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古称凉州,儒学文化底蕴深厚,文脉绵长。自汉武帝在武威设郡置县以来,通过移民实边等一系列措施,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及儒家思想文化逐步传入武威,儒家文化开始在武威传播、发展。从汉魏初兴到五凉积淀,从隋唐兴盛到明清巅峰,凉州儒学经过两千年的洗礼,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壹
两汉时期,在中原儒学长期传入凉州的过程中,凉州儒学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汉宣帝在位时(前74年-前48年),凉州刺史杜业被征召向官员讲授《仓颉》文字之学。《说文解字》序记载:“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凉州刺史杜业……亦能言之。”完善的地方官学体系是在汉代建立起来的,汉平帝元始三年(3)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从那时起凉州即设立官学。东汉建武元年(25),南阳名儒任延担任武威太守,创立学校,令官员子弟接受教育,武威郡从此“遂有儒雅之士。”《后汉书·任延传》记载:“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郡遂有儒雅之士。”公元25年,年仅7岁的汉宣帝玄孙刘般流落到了武威,他在武威“笃志修行,讲诵不怠”,一直坚持了八年。《后汉书·刘般传》记载:“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般虽尚少,而笃志修行,讲诵不怠。其母及诸舅,以为身寄绝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数以晓般,般犹不改其业。”由此,一心求学的刘般也成为了汉代武威儒学教育发达的见证者。此外,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在武威地区得以普及推广。在同一墓葬中发现的日忌木简中,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等文字,可知当时“文学弟子”较多,这里的“文学弟子”就是学官弟子。《仪礼》简及日忌木简的内容,反映了汉代武威地区儒学教育兴旺发达,儒学地位有所提高,儒家礼仪文化已逐渐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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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凉州地方官员普遍重视儒学。三国时期的太和二年 (228),魏明帝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建立学校,宣讲儒学,社会风尚大为改观。《三国志·徐邈传》记载:“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武威太守范粲也在城内建设学校,“选贤良,立学校,劝农桑。”魏嘉平年间(249―254),武威太守条茂重视教育,在灵渊池上建起学宫,作为读书讲学之处。这些措施,极大的推动了凉州儒学的发展。
五凉时期,统治者普遍敦崇儒学、优礼士人、倡导私学。前凉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张骏仿照西晋的国子学制度,设立了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在都城姑臧“立辟雍、明堂以行礼”,进一步完备儒家教育。张祚、张天锡统治时期,多次厚礼征聘有学之士,前凉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好学之风。南凉秃发利鹿孤“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西凉李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北凉沮渠蒙逊“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论谈经传。”。五凉各政权积极实施振兴文教的举措,对民间的学术文化活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以民间授学与著述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学术活动十分活跃,隐居乡里、传道授业的学者很多,代表人物有祈嘉、宋纤、郭瑀、刘昞等。由于五凉政权大力重视儒学教育,推行教化,提高了河西各地的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此,《魏书》称赞道:“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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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凉州官学、私学颇具规模,出现了儒风蔚然的景象。隋初,武威等地文风浓厚,凉州儒学的规模有所扩大。《旧唐书・李轨传》记载,武威人李轨“有机辩,颇窥书籍”。唐代完善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凉州儒学的发展。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下令全国各州县设孔子庙。当时的姑臧城是河西节度使治所,是名副其实的西北重镇和河西都会,以大诗人王维、岑参、高适等为代表的大量的文人学士驻留凉州,在此吟诗作赋,使凉州成了唐代边塞文化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凉州儒学的繁荣和发展,也孕育出了大诗人李益。《凉州词》风行天下,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王之涣、王翰笔下的《凉州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唐代武威籍进士有李益、段平仲两人,他们开启了凉州人通过科举考中进士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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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时期,统治者在各地建国学,授儒学。《西夏书事》记载:“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1144年,仁孝皇帝颁令州县设立学校、教授儒学,并奉孔子为文宣皇帝,令州郡立庙奉祀。1147年仿照中原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儒家思想成为西夏统治的主导思想。西凉府文教兴盛,蔚然成风,涌现出以权鼎雄、张政思、斡道冲、斡扎箦等为代表的凉州籍儒士。凉州人权鼎雄在西夏天庆七年(1200)举进士,授翰林学士。西夏乾定三年(1226),祖籍凉州的高智耀考中进士,担任西夏判官一职。《西夏书事》记载:“夏乾定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元代学者虞集在《道园学古录·西夏相斡公画像赞》中记载,西夏灭亡之后,斡道冲的后代重游凉州时,在西凉府文庙看到了其先祖斡道冲的画像,说明西夏时期武威就建有文庙,也足见西夏对儒学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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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期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激励了大量士子研习儒学。西凉府、永昌路设立州学、社学,延续了西夏时期崇尚儒学的风气。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评点元代西北子弟名家辈出的盛况:“元名臣……余阙,唐兀氏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文中的余阙,便是元代武威籍进士。任红敏在《舍弓马而事诗书——元代西北子弟的儒学认同》一文中论述道:“唐兀氏余阙,师从元代大儒吴澄的弟子张恒,学问广博,授徒讲学,汉族名士郭奎、王彝、胡翰、汪广洋、戴良均是其高足”,侧面反映出西凉府学风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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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凉州儒学进入鼎盛时期。明正统四年(1439)戍守凉州的兵部右侍郞徐晞倡导主持扩建了文庙、继续办起了儒学。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参政江东在凉州卫设立凉州书院,这也是武威地区书院的肇始。明代的李锐为凉州卫籍唯一考中的进士。清雍正二年(1724),凉州卫儒学改为凉州府儒学,扩大了规模,增加了生员,选拔贡生由两年一贡改为三年两贡。雍正四年(1726),创设武威县儒学,并在凉州城西南隅设立武威考院,成为武威、永昌、镇番(今民勤)、古浪、平番(今永登)考取生员(秀才)的场所。清乾隆四年(1739)维修考院,规模有大门三楹,鼓吹楼各一,二门一,东西角门一,大堂五楹,东西厢房各三。仪门一,二堂五楹,西箭厅三楹,东箭厅三楹。乾隆十年(1745年),增修东西号房各六。清代先后创建了成章书院、天梯书院、北溟书院、雍凉书院等,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右文之盛,前古罕闻”的盛况。这一时期,武威科第出身的人数众多,其中文进士共57人,举人、贡生层出不穷,可谓文风鼎盛,甲于秦陇。
除了文进士,在明清时期,凉州也涌现出了一批武进士。明代凉州卫、镇番卫武进士共4人,清代凉州府共考中武进士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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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文庙是两汉至明清凉州儒学发展的见证,也是千年文脉赓续传承的缩影和象征。历代创立、扩建、维修文庙的目的是守护儒学的精神家园。明正统四年(1439)《凉州卫儒学记碑》记载,“凉州,河西胜地,初尝有学,然废已久矣。”证明凉州在此之前曾设有学校,只不过由于战乱荒废已久,于是徐晞在此扩建文庙及儒学。民国年间有人就提出文庙建于前凉或西夏,如1938年《重修武威文庙碑记》载:“文庙创始何代,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洎读前凉载纪及西夏书事,称其崇儒术,国中大修孔子庙……并证诸父老传闻,谓肇建于前凉张氏及元昊割据时者近是。”1949年《重修文庙创建庙产碑记》也有“吾邑文庙,相传肇建于前凉张氏,或云为西夏时所建”的记载。这些碑刻,犹如一个个历史老人,亲身经历了文庙的创建及修缮经过,默默讲述着凉州儒学源远流长、历代不衰的故事。
武威文庙,是饱含岁月积淀的文化符号,是凉州文化凝聚力的重要载体。走进武威文庙,用脚步丈量这片流淌着历史印记的土地,瞻仰着历代文人墨客、先贤志士留下的劝学诗联,一股纯净浓郁的儒学之风扑面而来。穿越千年,耳边回荡的是古人的书声琅琅、笔墨交响,眼前展现的是一幅幅流动的文明画卷。绵延不断的凉州儒学,在中原儒学西进的历史余晖中,继续绽放辉煌与精彩。
作者简介:李元辉,甘肃武威人,大学本科学历,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独著或合著有《汗血宝马》《话说五凉》《天马长歌》《诗文话天马故里》《古诗词中的凉州》等,先后在《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等发表文史文章300篇,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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