个字,但却以6种民族文字刻写。历史学者杨富学认为,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很可能与元代“统治河西的出伯家族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有关,意在通过使用多体文字六字真言这种简单方式,表达出其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以团结当地诸族;以藏传佛教及其所尊崇的六字真言为纽带,更容易凝聚当地不同民族对元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六字真言碣是元代甘肃地区多民族聚集,多民族文化和合共生的典型例证。

魏晋墓画像砖

生动写实地展现河西地区的生产生活

魏晋 牧畜画像砖

魏晋 烤肉煮肉画像砖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河西地区一跃成为汉唐时期中国版图最具活力、最具开放性的地区之一,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传播的桥梁。

魏晋之际,河西地区经过长期积淀已经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人口集中,农业发达,经济繁荣。距离甘肃省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的大漠深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1400多座魏晋时期的古墓葬,共出土了多达700余块壁画砖。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发现封土墓葬8000余座,是国内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好的特大古墓群。墓葬是安葬逝者灵魂的理想之所,这些画像砖虽然是墓葬装饰,但由于出自当地民间画师之手,民间画匠将自己的社会生活体验融入画像砖中,使得画像砖有了书面文献无法替代的原初性、真实性,散发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堪称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社会生活的“活化石”。透过一些典型的画像砖(石),可以触摸到当时河西文化多彩斑斓的影像。

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画像砖,内容包括田园、坞壁、农桑、畜牧、酿造、驿传、营垒、狩猎等,昭示出魏晋时期当地社会所特有的生机勃勃的历史文化长卷。如嘉峪关魏晋墓葬6号墓编号为040的画像砖画面上一头牛单套拉一犁,一长发男子蹲在犁上手拿着鞭子驱使牛耕地。长发男子明显是胡人装束,可见当时河西地区各少数民族已经熟练掌握了中原农耕技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一块“牧畜画像砖”,共描绘了两头牛、十二只羊,牧官手持鞭子,还有朱红色“牧畜”字样,生动反映出魏晋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标本。

粟特人彩绘雕像

折射出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

1982年,天水市出土了距今1400余年的屏风彩绘石棺床,包括坐部乐伎俑5件、鸡首瓶1件、烛台1件、金钗1件、石枕1件、铜镜1面等实物。专家认定是具有粟特文化特征的北朝至隋代贴金彩绘屏风式石棺床。活跃于丝路沿线的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在东西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石棺床作为丝路商贸繁荣的见证者,体现了北朝至隋代天水地区的粟特祆教信仰,以及胡人在陇原大地的活动情况。

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唐代胡腾舞俑,舞者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长衫,裙袂飞扬。足蹬弯头软靴,身背酒葫芦,右臂上举,左臂屈肱身侧,左足立于覆莲花圆台上,做舞蹈状,这是目前国内仅见的一尊胡腾舞雕像。此类文物在甘肃大地上多有出土,像一串串珍珠镶嵌在陇原大地,诉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频繁。

甘肃位居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的荟萃之地。优越的地缘位置和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使之成为多元文明碰撞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传播扩散的桥梁。甘肃出土的文物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文明交流提供了典型例证和生动缩影。 

(来源: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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