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名儒》序言：五凉时期的儒家文化
发布时间：2021-08-04
在甘肃西北部，有一片土地肥沃丰美，水量充沛的带状区域，它东起乌鞘岭，西抵星星峡，南依祁连山，北靠合黎山，全长约一千公里，宽度从几公里至二百公里不等。它整体形状如带，又位于黄河以西，被称为“河西走廊”。
这一片土地，拥有天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润下，环境适宜，地广民稀，水草丰富宜畜牧，素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之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也在此产生了交集。《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在古老的地理名著《禹贡》中，这块土地被划为“雍州”所辖。西汉元朔三年（前126），武帝“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改雍州曰凉州。在这片土地上，匈奴和汉曾经常年交战。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归汉后，他的部众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塞外，称为“五属国”。匈奴在失去河西时，曾有歌云：“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块匈奴故地空置后，汉朝“稍发徙民充实之”，在这块土地上设置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汉武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0231口，这些人口很多都是从内地迁徙而来。
在汉朝与匈奴战争防线上的边境要塞，吏员要处理上下往来的公文文书，要识字认数，因此《仓颉篇》《急就篇》《九九》等儒家教育的教材也随着进入凉州。如今分布在河西走廊上的各个烽燧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各种各类的文书，还有《论语》等儒家的经典。而那些从内地迁徙来此的人带来的，不仅有丰富的劳动力、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儒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活跃在凉州地区的士人，除了“外来避乱之儒英”——寓居凉州的内地学者，也已出现“本土世家之学术”。比如北地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人公孙昆邪，汉景帝时曾任典属国，吴楚七国之乱时曾参与平乱，著有阴阳学著作《公孙浑邪》15 篇。
两汉时期，这一片土地上的很多地方官员，文治武功上颇有建树，在《汉书》中也留下了美名，他们“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这片土地上，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东西人群、不同族群杂居，不同生活和文化在此地相互碰撞和交流；地方官员施政仁厚，儒家文化在此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
一、 两汉凉州的儒学文教
1957年7月，一个火热的日子，考古工作者在武威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汉墓群发掘了一座编号为6号的夫妻合葬汉墓，清理出了480枚木简，其中469枚为《仪礼》简，11枚为日忌、杂占木简。这一消息，惊动了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们派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前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武威出土的汉简。这一消息，也如同当时的天气一样，让学术界和社会对《仪礼》这部儒家经典的讨论火热起来。
那么，《仪礼》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礼制的汇编，共17篇，主要记载的是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可以说这部书是当时士人的礼仪行为准则和社交指南。
为何这一简册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随葬的469支《仪礼》简，共27298字，记载了《仪礼》17篇中的《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丧服》等篇。它的抄写时代可能在西汉中晚期，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老的写本。它们不是墓葬主人死后陪葬的明器，而是墓主人生前阅读、诵习的本子。简文用毛笔书写，虽然抄写的人不是当时的大学者、大书法家，但是字体波磔规范而又美观，线条劲健而又富弹性，笔法迅急而奔放，处处体现出自由稚拙的古雅隶韵。尤其珍贵的是，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和顺序，像这样完整的典籍简在出土汉简中极为少见。
其余的日忌木简中，有一支正面记载着：“□□□不乏蹇人 买席辟壬庚 河魁以祠家邦必扬”，背面记录着“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 六”，这里的“文学弟子”就是学官弟子之异称，与博士弟子名例相同。《仪礼》简册和其它陪葬品，透露出墓主人深通儒家礼经，有可能是西汉末期武威郡的学官。
1959年秋天，在磨嘴子18号汉墓内出土了一根松木彩绘鸠杖，这是汉代儒家尊老养老的实物，《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这根鸠杖上还系着10枚东汉明帝时期颁发的王杖诏书令木简。“王杖”特指君王赐给高龄老人的“鸠杖”，王杖简规定赐给满七十的老人王杖给以保护，可以出入衙门并行走驰道的旁道，有侵辱者罪同“大逆不道”。
1981年，又是在武威，新出土了“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书写时间为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左右，内容包括汉成帝发布的尊敬长老、抚恤鳏寡孤独废疾者和赐高年者王杖及处治吏民殴辱王杖主的诏令。王杖诏令简牍文书和木鸠杖实物的发现，说明汉代尊老养老、抚恤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诏令已在河西贯彻执行，儒学思想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在河西这块土地上生根、发展,并广为传播。
西汉末年，王莽败亡，隗嚣攻占陇西、武都、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郡县后，归顺更始帝；更始帝失败后，隗嚣逃回天水，三辅的耆老士大夫都逃奔到天水来归附隗嚣。隗嚣素来谦恭爱士，尽可能引见儒学名士。他任命精习《公羊春秋》《左氏传》的郑兴为祭酒，以精通《尚书》的杜林为治书侍御史。章武侯窦广国的七世孙窦融在更始帝刘玄死后，被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据西北自保。刘秀称帝后，窦融归汉，被加授凉州牧。他平定隗嚣、保据河西后，安抚并结交当地的雄杰之士，招徕羌人，初步稳定了河西局势。于是附近的羌人都“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窦融重视儒士，“以儒学显”的河内怀人蔡茂、能诗会文的冯翊云阳人王隆、“性沉重好古”的班彪等人都被他委以重任，出谋划策。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梁统，在窦融时期历任酒泉、武威太守，后随窦融归顺刘秀。他的儿子梁松“博通经书, 明习故事, 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 常与论议, 宠幸莫比”，主持东汉初期朝廷制礼。另一个儿子梁竦“少习《孟氏易》, 弱冠能教授”，“闭门自养, 以经籍为娱”。
东汉时期，凉州不少地方行政长官，也积极举办官学，推动儒学教育。建武（25-56年）初年，新任武威太守任延，“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河西官学由此恢复和发展起来。建武中任武威太守的廉范，早年曾“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在任职期间，“随俗化导，各得治宜”，这些饱学之士对于儒家文化在河西的迅速传播，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72年，武威磨嘴子49号东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毛笔、砚、漆骊冠和木印。漆骊冠即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是儒者的服装。木印正面刻有“森（？）私印”、背面刻有“臣森”。墓主人的身份，有可能是东汉中期（顺帝、冲帝、质帝）具有儒者性质的官吏，这也揭示出河西地区儒学的推广甚至普及情况。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百余年间，整个中原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频繁的战乱，致使黎民众生颠沛流离，大多数文士流亡逃遁，或“柴门灌园，琴书自适”，或废业放诞，“不与当世交通”。曹魏正始（240—249年）年间，“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战乱也使典籍惨遭浩劫，或散佚殆尽，或毁于兵燹。史载：“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在文士流亡、图书遭到浩劫之时，学校教育也举步维艰。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经汉末大乱之后，也已废弃。太学如此，州、郡、县学的境况更是不忍言说。《三国志·王隶传》注引鱼豢《魏略》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
直到曹魏黄初元年之后，魏文帝下诏重整太学，“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才又重新开始，逐渐有“弟子数百人”的规模。到太和、青龙年间，太学的规模增大，“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
从魏文帝时期（220-226年）开始，凉州刺史和各郡太守也重视河西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如张既、徐邈、苏则、仓慈、毌丘兴、范粲、范茂等。他们兴修水利、鼓励农耕、招徕流民、兴办官学、安抚羌胡、保护商旅，至魏明帝时期（227-239年），已出现“家家丰足, 仓库盈溢”的局面。魏嘉平（249-253年）年间，郡官还在凉州城西“起学馆，筑双阙”。
西晋（265-317年）初，也十分尊奉儒学，政府重振太学、大兴文教，刊刻于西晋年间的《辟雍碑》记载：“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长。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以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中原及北方各地又处于严重的动荡不安中，“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二、五凉政权的更迭兴衰
西晋末年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引起的中国社会动荡，最终将中国历史的车轮引入东晋（317-420年）十六国的大分裂时代。当时，先后有十多个政权在北方及巴蜀裂土分治，号为华夏正统所在的东晋则偏安东南。在地处河西走廊的凉州地区，也先后或同时建立了五个地方性政权，它们分别是：安定乌氏人张寔建立的前凉（317-376年，都姑臧），略阳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386-403年，都姑臧），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397-439年，都张掖、姑臧），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397-414年，都乐都、西平、姑臧），陇西成纪人李暠建立的西凉（400—421年，都敦煌、酒泉）。
前凉奠基者张轨（255-314年），“安定乌氏人，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孙也。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与西晋大儒皇甫谧关系极好，经常与当时的中书监张华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而获器重。张轨看到时势多艰难，便有图谋河西之心，请求朝廷让他担任凉州刺史。晋惠帝永宁初（301年），张轨终于如愿以偿，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笼络索氏、李氏、曹氏、张氏、阎氏等凉州著姓，“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内抚遗黎，外攘逋寇”，奉晋正朔，征召九郡贵族子弟五百人，建立学校，开始设置崇文祭酒，春秋两季实行以射选士的礼仪。这时候的凉州，在张轨的治理下，成为当时中国北部较为安定的地区。西晋灭亡前夜，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曾称赞张轨德行气量不凡，并预言，“天下将乱，避难之所唯有凉州而已。”张轨又在姑臧西北置武兴郡，分西平（今青海西宁）郡界置晋兴郡，来安置流民。他又下令流通五铢钱，通行境内。314年张轨病死，长子张寔（271-320年）继任，晋愍帝司马邺任命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西晋灭亡后，从317年起，张氏世守凉州，长期使用晋愍帝的建兴年号，虽名晋臣，实为割据政权，史称前凉。张骏（307-406年）、张重华（327-353年）父子统治时，前凉达于极盛，它的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内地流亡人民相继来到这里，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相较于战乱的中原大地，凉州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凉州成为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的一个区域，由于凉州独特的地理优势，它也是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一个重要地区。在前凉的统治期间，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说：“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移民流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难者，略胜一筹。故讬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353年，统治者张重华死后，张氏宗室内乱不绝，凉州大姓也起兵反抗。376年，前秦主苻坚（338-385年）以步骑十三万大举进攻，在内乱外侵的双重打压下，前凉难逃覆灭的厄运，张天锡（346-406年）被迫出降，前凉亡。
后凉政权建立者吕光（338-400年），略阳氐人。原为前秦苻坚的大将，战功卓著，受命率军降服西域。383年，前秦因为淝水之战战败，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吕光回军杀凉州刺史梁熙，占领凉州。386年，吕光得知前秦的国主苻坚被姚苌所杀，便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建年号为太安。396年他自称天王，国号大凉，都姑臧，史称后凉。后凉初建时，国势颇盛。但立国不久，境内各族纷纷起来反抗，400年吕光病死，太子吕绍继位，之后吕光的庶长子吕纂谋害吕绍后自立为王。401年，吕光的弟弟吕宝之子吕隆又杀吕纂自立。后凉此时国内诸子争立，互相杀夺，百姓饥馑流亡，死亡大半。而外部，四周的南凉、北凉不断侵逼国境，后凉势力逐渐衰弱，吕隆内外交困，不得不在403年七月投降于后秦主姚兴，后凉于是覆亡。
南凉政权由河西鲜卑贵族秃发乌孤（？-399年）所建。秃发即“拓跋”的异译。汉魏之际，拓跋氏的一支由酋长统率，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在此居住约两个世纪，部众渐盛，除畜牧业外，兼事农业。至秃发乌孤时期，以廉川堡（今青海民和西北）为中心，势力不断发展。刚开始附属于后凉吕光，397年秃发乌孤与后凉决裂，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史称南凉。次年改称武威王。399年，迁都于乐都。八月乌孤死，弟利鹿孤继立，徙都西平（今青海西宁）。401年，改称河西王。402年，利鹿孤死，弟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404年，因后秦强盛，秃发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灭后凉，因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不便控制，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于是傉檀入镇姑臧。408年，傉檀与姚兴决裂，复称凉王。414年，傉檀铤而走险，率七千骑西掠吐谷浑乙弗部，西秦乘机袭取乐都。七月，傉檀降于西秦，南凉亡。秃发利鹿孤当政时也曾设立学校，置博士祭酒，教导贵族大臣子弟。
397年，卢水胡首领沮渠蒙逊、沮渠男成等反叛后凉，拥立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其政权史称北凉。段业，“京兆人也。博涉史传，有尺牍之才，为杜进记室，从征塞表。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谶记、巫觋、征祥。”四年后，沮渠蒙逊等杀段业，自任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蒙逊虽是匈奴支脉卢水胡人，却重视儒学、优礼士人。他本人“博涉群史，颇晓天文”。421年，蒙逊灭西凉，取得酒泉、敦煌，据有河西走廊。433年4月，蒙逊死后，他的儿子牧犍（亦作茂虔）继位。439年，北魏大军围攻姑臧，牧犍出降，北凉灭亡。蒙逊的弟弟无讳等率残余势力西走，后立国于高昌，460年为柔然所灭。北凉不仅重视儒学教育，又大兴佛教，译经造像。还不时与刘宋互通使节，使河西与江南的文化交流得以继续保持。北魏灭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户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东迁的学者，如索敞、常爽等，对北魏的文化有重大影响。
西凉政权创建者李暠（351—417年），出身陇西大姓，“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后凉主吕光时，段业于397年在张掖自称凉州牧、建康公，以李暠为效谷县令，迁敦煌太守。400年，李暠自任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发兵攻下玉门以西诸城，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他安抚境内，敦劝稼穑，建立学校；以宋繇为谋主，逝世前又命宋繇为顾命大臣，辅佐世子李歆（？-420年，字士业），将西凉军国大事均托付宋繇。李歆继位以后，经常与北凉交战。420年，李歆闻沮渠蒙逊南伐南凉，率军往攻北凉都城张掖，途中被沮渠蒙逊打败。蒙逊击杀李歆，进占酒泉。同年九月，李歆弟弟李恂据敦煌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421年3月，蒙逊攻破敦煌，李恂自杀，西凉灭亡。
虽然五凉政权的统治时间都不长，但因它们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并没有受到大规模战乱的影响，一大批中原学者为躲避中原战乱而流寓于凉州，与本土士人共同传习学业，在3至5世纪整个社会因战乱而致使文化教育事业陷入衰落时，河西境内的军事争夺逐渐平息，社会安定，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而且，各政权创立者独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有的原本就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重视发扬和传承他们自己的家学文化。五凉的统治者中，前凉张轨出身于孝廉世家，“以儒学显”，“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与当时著名学者皇甫谧、挚虞、张华等以学问相过从，备受张华等赏识，“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其子张寔也“学尚明察，敬贤爱士”，以秀才察举为郎中。
西凉主李暠与父亲李昶都是学术造诣很深的知识分子，李昶曾官居“世子侍讲”，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著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
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北凉沮渠蒙逊，虽分别生于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于弓马战阵，但都受到儒家文化不同程度的熏染和影响，钦慕华风，倾身儒雅。其中，沮渠蒙逊尤为突出，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与沮渠蒙逊相比，吕光、秃发乌孤在儒学教育上稍有逊色，然而他们身边常常有一批汉族士人为他们经邦论道。秃发傉檀“有才略”，纳史暠之言，“建学校，开痒序”；从宗敞之谋，“农战并修，文教兼设”。
陈寅恪先生曾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此沦替。”
正是在五凉政权及其统治者积极推动下，产生了官学推广、私学师承与集体传授等多种儒学教育方式，使河西地区文人能够“业其所学，展其所长”，并形成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儒学繁盛的局面。
三、五凉的崇儒重教
当北方普遍出现“学业沉陨”时，前凉政权的奠基者张轨却将兴教立学作为治理凉州的头等大事，开启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重视文教之风。西晋末期，京都长安残破后，“中州避难来（河西）者日月相继”，中原士、民避乱到了凉州,受到凉州刺史张轨的妥善安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张轨在治理凉州时，兴立学校，设置崇文祭酒一职，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祭酒”，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礼食必祭先，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古代贵族士大夫宴饮，必推一位年长德高者举杯先祭，称为祭酒，后来逐渐演化为官名。西汉时置六经祭酒，官秩上卿；东汉置博士祭酒，官秩为六百石，为五经博士之首。崇文祭酒，又称崇文祭酒从事史，根据西晋的制度，只是掌管图籍和文教的佐官。而“别驾”，虽也是州刺史的佐官，但是州府中总理众务之官。顾名思义，他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所以称为“别驾”。别驾，在州佐官中地位很高，东晋庾亮在回复答郭逊的书信中，就强调“别驾……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到东晋、南北朝，别驾所乘之车，规格近似刺史座车。而张轨把崇文祭酒的职位等同于别驾，对崇文祭酒的重视显而易见。
在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又不遗余力地网罗、延聘人才，下令各郡县详细察问凉州自建州以来高洁纯正遗弃富贵而退隐世外保持节操的人；“高才硕学，著述经史”的人；为国为君临危不惧杀身殉义的人；忠心进谏而获罪的人；交涉应对随机行事不畏祸患的人；英勇机智为社会排忧解难的人，搜集他们的详细情况，用文书呈报州府，以备选拔擢用。这样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察举征辟相结合，既鼓励了士人，又提倡了尚学风气，凉州文化逐步繁荣。同时，张轨也获得了“著德遐域”“西河著德”等美称，受到中原和凉州各界人士的尊崇。
在张骏当政时，前凉的学校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备。张骏因“勤修庶政，总御文武”，成为“远近嘉咏”的“积贤君”。他“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将学校和教育进行了全面升级。西晋武帝曾在咸宁四年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张骏仿照了西晋的国子学制度，于339年设立了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另外，张骏也遵照儒家治国之礼，在张轨行乡射之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儒家教育，在都城姑臧“立辟雍、明堂以行礼”。所谓“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西周时期，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了学宫，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最为尊崇，故统称之“辟雍”。辟雍是专门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之成为君子的地方；也是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的地方。而“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重要场所，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配祀祖宗、选士养老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张骏仿照西晋的制度，建立辟雍、明堂这样的重要建筑物，昭示着将行礼乐、宣德化的儒家统治。
自前凉张轨实施儒学教育、并奠定其基础始，南凉、西凉、北凉也各按其国情和政治要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南凉的秃发利鹿孤很长时期重武轻文，“取士拔才必先弓马”，辅佐他的祠部郎中史暠劝谏他说，古代的贤明君王，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保全自己的军队，将攻破别国放在次要地位。现在您不以绥宁为首要事务，反而只注意迁徙战败的部族，但是人们都注重安土重迁，那些被迁徙的部族多有离叛，这就是为什么斩將克城但国土没有增加的原因。如今您取士拔才，必先弓马，而认为文章学艺是没有用的，这样做是不能长久的。在听到史暠以孔子所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告诫后，秃发利鹿孤很快明白了倡明风俗、引进贤彦的关键在于“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于是马上“以田玄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敦胄子。”之后，秃发利鹿孤注意延耆老、访政治，实行文治，依“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王道成规，从安抚民心、选拔人才、振兴教育等方面入手，治理国家。《晋书》赞叹南凉兴办教育之事，“秃发利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所以，后来宗敞才会对秃发傉檀发出“凉州虽弊，形胜之地，道由人弘”的感慨。
西凉李暠亲身率导，敦励学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书史穿落者，亲身补治”，训诫诸子要“退朝之后，念观典籍”；他也曾“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并创作诗赋数十篇，包括《槐树赋》《大酒容赋》《述志赋》等。他不仅下令建造“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鼓励臣民忠孝贞烈，还下令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辟雍是周天子所设立的，而“泮宫”则是古代诸侯所设的学宫，同时也是按时举行祭祀、庆功等多种礼乐活动的场所。李暠还设立秀孝之科，重视从儒生中选拔士人，西凉李氏由此也培养了大批儒学精英。
北凉的崇学之风更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常常率群臣“谈论经传”，并“图列古圣贤之像”。在北魏灭北凉之后，大批的儒学之士都进入中原，为汉魏儒家文化在中原大地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凉儒学在汉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的作用也因此超越了地域的意义。
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完善，为五凉执政者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人才，在帮助各政权实施文治的同时，由于崇儒重教，也促进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的兴盛。河西地区不仅有官学，大儒们还私人传授弟子。前凉后期民间私人传授之风颇为盛行。有名的儒士，如本书的主角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荷“弟子著录千余人”，祈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他们讲学授徒，个人门下弟子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在这种私人传授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在姑臧任职的官吏，在郡县为官的守令，也纷纷拜师求学，“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 。儒学名士也各有专精，如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祈嘉，“依《孝经》作《二九神经》”。
陈寅恪先生曾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及，“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大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事业。”在他看来，河西地区能历经社会长久动乱而能保存传承汉代中原学术的原因，关键在于“家世”及“地域”。因避祸而流寓到凉州的中原人，被张轨安置在姑臧城西的武兴郡。大多数士人留在姑臧城，被前凉等政权起用为官吏。这些士人大都学术底蕴深厚，来到凉州后，将家学保留了下来。如西晋冯翊太守陈留江琼，善书法和训诂，永嘉大乱时弃官投奔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学。到江强一代，北魏平北凉后，内徙至平城，上书法体例三十余种，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此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其子江绍兴，在北魏时掌国史二十余年。到江式时，其家族学术已传延七世。江氏家学使在中原几无传承的古书体得以保存，后又经北魏回输到中原。杜耽，原籍京兆杜陵，父亲是西晋名臣、著有《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的杜预，他的家族世治春秋经。自杜耽避地河西，在前凉张氏政权入仕，“世业相承，不殒其旧”。
五凉政权，尤其是前凉和北凉，不仅重视儒家教育，他们还积极寻求与外界的交流。张寔继位以后，前凉还专门遣使往西都长安奉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北凉在与刘宋的交通往来中，遣使求儒学书籍。宋元嘉三年(426年), “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宋太祖都一一赐予。
重视儒家教育、儒学风气转盛的结果必然是地域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繁荣。所以，《魏书》称赞，“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四、五凉政权对儒士的优礼
五凉时期，各政权的执政者大多对儒士以礼致之，不论这些儒士在朝或在野，也不管他们是世居凉州还是来自中原，都想方设法量才擢用，并且给予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政治殊荣。
江琼、程骏、常爽、杜骥、裴頠及其家族子弟“避地河西”期间，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张轨及其他统治者的礼遇。《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索绥在前凉主张骏时开始编修《凉春秋》，共五十卷，便“以著述之功”，封索绥为平乐亭侯。胡三省盛赞：“永嘉之乱，中州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本书的主人公宋纤、祈嘉、索袭、索紞、索绥、郭荷、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刘昞、阚骃、赵柔、索敞、阴仲达、张斌、常爽等，他们或在朝，或在野，都受到了不同的礼遇。如宋繇“西奔李暠，历位通显”，“沮渠蒙逊平酒泉，于室得书数千卷，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委托之”。
南凉的秃发乌孤网罗了秦州、雍州等地的世家大族、豪杰俊才以及儒家知识分子，都给他们显赫的政治地位，并委以重任，史载秃发乌孤“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幸，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曲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即使即位之初视“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的南凉之主秃发利鹿孤，也曾对群臣说：“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这样的言语十分诚挚地表露出他招贤纳士的态度。杨桓原是后凉官员，401年被南凉俘虏，受到秃发利鹿孤的礼遇，任职左司马。当时秃发利鹿孤仍向后秦姚兴称臣，姚兴听说杨桓德高望重，一纸诏令，将其强行征调到长安。秃发利鹿孤依依不舍，在城东为杨桓饯行。临别之际，秃发利鹿孤竟然为之流泪不止。
李暠执政西凉后，广开言路，重视儒学，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积极振兴文化教育。李暠还亲自写下“诫子书”，教育子孙后代，要求诸子处世要谦恭谨慎，勤勉好学，品德高尚，不要作威作福；为政要公正廉明，要减免赋税，抚恤伤残，要广泛征求下属的意见建议，从善如流，要学会挑选人才等等，将儒家修身治国思想同西凉政治相结合。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了西凉时期的《秀才对策文》，其内容便是关于西凉建初四年秀才的对策。对策文书虽然残损严重，不过，从臣谘、马骘的对策来看，这次策试秀才共有五道试题，涉及到古今异治、夫妇之道、文字演化、天文历法、历史成败。臣谘、马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答策，臣谘对策中引用很多《孝经》《诗经》《周易·系辞》《春秋》这类儒家经典，阐述了儒家的治国、齐家及对待历史的理念。马骘策论中引用较多的是《老子》《周易》等道家典籍。这份文书留下了那时秀才进行考试的原始材料，具体生动地再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秀才们接受君王亲自策试时的场面。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写本《敦煌廿咏》里，还保留着一首歌颂李暠的诗歌：“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古，英威镇一方。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旁。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北凉玄始六年(417年), 沮渠蒙逊在姑臧“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他经常在堂内与群臣说论儒家经传。沮渠蒙逊之对待硕学通儒,敬重有加,委以重任，如敦煌人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当沮渠蒙逊攻克姑臧时,便擢拜他为中书侍郎,并委以机密之任。金城人宋钦,幼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沮渠蒙逊任命他为中书郎,世子洗马。有“宿读”大名的阚骃也受到沮渠蒙逊的器重，常侍蒙逊左右，经常以前朝或当今的政治损益来辅佐蒙逊。最为世人称道是沮渠蒙逊对待宋繇和刘昞的态度，宋繇在西凉时，“历位通显。家无余财，雅好儒学”，沮渠蒙逊灭西凉平酒泉，在宋繇家中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感叹，“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于是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郞中，委以铨衡之任。”河西大儒刘昞隐居酒泉，著作丰硕。蒙逊平酒泉后，任命刘昞为秘书郞，专管注记。还在西苑建造陆沉观，亲自去拜请学问，月致羊酒。这些通儒硕学在北凉沮渠蒙逊政权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五凉儒家文化的特征和影响
五凉时期，儒释道三种思想在河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交汇，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儒学尤其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五凉时期的儒学，还保留了东汉以来的一些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谶纬之学在河西儒学中还占有一席之地。谶纬学是东汉儒学的一个重要支派。纬书本是西汉儒生依托儒学经典，杂糅《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学、天人感应说而编纂的一系列著作。西汉后期，谶、纬合流，形成大量谶纬文献，至东汉臻于鼎盛，被认为是经学中的内学秘经，成为当时儒学的时尚。我们从《晋书·隐逸传》《艺术传》的记载，可以看到两晋时期，“凉州学者仍如其先辈多治神仙谶纬之学、礼制典章之学、阴阳律历之学等汉学”。凉州的谶纬学在安定皇甫氏和敦煌索、氾等几大家族中持续传承。如西晋时凉州大儒索靖，在谶纬学上多有造诣，撰著了《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敦煌氾氏在东汉时曾从令狐氏学习谶纬学，到了西晋，氾祎师事司空索靖，通三《礼》、三《传》、二《易》、《河图》《洛书》，玄明究筭历。本书中的硕德名儒索袭也“游思于阴阳之术”；通儒索紞“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大师常爽也“明习纬候”。
五凉有名的儒家学者大多还受到玄学的影响，如本书中的郭瑀便是一位“口咏黄老”的人物，程骏对老庄之学诚心倾服。前凉末主张天锡也是位在玄学方面有素养的人物，《世说新语•言语篇》记录他与东晋名流王坦之对答如流，俨然为《老》《庄》《易》“三玄”的行家里手。西凉李暠治国思想前期以儒学为主，后来逐渐重视玄学思想。建初元年（405年），李暠遣使东晋上表说：“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所谓“玄风”，便是指天子清静无为的教化。他向东晋表达了忠义款诚，想要使东晋皇帝清静无为的教化传达到西凉乃至九州。李暠还在《述志赋》中回顾自己年少时潜心学习上古以来的典籍，反复钻研礼书，崇尚儒家经典；为官后，却羡慕庄子的旷达，不为礼法所屈；尊崇渔父的持守其真，而不“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赞同隐者长沮、桀溺与其从政不如避世的选择。到李暠晚年，发出了“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的感叹，在历经艰险之后，终归“虚无玄元”的道家情怀。学术和国家治理互为影响，李暠后来治国兼综儒玄，刘昞学综儒玄，注记《周易》《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周易》为“三玄”之一，《文物志》为品鉴人物才行的玄学著作，《黄石公三略》为道家兵书。后来沮渠蒙逊称他为“玄虚先生”。
五凉时期，佛教已在河西传播，前凉、北凉等国君都极为推崇佛教，在姑臧开辟了佛经的译场。儒学、玄学、佛学相互交叉影响，这种情形跟江南东晋王朝的学术背景十分相似。
在这种兼容并包的学风下，五凉政权的儒士们著述十分丰富。在《晋书》《十六国春秋》以及其他典籍中，据不完全统计，有记载的前凉学者9人有多种著作，分别是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宋纤《论语注》、郭瑀《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祁嘉《二九神经》、阴澹《魏纪》十二卷、张咨《凉记》八卷、索晖《凉书》、索绥《凉国春秋》五十卷、刘庆《凉记》十二卷。后凉学者2人、2种著作，分别是段龟龙《凉记》十卷；张资《凉记》十卷。南凉学者郭韶《托跋凉录》十卷。西凉、北凉学者4人、17种著作，分别是刘昞《（三史）略记》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十卷、《方言》三卷、《周易注》、《韩子注》、《人物志注》、《黄石公三略注》，赵（匪文）《河西甲寅元历》一卷、《甲寅元历序》一卷、《七曜历数算经》一卷、《阴阳历术》一卷、《赵（匪文）算经》一卷；阚骃《十三州志》十卷、《王朗易传注》；宗钦《蒙逊记》十卷、《凉书》十卷。另外还有一些没有留下著者的作品。在这些著作中，史学类的书籍13种，占的比重最大；经学类2种；天文历算类5种；地理类1种；兵家类1种；不明类别者1种(《二九神经》)。我们这本书中的五凉名儒，如宋纤、郭瑀、祈嘉、索绥、刘昞、阚骃等，各有所专攻，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著述。
五凉的儒学不仅在凉州一地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且还东传至刘宋、北魏，影响到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北凉的儒学典籍在正史记载中第一次东传至江南王朝，是在刘宋元嘉十四年(即沮渠牧键义和五年、437年)，《宋书》记载：沮渠牧键向南朝的刘宋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匪文）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北凉呈献给刘宋王朝的154卷典籍,包括经学、史学、地理、文字学、天文、历法、算学等各个方面。河西政权这样大规模地向江南政权进献图书的事例,在北方十六国时代乃至其后的北朝时期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可以说得上是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东传。
五凉时期，凉州本土学者也是灿若群星，特别是各大“河西著姓”，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中坚，也是文化学术界的英才。如本书中主人公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刘昞、阚骃、赵柔、索敞、阴仲达等，都对恢弘河西儒学有重要贡献。北魏太延五年(439),魏军破姑臧,沮渠牧犍降,北凉亡。《魏书·世祖纪》中记载：“(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在这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中, 本书中的敦煌索敞、张湛、阚骃,武威阴兴、段承根,金城赵柔、宗钦,流寓到河西的广平程骏、程弘，河内常爽等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赫然在列。姑臧平定后，北魏乐平王拓跋丕镇凉州，以阚骃为从事中郞。太武帝夙闻刘昞大名，拜刘昞为乐平王从事中郞。常爽入魏后,在魏都平城开馆授徒,为北魏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江强入魏后,献经史诸子千余卷,拜中书博士。其子江绍兴,在北魏掌国史二十余年。其孙江式,精于古史，功于书法，著有《古今文字》四十卷；在北魏迁都洛阳后，连洛京各宫门上的匾题等，也交由他书写。阴仲达、段承根等人,均以文学才识知名，才堪著述,入魏后，崔浩说他“二人俱凉土才华”，因此，令“同修国史”。《魏书·儒林传》一共有12人的传记，除3人为安定人，2人为金城人外（二地均在今甘肃境内），余7人中5人为敦煌人，2人为武威人，在这一卷的结尾，史臣称赞以上凉州名儒“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
北魏灭北凉后，河西文化随着大批的儒家名士到了北魏,是河西儒学第二次大规模东传，推进了北魏拓跋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进程，对后来中原的文化复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便说：“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直到隋唐大一统时期，河西文化成为隋唐文化制度的重要一源，这便是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所指出的：“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一支派。”
五凉时期，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一样，凉州地区得以“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荟萃于凉州的名儒们，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又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如今，徜徉于武威文庙，古柏青槐，遮天蔽日，清静幽雅，别有洞天，文昌宫桂籍殿中“辉增四垣”“文明长昼”“聚精扬纪”“辉腾七曲”“云汉天章”匾额，都在一一讲述着名儒们的风采……
作者简介：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访问学者，韩国庆北大学人文学院人文韩国项目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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