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讲道,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类文明史基本上是在陆地上展开,所以那之前的历史可以称之为“陆地文明史”;而公元1500年之后的历史主要是因为航海大发现之后展开的,海路成了新的交流大通道,且成为整个世界的主流,故而近500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称之为“海洋文明时代”。从这一历史观出发去探看中国的丝绸之路史,也有相应的历史痕迹。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通河西四郡,“凿通”了与西域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汉唐帝国的繁荣和盛大也由此开始。但从“安史之乱”开始,河西走廊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至唐末,从中亚呼啸而来的伊斯兰文明又开始侵扰新疆地区,丝绸之路这条陆地文明的大通道开始阻塞。北宋开始,丝绸之路开始衰微;明代修建嘉峪关城时,丝绸之路已基本中断。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比斯塔夫里阿诺斯讲的早了100多年。
此时“河西四郡”的敦煌,被孤悬于长城之外。汉唐时期的敦煌,是丝绸之路昌盛时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交流的前沿,此后的敦煌,则成为文明交流淡化或中断后的边地,少有人问津,较好地保留了过去时代的真容。于是,才有了20世纪初的敦煌大发现。伴随着壁画、佛经、石窟和各种文献资料的发现,敦煌文学也被作为一个品种逐渐地开发出来,成熟的变文、诗歌、曲子词方面的研究不断出现。在敦煌诗歌中,敦煌曲子词可以说是成就最高的。这些作品,都是以唐代为中心,自唐以来,敦煌曲子词伴随着唐诗的成熟走向了巅峰。敦煌曲子词的创作者们大多为底层劳动人民,因而呈现出多元的题材和风格。于是我们便又想起以河西走廊为主要地域特色的唐代边塞诗。边塞诗与我们现在所见的以佛教文化为主的敦煌文化尚有距离:一方面是我们现代构建了一个以敦煌莫高窟为视角的古代佛教文化中心,以此来看待边塞诗则似乎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敦煌的自然地理、人文特征在千年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都不在人们的观感之内,所以造成了很多错位。事实上,边塞诗中的阳关、玉门关等就在敦煌莫高窟附近,“大漠孤烟直”“葡萄美酒夜光杯”、楼兰等与敦煌也息息相关。
由此我们来梳理当代文学中的诗歌写作,就是因为我们在百年以来构建了一个中国文化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少有的文明交流高地敦煌。在当代,诗人们来看敦煌,是带着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带着我们对敦煌的当代构建和古代想象来进行写作的,与古代是有大不同的。因此,当代诗歌中的敦煌书写呈现出富有地域、时代、文化的多元特征。
一、诗人身份多样,地域分布广泛
从中国诗歌中读到“敦煌”一词来看,它也跟散文的创作时间一样。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化,在19世纪初敦煌被国外考古探险家重新发现,从而震惊世界,成为世界倍受瞩目的文化宝藏。敦煌也因莫高窟突然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享誉全球。正因如此,敦煌便成为世界文化学者、艺术家以及佛教文化爱好者所多次踏足探寻的圣地,同样也吸引着许多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前往追梦,接触敦煌这一主题,成为书写对象。如果考察这些诗人,就会发现不仅有本土诗人,也有非本土诗人,他们的地域分布非常广泛,同时也有着多样的身份,是一次多元文化在敦煌的碰撞。
20世纪40年代,许多文人到敦煌考察,他们震撼于敦煌文化的博大之余,写下了许多诗歌。于右任、张大千、高一涵等人先后都到过敦煌,并写下了许多诗歌。于右任有《敦煌访古图》题画词、《敦煌记事诗八首》和《游榆林窟诗四首》,张大千有《别榆林窟》,高一涵有《瓜沙道中》。这一时期,西北名流水梓也写有《莫高窟中四绝》《敦煌道中》《渥洼池》等,三湘才子易君左写有《五色沙》。其中,于右任写下的《敦煌记事诗八首》影响较大:“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对敦煌莫高窟悲痛的历史和被中国学人所遗忘而大声疾呼。这些诗歌基本都是旧体诗,情感上多为感慨和赞叹敦煌壁画的绝美和风物景致,同时抒发对国宝遭劫的痛惜之情,也对莫高窟不为人所知而感慨万千。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时代的变化让诗歌创作的风向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诗歌写作大多歌颂新中国的成立,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自然也不是文艺创作的风向标,因而关于敦煌的诗歌写作不多见。笔者翻阅资料发现,最早以敦煌地名出现的是李季、闻捷的诗歌,其诗围绕当时的时代精神,感慨西北自然风光的同时,大力歌颂石油工人和建设者们,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闻捷在甘肃时期创作的组诗《河西走廊行》,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甘肃工作生活的足迹,称得上十分重要的篇章。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内处于大饥荒,在缺吃少穿的时期,诗人李瑛写的一组游玩河西走廊的诗进入大众视野,如《沙的传奇》《千佛洞》《敦煌的早晨》等,敦煌地名出现在诗中。如:“人说敦煌连早晨也是黄色的,黄的河水,黄的野云,黄的古堡;可为什么透过万里纱帐,我却看见:这早晨,湿湿的,青青的,有多么好!”在千佛洞他又转换视角写道:“也许曾有过夕照三危,映出一片神秘的启示;但千百年,何曾有天神佛祖,人民塑造的却是自己。”然后转向歌颂党:“党用电灯照亮了佛窟四壁。”在李季、闻捷、李瑛等早期写敦煌的诗里,都是歌颂自然改造社会的生产建设。莫高窟和三危山、鸣沙山都是他们旅游后附着于表面,匆匆歇脚后用一贯写作者的思维方式留下的注脚。因此,在新中国进入建设的特殊时期,被淹没在时代浪潮中的敦煌文化,并没有被这些外来的诗人所关注和重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响彻大江南北,敦煌学的艺术价值被一些历史学家发现,敦煌文化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同时,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敦煌题材文艺创作也进入艺术家们的视野,得到长足发展。80年代前后,正是文学的春天,每一个青年都怀有一个诗人的梦想,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的诗人,都以旅行者的身份来到敦煌,写出了一批描写敦煌题材的现代诗。例如唐祈的《敦煌组诗》,唐湜的《敦煌旅思》,李云鹏的《丝路采桑》,昌耀的《敦煌主题及其变奏》,高平的《敦煌秋》,蔡其矫的《敦煌莫高窟》《飞天之歌》,严阵的《敦煌的故事》,杨炼的《敦煌》,罗洛的《敦煌莫高窟》《敦煌一日》,海子的《敦煌》,牛汉的《三危山下一片梦境》,严辰的《敦煌引》,赵之洵的《唱给敦煌》,邹荻帆的《致戈壁》,杨炼的《敦煌》《飞天》,陈应松的《给弹琵琶者》,陈小奇的《敦煌梦》,邵燕祥的《河西走廊二首》,戴达奎的《敦煌,敦煌》等,篇目繁多,内容纷呈。这些诗在记述个人游览敦煌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敦煌壁画和自然风物的感受之外,抒发了对敦煌艺术的敬仰之情,为敦煌文化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而这个时期,身处敦煌周边的本土(以河西走廊为主)诗人们也不甘寂寞,随着众多涉及敦煌文化的关注,拿笔疾奋,为敦煌更深入进入大众视野写下了精彩的篇章。例如张子选的《西北偏北》《执命向西》,叶舟的《大敦煌》,阳飏的《题敦煌壁画》组诗,阿信的《敦煌二题》,马萧萧的《敦煌夜话》,方建荣的《敦煌时间》,孙江的《日暮阳关》,梁积林的《一路向西:敦煌》,苏黎的《大梦敦煌》,胡杨的《飞天》,倪长录的《阳关,痛饮残阳如血》,武强华和《敦煌小令》,徐兆宝的《向西,走近敦煌》,紫凌儿的《阳关,我的疆域》,孟杨的《敦煌怀古》,宗海的《天边的敦煌》,陈思侠的《敦煌九章》,刘恩友《西出阳关》,胡美英《风吹北海子》,殷雄《莫高窟怀想》等相关作品,把生活在敦煌的自我生活感悟体验融入字里行间,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林染的组诗《敦煌的月光》:“当那些/裸着双肩和胸脯的伎乐天/那些瀚海里的美人鱼/起伏的手臂摇动月光/我听见了她们的歌唱/银色的漠海情思澎湃/珊瑚形的红柳/一丛丛熊熊燃烧着/火焰是黑色的,浓黑色的/”以强烈的情绪,让那些舞动的伎乐天成为了瀚海里的美人鱼,在沙漠的海洋中,燃烧着诗人对敦煌的热爱。诗人杨炼以一首《飞天》表达自己的不安与无措:“我不是鸟,当天空急速地向后崩溃/一片黑色地海,我不是鱼/身影陷入某一瞬间,某一点/我飞翔,还是静止/超越,还是临终挣扎/升,或者降(同样轻盈的姿势)/朝千年之下,千年之上……没有方向,也似乎有一切方向/渴望朝四周激越,又退回这无情的宁静/苦苦漂泊,自足只是我的轮廓/千年以下,千年之上/我飞入鸟,到视线之外聆听之外/我坠如点,张着嘴,无声无息……”在面对精神的空虚无措时,只有敦煌才能给诗人心灵的安宁。
二、丰富的题材与多元文化的碰撞
打开地图,从河西走廊的方位可以看到敦煌位于其最西段,在古代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敦煌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的桥头堡。历史上的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镇,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是众多对外交往上的国际都会,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碰撞之地,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所以,敦煌独特的地理风光和多元的文化融合,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激发了诗人们创作的灵感。从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来看,既有写大漠边关和莫高窟的塑像艺术的,也有写佛教信仰和敦煌自然风景的,题材十分丰富,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也是多元的。
在中国古代,许多诗人都以敦煌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歌,其创作风格和题材广泛而丰富,表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有唐一朝,涌现出一批风格迥异的优秀诗人,如描写边地风光、讲述风起云涌的边塞战事的岑参、高适,诉说缠绵闺怨、民众家破人亡的韦庄等。还有大量的敦煌杂诗,主要是民间诗歌,反映的也多是民间生活习俗,有反映季候节气变化的,有家训诗,有反映婚丧嫁娶的诗等等,深受人民喜爱。同时,与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相结合的敦煌僧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成为敦煌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唐朝王维、李白、王昌龄等著名诗人都曾给这片神奇而瑰丽、雄浑且灵动的地域,留下传唱千古的诗篇。在当代也有许多诗人走近这座具有浓郁西部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继承诗人们表情达意的诗篇,将思绪穿越在月牙泉不老的传说和莫高窟灵动的飞天之间,表达着对敦煌的各种情结。从其作品的选材来看,主要有继承边塞诗特点依然抒发大漠风光的新边塞诗歌的,有抒发对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敬仰之情的,还有追寻故人遗址怀古凭吊的,以及游玩敦煌后对其独特地理风貌直抒胸臆的。
在当代文学中,诗歌也随着散文一同发展,而写敦煌的诗歌篇目繁多,但最突出的还是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因汉武帝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敦煌处在河西走廊最西段,是当时国家的边境所在,当代诗人到此自然回想往事、触景生情,写下大漠的铁骨柔情。例如马萧萧以游者的身份写下的《敦煌夜话》:“我们不谈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不提及阳关、玉门关、雅丹/不讨论:南方绿得令人作呕,/西北黄得令人震撼/亦不关心昨夜隔壁那一对金发碧眼/此刻正在哪个星球的绿洲上撒欢/一条党河,在一千米或两千米外/踌躇满志镀着凡尘的灯光/空气里千千万万微生物中,定然有几个/背包客,听到了我们的几分忧伤、几声呢喃/敦煌此刻,只有你我的/附属物:夜市、夜色、阳关中路/以及浩瀚银河之中裸泳的星汉。”本土诗人方建荣写下的《去阳关的路上》:“我和朋友/都不说话/高山流水的音乐回荡不已/我一直在寻找马//去阳光的路上/还看见峡谷里飘动的绿树梢/远处山坡上血色的乱坟岗/阳关也就不远了。”这些诗句就更能体现出诗歌透过接触历史寻梦怀古表现的自我情感,带有浓郁的边塞诗歌特点,写出了大漠的荒凉和孤寂。当然写边塞的不止这两位诗人,还有赵之洵的《唱吟敦煌》、邵燕祥的《河西走廊二首》、杨牧的《阳关》(外一首)、意得益的《西部诗稿》、孟杨的《敦煌怀古》、孙江的《日暮阳关》、倪长录的《阳关,痛饮残阳如血》、紫凌儿的《阳关,我的疆域》等等,都以大漠孤烟、残阳如血的色调写出了边塞的荒芜、古朴及对古人的思怀。
书写敦煌的当代诗歌中,还有一大批诗人带着满腔激情,朝圣般地前往敦煌莫高窟。例如昌耀《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里写道:“是温暖的黄昏。远远的/铜锣钹的响鸣忽忽与月光一起从沙山背后/浮出……谁们在那边款款奏着/铜锣钹呢?那么典雅而幽远,/像渔火盈盈……我拎着鞋袜,赤脚踏着流沙,/记起初临沙山时与我偕行的东洋学者/曾一再驻足频频流盼于系在路口白杨树下的/那两峰身披红袍的骆驼——/美如江边的楼船……然而,是谁们奏着铜锣钹呢?/我猜想此刻在月下的沙梁那边/一定有人如我似的拎着鞋袜/沉吟着,审听着,在恍惚中期待着……然而,那么富丽的,是谁们/在石窟那边款款奏着铜锣钹呢?”昌耀以敦煌为中心,以河西走廊广袤无垠的荒漠为意象,不断书写着敦煌厚重的历史文化,写出了历史沧桑下莫高窟的艺术飘香,让人敬仰。如叶舟的《敦煌短歌》,“石窟悲伤么?石窟的/悲伤已经熄灭,因为/鲜花和飞天在此出没”;如《确认》“从壁画上下来,就再也/没能回去”;再如《过关》《擦肩而过》《造册:三危山》等,都注入了大漠的苍凉和历史的沧桑变故,引发诗歌的无限怅惘,抒发对文化宝藏的敬仰之情。
敦煌作为西部旅游的文化圣地,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些行色匆匆的人流中,也有许多诗人挤入人潮中,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寄山水大漠的独特风景中,夹杂着想象,以个人的独特体验写了出来。如被称为天才诗人的海子在第一次到敦煌游历时,一口气写下《敦煌》《七月不远》《怅望祁连(之一)》《怅望祁连(之二)》等。在《敦煌》一诗中海子写道:“敦煌石窟像马肚子下/挂着一只只木桶/乳汁的声音滴破耳朵——/像远方草原上撕破的耳朵上/悬挂着花朵/敦煌是千年以前/起了大火的森林/在陌生的山谷/是最后的桑林我交换/食盐和粮食的地方/我筑下岩洞,在死亡之前,画上你/最后一个美男子的形象/为了一只母松鼠/为了一只母蜜蜂/为了让她们在春天再次怀孕。”很多年以来,海子的这种独特想象没有一个人能准确解读。以敦煌为中心,还有诗人高平的《敦煌记事》,赵兴高的《月牙泉》《阳关》,胡杨的《鸣沙山下》,梁积林的《敦煌的月牙》《月牙泉》,包文平的《大敦煌》《月牙泉》《鸣沙山》,陈思侠的《三危山》《雅丹》,武强华的《夜入沙洲》《夜宿鸣沙山下》,徐学的《身在河西》(组诗)等诗歌,用景点拟名,或直抒胸臆,表达对敦煌自然风光的感叹;或触景生情,想象丰富,把生命置身于历史事件,抒发生命过往的感慨。
三、浪漫与写实风格的交融
敦煌在河西走廊西端,地接四境,控扼三边,既是战略上的要冲之地,又是经济、文化交流重地,世界四大古文化都曾在这里播撒。敦煌地貌和气候多样,雪山、草原、湿地、绿洲、沙漠、戈壁共同构成了奇异的自然风光,再加上少数民族成分多元,经贸往来频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交融,宗教文化在这里衍变。所以,使敦煌文化备受关注,时常也能从当代诗歌的敦煌书写中读到许多耐人寻味的诗句。这些书写敦煌的诗歌,从美学角度来讲,有抒情性的,也有写实的。
诗歌是激情的产物,带有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因诗人们的不同经历、不同生命体验而有着各异的美学风格。作为甘肃本土诗人,叶舟的创作带有浓厚的西部情节,刚走上文学道路的叶舟正是以诗歌来表达他对西部大地质朴而浓烈的情感倾诉的,“敦煌想象”始终贯穿于诗人的成长历程。对他而言,探索生命的意义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在那荒凉的大漠中,他始终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月光下深刻的大鸟是一堆石窟。/门开启,雪线上之上的豹子仿佛主人。/九户人家,骑井而出。/辉煌的金身呀,是梦中的一块岛屿。/剩余之下的日子是草原之夜。一日有的传唱,好像船舱中的一次生育。”生命的圆满在大漠深处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他的灵魂随着抒情的虚构在个人的体验中预示着敦煌生命的壮丽。叶舟正是用诗歌接近了敦煌,以此表达个人在世俗社会的生存状况,并在敦煌的想象中以诗意翱翔于世俗的生活之中。
另一位土生土长的诗人胡杨写敦煌的诗歌非常多,这些诗歌以短诗为主,部分涉及敦煌宗教和文化,如《敦煌之光》《某个夜晚我走上壁画》,更多的诗则集中描写敦煌人的生活场景和自然风物,传达这块土地当下生活的现实感。《敦煌的春天》描写敦煌的春天,万物因爱情而慌乱,柳枝折断却忘记了制造羌笛的方法,“还有那叫作飞天的在天上飞的/少女/慌乱的衣袂/竟被闲适的人/看作是一种美”。此外,还有许多诗人把敦煌作为一种精神高地展开书写,这些描写敦煌的诗歌作品题材多样、艺术风格多元。如唐湜的《敦煌旅思》《月牙湖》,唐祈的《敦煌组诗》等,抒发对敦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的杂谈和对深厚的历史的仰慕。杨炼《敦煌组诗》的创作,是诗人寻找文化根基的文本原型,其中弥漫着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知识分子意识。诗人林染常年生活在酒泉,他的诗歌深深植根于西部这片广袤苍凉的土地上。在《敦煌的月光》《敦煌飞天歌》《跋涉者和敦煌》等诗歌中,诗人让自我的内在精神和敦煌莫高窟深厚的艺术文化发生了多层次的复调,在经过自我的西部生命体验内化之后,阐释出独特的诗歌美学。由此可见,当代诗歌创作除了创造了许多敦煌意象,莫高窟中的飞天让人联想到艺术的永恒,敦煌荒漠里高悬的月光让人感受到超越时间的孤独和荒凉。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敦煌在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象征与想象,无论是本土诗人还是外地诗人,都在一种宁静孤独的环境中写实抒情,寻找一种超越时空的平和安宁,在不断将个体性情感和现代性诗论融入西部博大深奥、豪放旷达的文化之中,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独属于敦煌的诗歌时代。
四、结语
当代诗歌中涉及敦煌题材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艺术与审美并重。由于敦煌文化土壤的滋养,敦煌诗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形式创新与文学表现方面都有所突破,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的盛世之景,到历代高僧大德艰难跋涉开凿莫高窟,再到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了诗人们极佳的创作题材和精神资源。独特的地域风貌为诗歌中的敦煌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战火纷飞的古战场、最后一片净土的宗教圣地,甚至荒凉孤寂的彼岸理想世界,这些都成为诗人们向往的精神归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诗人们,以敦煌为中心,创作出了风格各异的敦煌诗歌,正是他们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的诗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些不断的书写中,构建起了独属于敦煌的诗歌世界。
(原文发表于《丝绸之路》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徐兆宝,甘肃武威人,大学本科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甘肃省作协会员。在《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飞天》《中国诗歌流派》《中国校园文学》《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嘉峪关日报》《武威日报》《西凉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小说、评论500多篇(首),2015年被中国诗歌网评为“2014年度诗歌十大诗人”,获“黄河文学奖”、“雄关文艺奖”等多个奖项,有诗文入选《诗歌精选300首》《中国当代诗歌精华作品选》《中国当代诗人名录》等十多个文集。在《丝绸之路(西部文学研究)》《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现代妇女(理论版)》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诗集《守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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