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灵钧台是十六国时期建都于姑臧（今武威)的前凉张氏政权（301年-376年）修建的高台建筑。这座闻名西北的高台建筑因宏大的规模以及记载着前凉时期的政治、军事防御措施而被载入史册，并被后世文人所咏叹。高台建筑，是我国古代的建筑形式之一，其兴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当时“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建筑，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10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到魏晋时期，高台建筑仍在盛行。加上砖石的大量运用，使得建筑结构更加牢固，这时木构架建筑也很普遍，产生了像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那样宏伟的建筑。

（海藏寺内高台上所题“灵钧古台”）

　　而作为丝绸之路重镇、五凉故都的武威，其“台”文化建设也较为显赫。比较有名的有尹夫人台、东岳台、凤凰台、雷台等。其中，尤以前凉时张茂所筑的灵钧台最为著名。

　　灵钧台始建于大兴四年（321年），后又于太宁初年（323年）复筑，最终此台筑成。作为前凉达鼎盛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它的规模堪称河西高台之最。据记载，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推算灵钧台仅台基的高度约在15米以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灵钧台的修建，必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在张茂筑灵钧台之初，就曾遭到部下和民众的反对。《晋书·张茂传》对张茂这两次筑台记载较为详细。大兴四年（321年），张茂始筑灵钧台，由于武陵人阎曾及太府主薄马鲂劝阻而停筑。后太宁初年（323年），张茂复筑，又遭别驾吴绍劝谏，但由于张茂的一再坚持，最终此台筑成。

　　关于张茂筑灵钧台的用意，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据《晋书》卷八十六记载:太宁初年(323年)，张茂复筑灵钧台，又遭别驾吴绍的劝谏。对此，张茂回答道：“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夫重闭，亦达人之至戒也。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直以危机密发，虽有贲、育之勇，无所复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迍邅之世。”张茂兄张寔，为部下杀于“外寝”(按:古代宫室之制，外寝为君主办事场所)。分析张寔被杀的原因，除张寔的疏忽外，与危险的不可预知性有很大的关系。张茂于此时提出张寔的死，其修筑灵钧台的用意极为明显，应是出于安全、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   

　　张茂继位后，外有匈奴刘曜的进犯，内有张寔妻族贾摹的窥伺，这些内忧外患虽被逐一平息，但暗藏的危险，令人防不胜防。张茂与别驾吴绍的对话反映出张茂对于这些危险的担心，尤其是其兄张寔的突然被杀，令张茂认为即使有如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保护也可能无能为力。而居于高台，如遇危险，高台所具有的良好的军事防御作用，是可以起到避险之用。这应是张茂不顾反对，力主修筑灵钧台的重要原因。

　　另外，张茂将所筑之台命名为“灵钧台”，可能是将祭祀、观天文地理的灵台、钧台功用合二为一。古代灵台的实际作用是观天象，察氛祥，以知祸福，顺应民心天意，以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钧台，即祭天之台，其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危机重重之下，张茂也是希望通过对天地、神灵祖先的祭祀，使张氏家族得到神灵祖先的护佑。因为“灵”，神之精明者，虔诚的古人相信以“灵”为台名，是可以通过这座高台与神灵相通，并能以各种自然现象给人以暗示。顾颉刚在《台》一文中谈到“古代台用于政事者有多种作用，一望祥，练士卒，三备攻守”。可见，高台建筑有着丰富的用途。张茂筑灵钧台，应该也是将灵钧台赋予了多种功用，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就建筑而言，灵钧台应充分体现了前凉的建筑水平和工艺技术。古代高台建筑，除宏大的高台外，其台上一般都有木构建筑，称台榭。张茂初筑灵钧台时，太府马鲂谏曰:“今世难未夷，唯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323年，张茂复筑灵钧台，别驾吴绍也谏曰:“伏惟修城筑台，盖是惩既往之事，愚以为恩德未洽于近侍，虽处层楼，适所以疑诸下……”从马鲂“崇饰台榭”、吴绍“虽处层楼”句可知灵钧台上定有楼阁类建筑。但有关灵钧台台上建筑未见史书记载。继张茂之后，张骏继位，当时的姑臧城内已是楼台殿阁麟次栉比，议政有闲豫堂，迎宾有宾遐观，城内建筑飞檐斗拱，雄伟壮丽。张骏还于姑臧城南筑城，城中建谦光殿，上“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那么，张茂所筑的灵钧台上必定也是殿宇高阁，采绮装饰，不然也不会在建造之时先后两次遭到民众反对。东晋太元元年(376年)，随着前凉为前秦苻坚所灭，灵钧台逐渐淡出历史的视野。

　　此后，灵钧台便成为历代文人们的创作题材。乾隆时期曾任湖南长沙知府的武威人张翙有“姑洗云低塔，灵钧树拥台”、清初文人沈翔:“广泽断流寻潴野，荒台雕额指灵钧”、李铭汉有“灵钧台畔草萋萋，欲话前朝夕照低。”此外，民国时期曾任甘肃省政府秘书主任的王永清也留下了“六朝旧梦散如烟，闻说此台尚岿然”的诗句。

　　《大明一统志》、清初《重刊凉镇志·凉州卫》以及《大清一统志》等史籍中对灵钧台也多有记载，《大明一统志》:“灵钧台，在凉州卫治北，晋明帝太宁初张茂立姑臧时所筑，遗址尚存。”从中可知该台至明代以来在武威当地一直沿称“灵钧台”，多年来矗立于武威城北。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著于史册的高台建筑，自清初以来，有关灵钧台的台址问题却出现了争议。一说是位于武威城北的东岳台。乾隆年间撰修的《武威县志》有：“东岳台，城东北二里许，即灵钧台”。东岳台，其位置在今武威市城北第十陆军医院后。1952年文物普查时此台上还有塑像。1958年，台上庙宇被拆，经历年破坏，现已了无痕迹。另一说是位于武威城西北的海藏寺内高台。清初沈翔的《凉州怀古十首》诗后，沈翔曾自注:“海藏寺，即灵钧台，凉王张茂筑。”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海藏寺台下挖出一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安肃兵备使者摄甘凉道事延栋立的《晋筑灵钧台》碑碣，上书“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之古台”。此碑现还立于海藏寺内台上大殿前西侧，以示海藏寺内高台即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  

　　以上两种关于灵钧台遗址的说法中，以海藏寺内高台为灵钧台的说法在武威当地流传较广。一般来说，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文献记载，二是考古发现。历史上关于灵钧台台址的争论源于文献记载，但这些文献(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并不具备档案学意义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即使这些文献记载的内容真实可靠，其所记载的灵钧台也不能确定就是当年张茂建造的灵钧台。现存与东岳台有关的最早碑刻为《武威金石录》收录的康熙四年(1665年)《改建东岳台增创庙貌碑记》。据此碑记载，康熙年间，东岳庙由城内改建于此，因东岳庙立于台上，故台称东岳台。但碑文略有缺失，此台为旧址还是重建已不明。《凉州府志备考》收录有海藏寺碑刻多块，其中有明成化年间《钱璡张太监重修海藏寺碑记》，据碑中记载，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太监张睿曾主持对海藏寺进行过大规模扩建重修。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公(张睿)乃相其地之广狭、长短、倾斜之不齐者，尽买空地以补之，俾其方正平坦。……后殿五间，功德、护法二殿分列东西。廊房之间各以八，法堂五间，东西方丈间各十二，厢房各五。又其后筑方台高三丈，阔一十四丈，进深十三丈。上建重檐真武殿五间，前龙虎殿三间，左右梓潼、灵官二殿各六间……”这段文字中的“又其后筑方台……”明确说明了海藏寺内这座高台是在成化年间扩建海藏寺时新筑，并非前凉灵钧台旧址。经过测量，海藏寺内现存高台高9米，长宽各约50米，与《钱璡张太监重修海藏寺碑记》中记载的成化年间张睿扩建海藏寺时所筑高台数据基本相符。至于清初文人沈翔及光绪年间官员延栋将此台认定为灵钧台的依据今已不得而知。在文献记载出现问题时，考古发掘就成为历史问题的重要佐证。建国后，考古工作者曾在东岳台遗址发掘出一件玉雕卧羊，经鉴定，为前凉遗物。初步推断东岳台可能是一处与前凉有关的文化遗存。但遗憾的是，由于东岳台已被毁之殆尽，其是否为张茂所筑灵钧台遗址今已无从考证。

（东岳台遗址出土的前凉玉雕卧羊）

　　前凉灵钧台遗址依然成迷，但作为一种历史遗址，说它是凝固了一代代先民们发展的历史却是无可争议的。它是古城凉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见证，体现了古人对天文、地理、人文等方面的认识状态。当年的先民们在灵钧台上对天地神灵祖先祭祀、祈祷的背后，透露的是他们对理想人生、社会的向往以及对和平、对美好生活的祈盼。

　　今天，当我们偶然登上位于海藏寺的这处高台遗址。除了极目骋望，遥想当年繁华外，相信也会引发抚今追昔，怀古咏史的感叹。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洗蚀，海藏寺内这处高台已满目沧桑，孤独地静卧在衰草斜阳中。这时，灵钧台遗址之争似已不再重要，当年立《晋筑灵钧台》碑碣于此的光绪年间官员延栋，其依据虽已不知，但延栋将此台认定为张茂所筑灵钧台的背后，反映的不正是古人借登高望远、咏叹史实、怀念古迹、感慨兴衰、寄托哀思的一种爱国主义情怀吗？因此，保护、抢救、整理、研究先民们留下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此作为凉州文化教育基地的一部分，使人们认识到古代凉州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对当今五凉故都武威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